1854年10月1日，太平天国解除“别男行女行”制，准许夫妻同居，男女可以婚配。（读者想了解太平天国如何实行“别男行女行”制，请阅读本人发在腾讯《大家》上的文章《只许大哥淫乱，不许小弟同房——偷窥江湖13》）
对此事件，李圭在《金陵兵事汇略》里有详细记载：
“先是伪天官丞相曾水源以往芜湖误期，削伪职。其弟怨悔逸去。东贼怒，疑水源使其弟通官军，而于中主谋，以五马分其尸。因谓贼众曰：‘新附者屡叛，固无足怪，何与我同起粤西者，亦复潜逃，岂我待水源恩不存欤？’众曰：‘昔在金田永安时，天父曾许至金陵小天堂，男女团聚。乃至此已三年，众仍无家，咸谓天父诳人，故皆思去，恐将来益不可遏耳目。’……俄尔东贼佯作天父下凡状，谓蒙天父恩许，男女得配偶，设伪媒官，男一女一。凡积功为丞相者，得配女十二人，伪国宗得配女六人，他伪官依次递减，无职者亦配一人，原有妇者许归其室。令伪巡查查女馆，自十五岁以上至五十岁者开列年貌注册，以候选择。凡男贼求配，报名媒所，令伪媒官掣签，系某女子在某馆某军某百长名下，持签至馆索出，挟置之轿。”（谢兴尧《太平天国史事别录》，北京修绠堂，1951年版）
太平天国这一套婚配制度叫“合挥”，“合”是结合之意，“挥”是凭证的意思。也有说“合挥”是太平天国的结婚证书，上面写有男女双方的姓名、年龄、籍贯，男的还写有本人的职位、入营年月和地址。女的名字上写有“配妻”二字。由于合挥上面印有龙凤图案，民间又叫“龙凤批”。拿到“合挥”、“批条”才算合法夫妻，没有合挥就同居，视为触犯天条，斩首不赦。谢绥之在《血丛钞》中记述：一天，忠王下令进行突击检查，捉到两个太平军和两个妇女，因无合挥同居，被缚绑游行，随之枭首示众。（《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
从李圭的记载来看，天朝解禁之后的婚配有两个基本原则：
第一是严格的公家分配原则。先是将女馆里15岁以上、50岁以下的女性造册登记（难道50岁以上的独身女人就没有结婚的权利？），年龄相貌记录在册（相貌居然也要记录），以备分配之用。
这说明，太平天国将圣库制度推广到了婚姻领域。圣库制度是一种公有共享制度，即将所有人的财产充公，战中缴获的财物也必须上交公库，个人不得私藏，违者处以重罚，直至斩首。所有人的衣食用度，皆由公库开支，按一定的职务级别以不同的标准供给。
因为实行合挥制，太平天国将女人编入女馆，就如同把女人当财产一样充公，现在宣布解禁，则官兵有求配偶的，打报告到“媒官”那里，“媒官”根据他的职务级别签发“合挥”，决定他可以分配某馆一个或数个女人，然后官兵拿着“合挥”去领取他该得的女人，塞进轿子里抬回去，就算是他的妻子了。
合挥与其说是结婚证，不如说是“女人票”，有了“女人票”就可以像凭粮票领取粮食一样，领到与职务级别相符的女人，作为自己的老婆。《金陵纪事诗》中有一首绝句：“莫道桑间旧染渐，烟花禁令却森严，寻常婚娶浑闲事，要向官家索票签。”（《太平天国典制通考》）说的就是凭票领取女人的合挥制。
第二是严格按照等级分配的原则。李圭的记载是，丞相得配女人十二个，国宗（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兄弟，笔者注）得配女人六个，其他官员依次递减，没有职位的普通士兵或老百姓，只能得配一个女人。而王韬的记载是，“凡积贼为伪丞相者，得配女十余人，伪国宗得配女八人，无伪职原有妇者，许归其室”。（[清]王韬《园笔乘》）提到的数据和内容与李圭所记有一定的出入，高官配女更多，而无职者似乎没有。
大约这样的规定并不十分具体严格，官员们有了配妻权利后，纷纷向领导班子看齐，大搞攀比之风，超标配妻，而底层士兵则“颗粒无收”，意见较大。为了刹住奢侈之风，也是为了稍显公平，1860年，洪秀全下诏控制官员娶妻规模，“诏定东王西王各娶十一人，南王至豫王各娶六人，高级官三人，中级二人，低级一人”。（《太平天国史事日志》，748页）在这个诏定中，并没有规定天王的配妻数量，其他人则按官职级别分五个等级编制来分配女人。其做法比起清政府来有过之无不及，连清政府也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制定这样的婚姻政策为官员谋福利，居然还说，“上多下少，切莫妒忌”。
