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1949年中苏呈递国书仪式的见证者，
他是95岁俄罗斯著名汉学家谢尔盖·齐赫文斯基
齐赫文斯基画像
高 莽绘
涅瓦河沿岸风光
莫斯科的郊外，像歌中吟唱的一样，静谧、美丽。
疗养院的廊道，一位白发先生缓缓踱步。
呵！窗外的叶子又黄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程，他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从新疆，到重庆，再至北京……总是在告别，却总是再回归。就像这窗外的叶子，一茬接一茬。
他在等待，等待着从中国远道而来的新朋友，也等待着与他们一起返回历史现场。黑色拐杖撞击着地面，“咚—咚—咚”的声响，干脆、硬朗，仿佛那是来自记忆深处的召唤。
“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顾问、俄中友好协会理事会名誉主席，齐赫文院士。”他向访者递上中文名片。齐赫文是他唯一的中文名字。
齐赫文的故事，该从何处讲起？
1935
叩开汉学大门
第一位“导师”是孔子
1935年9月1日，列宁格勒哲学、历史、文学和语言学院中文班开学，也是齐赫文17岁生日。身材魁梧的瓦西里·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走进教室。院士打着黑色领结，用粉笔写下一连串汉字。大多数人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文字，大家一笔一画描摹着，不知不觉过去了一个课时。第二节课，院士又用俄语写出了这段文字的译文。“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他说：“这是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古代哲学家和教育家孔子的名言，我希望你们都能记下它。”
这大概是少年齐赫文经历过的最忐忑的生日。他无心享用生日晚餐，一头扎进书房，一遍又一遍抄写汉字课文，直至深夜。这句诞生在2000年前的中国哲言难倒了大部分新生，让人望而却步。它却成了齐赫文珍藏一生的座右铭。
他是新生中唯一自愿报名学习汉语的。让这个从未到过中国的俄罗斯少年树立志向的，是3位文化“摆渡人”。一位是邻居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父亲经常与这位邻居隔着栅栏交谈，齐赫文几乎每次都能听到有趣的故事，它们大多与邻邦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有关，令他十分向往。还有两位中国艺术家——画家徐悲鸿和京剧艺术家梅兰芳。1934年，徐悲鸿应邀在莫斯科举办“中国近代画展”，隔年春天，梅兰芳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巡回演出15场，苏联电影大师爱森斯坦用镜头记录了梅兰芳的《虹霓关》。东方写意美学，在少年齐赫文的心里埋下了种子。
学中文比想象中难得多。列宁格勒哲学、历史、文学和语言学院的老师都是苏联杰出的汉学家。可惜这些汉学家没有人会讲汉语，学生们只能根据语言学家赵元任的语音课录音学习。第三年结束时，最初编入中文班的28名学生，只剩下两名，齐赫文是其中之一。
就这样，齐赫文迈进了汉学神秘的大门，第一位未谋面的老师便是孔子，而孔子“教”的第一课，便是东方哲言。
1949
见证“开国大典”
“马上发电报给莫斯科”
那个在灯光下、一遍遍抄写汉字课文的少年，也许不会想到，自己真切地记录了新中国从诞生到成长的大时代。14年后，距离列宁格勒8000公里之外，一个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正经历着新生！
他记得，1949年10月1日，天气晴好。故宫前的巨大广场笼罩着欢乐的气氛，红旗招展，鼓乐齐鸣，大家兴奋地交谈着，人们还舞起了大秧歌。齐赫文此时已是苏联驻北京总领事，也是唯一坐在观礼台观礼的外国使节。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天安门城楼上——新选举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员都在那里。而齐赫文的目光，迫切搜索着城楼上的另一群人——由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率领的苏联社会团体代表团。他们已乘火车在当天早晨抵达北京，为了一个东方大国的新生而来。“苏联文化界人士见证新中国的诞生，这在中苏关系史上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时隔六十载，齐赫文依然激动不已。
刚从天安门回到东交民巷37号总领馆，齐赫文就见到了周总理的秘书韩叙。韩叙带来一封正式信函，这封信的复印件被齐赫文珍藏至今——
苏联驻北京总领事齐赫文斯基先生：
兹通知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公告。
现具函将此公告送达给您，并希望您转给贵国政府。
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是必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 周恩来
1949年10月1日于北京
事关紧急，齐赫文马上着手翻译，为了更准确地传达内容，他与韩叙用英语和汉语反复确认一些词句。一再确认无误之后，他吩咐工作人员道：“马上发电报给莫斯科！”
