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多是非，哪怕他已死了四个世纪。12天前，伽利略诞辰450周年，紧接着，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了一项调研报告，说四分之一的美国人不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四分之一是什么概念呢？7800万人，大约相当于1633年，伽利略被宗教法庭判异端罪时意大利总人口的六倍。“如果这项研究里能给我们点什么安慰的话，”《时代周刊》科普撰稿人杰弗里·克鲁格写道，“那就是欧盟的情况更差，36%的人都没能通过科学考试中日心说部分的考题。”
如果克鲁格就此感慨人类越来越蠢，伽利略“九泉有知，也会坐卧不宁”的话，那么《时代周刊》就太掉价了。据我的经验，绝大多数“九泉有知”云云，都是作者的自作多情，他们自己把死人扒拉醒，栽赃在别人头上。
克鲁格接着写到几个更有意思的数据：根据莱斯大学针对一万名科学家、福音派新教徒和普通美国人的调查，有一半的福音派人士相信，科学和宗教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而38%以上的美国人也如此认为，至于那些自然科学家，按理说他们是这颗星球上最高级别的精英，接受的也是与一神教创世学说完全相悖的进化论，然而，数据表明，也有18%的人每周都要去教堂，参加宗教仪式，15%的人说自己是“很虔信的”，要知道，全美的信众比例也才20%。
这只是一篇小文章，启发了我的一点小思考。伽利略的形象，以往一直是科学斗士，反蒙昧的英雄，他和哥白尼、布鲁诺乃至塞尔维特、维萨里等人一起，都是那个大变革时代科学—神权之战中的正义一方，坚持真理，“良心反对暴力”。尽管也有不少人知道，伽利略本人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有很多著作研究他当年受宗教法庭审判的真相，但四五百年后的人不需要知道这么多，我们往往是根据手中的常识来掂量古人的是非的，不考虑古人自己的特殊语境。
著名科普作家，国际畅销书《经线》的作者达娃·索贝尔，于2000年出版了一本《伽利略的女儿》，根据伽利略与其长女的通信（存世的共124封），完善了这位自然科学大贤的形象，重述了他的遭际和抉择。从中我们得知，1609年，伽利略用自制的天文望远镜在自家后花园里观察夜空，看清了银河的形态，看到了月球表面的高山峡谷，看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我对上帝感谢不尽，’在经过那些奇妙的夜晚之后，伽利略吟诵似的说，‘因为他是那样仁慈，使我成为惟一观察到奇迹的人，而在这之前的千百年中，这些奇迹一直深藏在黑暗之中而无从一见。’”
我不清楚索贝尔录入的这句“吟诵”原始出处在哪里，我所知道的是，和地球绕着太阳转一样，伽利略至死信仰天主教，未曾因他发现了宇宙的奥秘而有所动摇，都是常识。这两种彼此冲突的知识在他的心里并不是势不两立的。他在宗教界的朋友很多，耶稣会士、多明我会士里都有他的友好，更有甚者，1623年新上任的教皇乌尔班八世，还是伽利略的忠实崇拜者，密切关注着他的科学研究。对伽利略而言，教皇的祝福是他人生奋斗的精神支柱，1624年春，他特意前往梵蒂冈觐见，同教皇晤谈甚欢，那时，由达·芬奇等领衔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正在巅峰，伽利略的《试金者》一书已在罗马出版，并引起良好反响，他虽然认同哥白尼的日心说，但也很小心地不作过于公开和直露的触碰，以免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伽利略是聪明的人，他知道若像乔尔丹诺·布鲁诺那样强硬，只会惹来杀身之祸。在《对话》里，伽利略将自己摆在一个中立的位置上，把支持日心说的观点假托给虚构的人物去说。但是，索贝尔指出，伽利略的信念一向未变，对于上帝委托他去探索宇宙之谜这一事实，他从来深信不疑。如他在一封信里所写：“承蒙天恩，我的路走对了。”
（资料图：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年2月15日－1642年1月8日】，意大利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及哲学家）