合挥制既是配给制，就不存在“先恋爱，后结婚”，由“媒官”乱点鸳鸯谱。于是“间有老夫得女妻，童子获鸠母者，均弗之易。有不愿配之女子，觅死弗获，东贼令斫其手足示众，以慑逼配诸女。然在馆自经，半途投井，及入轿以剪自戕者，不可胜记”。（[清]王韬《园笔乘》）闹出了老夫配少妻、少年配大妈的笑话，和女子寻死觅活/自杀自戕和被法办的悲剧。王韬还指出，悲剧的发生并非完全是女人被分配给了不合意的男人，而是“不屑与贼作偶”，为了名节宁愿自杀。
但是不管怎么样，除非一死，就要服从“组织安排”，听从公家分配，由不得妇女喜欢不喜欢、高不高兴，配鸡随鸡，配狗随狗，不许更换，不听从分配的“斫其手足示众”，甚至私下抱怨也要杀头。1861年，有英国军官到南京考察，就听说，“有两妇女私相诽谤政府，而自叹现在生活之痛苦远不及从前之自由安乐。讵料偶语被人听闻，一经报告，两妇立即被斩首。”（潘旭兰《“天堂”的妇女》）
有不少学者说，太平天国的婚姻制度有进步：
一是提倡婚姻自主，一反数千年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陋习，主张男女恋爱自由。最典型的事例，是呤唎记述了忠王李秀成的女儿金好和外国朋友埃尔自由恋爱，忠王居然接受了这桩异国婚姻；
二是废除买卖婚姻，“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特色；
三是禁止夫妻离婚，呤唎说：“太平天国和清政府相反，婚姻一旦缔结之后就永远不能解除，因此，中国所常有的出妻、鬻妻的风俗或英国离婚法庭所常有的任意离异的风俗，在太平天国则是不被准许的。”（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认为太平天国禁止离婚对广大妇女有利；
四是主张节俭，废除中国封建婚姻的繁文缛节，代之以新的宗教仪式。
这貌似为太平天国蒙上一点婚姻自由平等的色彩，其实只是假象。由“媒官”乱点鸳鸯谱的婚姻，“或多或寡，或美或丑，或老或少，全无自由选择之权。……至于军中将士就地结婚者，恐其大多数皆由俘虏或难民中选择有姿色者，强行结合，不问女子之自由同意否也”。（《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1册，324页）比“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要可怕和倒退。父母之命总还为儿女幸福考虑，父母毕竟是过来人，社会人生经验丰富，其考虑未必就是坏事，“媒官”主要是完成分配任务而已。
至于“凡天下婚姻不论财”，更是鬼话，在圣库制度下，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都归属公家，哪里还有多少私人财物，进行婚姻买卖？而且这种凭票分配女人的合挥制，未必就比婚姻买卖强多少。婚姻买卖至少还是你情我愿的市场交易，对女方父母多少有点补偿，而合挥制则是强迫式霸王硬上弓。
再说禁止离婚的政策，表面上是保护作为弱者的妇女，但未尝不是对妇女更大的伤害。因为强扭的瓜不甜，合挥制造了大量强扭在一起的婚姻，“不愿配之女子，觅死弗获”，又不能离婚，只好极不情愿、满腹辛酸地跟着那个男人一辈子，哪有幸福可言？要是允许离婚，让这些女人从坟墓一般的婚姻里解放出来，反而是一件好事。
太平天国所谓的婚姻节俭，毋宁说是下层官兵和老百姓无力丰盛，首领和上层家族的婚礼并不节俭，而是大操大办，“举行隆重庆祝的盛大宴会”。仍然是州官大力放火，百姓无力点灯。
其实，别的不消多说，单是把女人当粮食、牲口一样分配给官兵，就没把女人当平等的人看待，而是视作“物”，男人的财货，一种分配对象，是对女人人格、权利的极度践踏，还好意思说“婚姻进步”？《太天天国礼制》规定：“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提倡妇女遵守三从四德，实在看不出有什么进步。从洪秀全公然制定妻妾“该打”的十项条文，和对妇女贞节、妇道的苛刻看出，他满脑子的“男尊女卑”思想，哪有自由平等可言，有的是蛮横无理，恩赐心态。