这一夜，极其漫长又极其短暂。第二天早8时，齐赫文的房门便被匆匆敲响，值班人员弗拉基米尔急促的声音传来：“我听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广播，苏联向全世界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莫斯科与北京有5个小时的时差，当时还在工作中的斯大林接到了这封电报，随后命令发给各大报社电台。”95岁的齐赫文眼中闪耀着别样的光彩，“苏联由此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10月2日，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向周恩来发来电报：“……由于力求与中国人民保持友好关系的始终不渝的意愿……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10月3日，周恩来复电葛罗米柯。10月4日，苏联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罗申由莫斯科启程，6天后抵达北京。罗申是外国派驻新中国的第一位外交官。
应周恩来的邀请，齐赫文担任了两国呈递国书仪式的非正式顾问。记忆里，这个庄重的历史时刻清晰如昨：1949年10月16日，罗申由使馆高级官员陪同来到中南海怀仁堂的一间会议厅，着金丝刺绣外交礼服、腰带佩剑、胸挂勋章和奖章的苏联外交官们站成一排，等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到来……
这个场景，被相机定格——担任翻译的齐赫文站在罗申一侧，他戴着一副眼镜，腰间佩剑，神情庄重，双手托着的或许就是翻译文稿。那年，齐赫文31岁。像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一样，英姿勃发。
2014
故事仍在继续
“中俄友好的未来在青年”
“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俄罗斯作家、哲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然而，在大时代的洪流下，又有几人能独具穿越历史的慧眼？
受涅瓦河水和俄罗斯文化滋养的齐赫文，尽管前后只在中国工作生活了7年，但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纵使上世纪后半叶两个国家各自风云变幻，但唯有文化的共鸣，成为他一生寄情中国的精神纽带。
他记得，接触的第一个中国人是孙科。
1939年，克里姆林宫莫洛托夫会客室。齐赫文被派为斯大林同中国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中山之子孙科的谈话担任翻译。“你好！”齐赫文用中文向孙科打招呼。“你好，年轻人，你懂中文吗？”孙科面有难色：“虽然我是中国人，但我在南粤长大，我的中文在中国都没有人能听懂。” 这是齐赫文学习中文以来，见到的第一个中国人。或许得益于此，他后来得到宋庆龄的帮助，致力于孙中山研究，先后完成了《孙逸仙的对外政策观点和实践》等著作。
他难忘，中国早期革命者的风范。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与苏联援华专家组负责人科瓦廖夫在香山双清别墅见到了毛泽东。齐赫文向毛泽东提了三个问题：如何看待康有为以及19世纪末的改良派？将对中国资产阶级实行什么政策？可否将汉字拉丁字母化？毛泽东断言：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任何字母也替代不了。
1957年，受茅盾邀请，齐赫文与曾任《真理报》副总编辑的茹科夫访问中国。在中南海，他们与周恩来交换了很多关于国际问题的看法。茹科夫关心的是：中国将在什么时候加入联合国？周恩来则用孙悟空最终被接纳的故事回答了他们：最终，我们会加入联合国的。
关于中国的故事，还有很多。他把这些思考置于学术研究的维度中，作为孙中山、周恩来研究专家出版12部著作、发表500多篇文章……现在则忙于10卷本著作《中国历史：从古代至21世纪初》的出版事宜。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两个国家之间的交往，又何尝不是如此？
“中俄的政治交流正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我和很多俄罗斯汉学家已经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构想，也很赞赏中国政府正在推动的文化传播工作。这能让世界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对齐赫文来说，目前最大的愿望就是，“中俄两国青年能够永远做好朋友，因为中俄友好的未来在青年！”
临别时，齐赫文赠予访者两件礼物：一件是俄中友协副主席库利科娃的著作《俄罗斯中国人民交往》，书中赞美了孕育生长在中俄民间的美好情谊。另一件，便是朋友们为他95岁生日制作的卡片。小小卡片上，翠绿的底色彰显着勃勃生机，身着礼服的齐赫文，胸前缀满了各式荣誉勋章，目光如炬，如1949年10月16日呈递国书时一样。
齐赫文说：“我这一生，多半与中国有关。是历史命运的共同性将俄罗斯与中国联系在了一起。”
而托尔斯泰说：正确的道路是这样的，吸收前辈所做的一切，然后再往前走。
齐赫文与中国的故事，始于1935年，但今天，故事远未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