那后来的伽利略审判是怎么造成的？索贝尔说，1632年，教皇卷入战争和其他一堆破事之中，感觉自己的地位乃至生命都受到了威胁，脾气很差，周围的人趁机煽风点火，弹劾《对话》大不敬，终于令他震怒，加上宗教裁判所掌握在敌视伽利略的一批人手里，才导致了后来的迫害。换句话说，矛盾的激化有极大的偶然性，系各种机缘辐辏而成，并不是伽利略被捍卫真理的热情唤醒，引起敌对一方的讨伐。
还有另一个说法，听起来更有道理一些。
《伽利略的女儿》一书中，简略提到了《试金者》出版后遇到的一桩麻烦。1625年，一个学生从罗马写信给伽利略，说：“有一个不知其名的‘虔诚人士’就《试金者》一书向宗教法庭提出控告，理由是该书破坏了圣餐礼。伽利略曾在《试金者》中评论过物质的性质——物质如何分裂为甚至更小的部分，但却失去了与人们所熟知的物体的所有相似之处。这条基本原理似乎挑战了天主教的圣餐礼观念。”
如众所知，按天主教教义，圣餐礼中的面包化为基督的身体，酒化为基督的血，两者都是完整的——这是一条由天主教特伦托会议敲定下来的“奇迹”，是任何天主教徒都不能不遵信的。因此，闻讯之后，伽利略知道事情严重了，他“采取了进一步的审慎措施，把（正在撰写的）《对话》一书暂时搁置了起来”。
这件事，索贝尔的叙述到此为止，然而，一位意大利学者Pietro Redondi在1983年出版了《异教徒伽利略》一书，据此作了大文章。他的权威性，在于他得到一个机会进入梵蒂冈，查阅教廷的原始卷宗，进而发现，伽利略当初与梵蒂冈的冲突，主因并不是他支持哥白尼学说，引起科学—神学之战，而是在圣餐礼问题上触怒了当时的教廷。Redondi分析说：“你可以既是天主教徒，又是哥白尼信徒，但是，你不能是天主教徒，却不尊重特伦托会议对圣餐礼的阐释。”地心说-日心说之争，教会其实并不太关心；但面包和酒的变形，却是到天主教会碰不得的命根子。
于是，宗教裁判所判了伽利略异端罪，但是，裁判所的红衣主教巴尔贝里尼等人设法保护了伽利略，只举出他支持日心说作为罪行，这是轻罪，不至于判死，要是否认变形说，伽利略就得步布鲁诺的后尘了。伽利略受审时已六十多岁，审判后他也没有入狱，得以颐养天年。索贝尔和Redondi还都强调，宗教裁判所和教会并不是同一个组织，一个敌对的阵营里，会有同情者和阳奉阴违者存在。
不管实情究竟如何，科学与神权的关系，都不如“常识”所说的那么简单。现在回顾伽利略审判，我认为有意义的，不是重温科学和信仰如何对立，而是相反，思考两者如何并存——正如伽利略本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基督教的宇宙观，当然是反科学的，用卡尔·波普尔的话说，是不能“证伪”的，然而，信仰却并不因此而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与价值。甚至可以这样讲：不知道地球在绕日旋转，固然匪夷所思，却不是那么可怕，那么不能容忍。
莱斯大学的调查结果其实并不太出人意外。拥抱宗教的自然科学家从来没有少过，《中国的科学与技术》作者李约瑟就是一位，虽然他不支持造物主存在说，可他特别珍视内心的神圣感觉，因此也一直上教堂，参加法事。不要忘记，以科研力量著称的以色列，相当一部分顶尖科学家是笃信《旧约》的正统派犹太教徒，他们可以一面坚守六日造人说，一面在显微镜下观察微生物的游动。之所以能如此，原因或许同伽利略一样：他们认为科学探索是仁慈的造物主授予自己的荣耀。
其实，我们早就习惯了内心充满矛盾的生活，有了那么多不需要掌握原理就能使用的新技术，我们反而比任何时候都更相信灵媒，关心星象学、占卜、佛教和仁波切们，而不是深信世上的真理只握于科学之手。克鲁格的文章最后提了一句：450年前科学与信仰开始分道扬镳，现在，也许还得花上450年，我们才能设法让它俩结合。这个数字既不过于乐观，也不太悲观，所以——跟没说一样。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云也退，独立记者，书评人，译者，译有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E.萨义德《开端》，目前有望出版第一本个人作品，距离成为旅行作家只差一张返程机票。由于屡屡提前庆祝还未到来的自由，被视为一个尚可一救的文人和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