非但如此，我从这种将圣库制度扩展到婚姻领域的搞法中，看到了“共产共妻”。“共产”自不必赘言，圣库制度将个人的财产充公成大家的财产，然后吃饭不要钱，是典型的“共产”。
“共妻”怎么说呢？这里的“共妻”不是指大家共享共用妻子，而是指将女人驱赶进“女馆”，然后又按职务级别分配给男人，等同于将女人充公，这些女人在本质上就为太平天国所有男人共有的“物品”，是为“共妻”。只是在具体分配时，每个人各得其所，就好比粮食是共有的，但分到自己手里或是吃到自己嘴里的，就是每个人各得其所了。
假使这个分到了女人的太平军因犯罪被处死，他的女人怎么办呢？太平天国的做法是，“在男罪犯被判死刑后，还往往用国家行政命令将罪犯之妻改嫁给他人”。（徐振凯硕士论文《太平天国婚姻制度研究》，2010年）这更深刻地说明了，在太天平国，女人就是“公共财产”，任由国家分配。因此，说太平天国“共产共妻”绝非污蔑，而是事实陈述。
太平天国的“共产共妻”，是将所有的财产、包括人集中起来使用，“我就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每个人都根据革命的需要，服从组织的安排，包括性、婚姻、财产及思想，都交付给这个组织指挥。其好处是集中一切资源用于战斗，在太平天国初期确实发挥了显著作用。
但是，人都是理性的，凡事要算成本收益，当人们出生入死地造反，换来极不对等的收获时，他们就会对造反失去信心和动力。天朝曾多次颁谕声称“一夫一妇，理所当然”。（《太平天国》第三，225页）却执行了数年的“别男行女行”制，好不容易解禁，又制定等级森严的“合挥”制。“革命尚未成功”，特权阶层就毫无遮掩地为自己谋私利，制造人为的不公，捅破自己编织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的谎言。
对性资源的占有和分配看似是一个很庸俗的话题，其实最能说明根本问题。因为对女性占有的多寡（性资源占有的多寡）历来是专制政治衡量一个人权力、地位、身份、荣誉的象征，太平天国建立了一套让特权阶层能够享有饕餮性资源的“分配机制”，已经喻示它所建立的天朝并没有比它所要打倒的对象更美好，甚至比它的敌人更贪婪、更专制、更残暴。太平天国的“共产共妻”，貌似公平，其实是最大的不公，违背了基本的市场规律，是一条奴役之路，一种空想的社会制度。
连马克思都看不下去了，认为“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中国纪事》）
孙中山则说：“洪氏之覆灭，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转引自左换奎《太平天国究竞如何》，载《随笔》，2000年第3期）梁启超更是深刻揭示了太平天国江湖造反的本质：“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
即便太平天国底层官兵和老百姓思想再单纯，也能在巨大的身心折磨和利益反差中看到，革命的华袍之上，爬满了虱子，散发着旧尸的臭味。还在江湖之中，已是如此违背人性、人伦、人权，如此欺骗和不诚信，如此制造明显的不公，一旦革命成功，又能好到哪去？
从根本上说，太平天国的失败，不在于清廷的强大，在连续的与洋人打仗失利、失地、赔款之后，清朝财政已经非常脆弱，以至于朝廷都养不起足够的军队来镇压太平天国造反，只好让地方官员、士人自己训练士兵帮朝廷打仗，湘军、淮军名义上是朝廷正规军队，实际上是私人武装。与其说太平天国败给湘军，不如说太平天国败给了自己，败在江湖集团内部缺少基本的正义。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廖保平（西越），知名评论家、作家、诗人，“中国反愤斗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任长江日报评论员，长江商报评论部主任，现任楚天金报评论部主任。出版《中国谁在不高兴》、《打捞中国愤青》、《辛亥百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