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士族垄断和世袭朝野政坛，加上中枢孱弱，纲纪不振，整个东晋一朝，吏治都显得颟顸不堪，朝官腐、外官贪，几乎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相反，清官典型却十根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唐朝房玄龄等人编纂《晋书》，出于进行“反腐倡廉正面宣传”的考虑，专门编列了一个“良吏列传”，这个近乎“晋朝清官排行榜”的“良吏列传”，总共只有十一个人的名字，且其中鲁芝、胡威等九人是西晋甚至曹魏末年的人物，其中一位叫乔智明的，甚至还是投降十六国中率先建国的匈奴刘汉王国的“叛徒”，东晋清官真正上榜的，其实不过邓攸、吴隐之两位而已。
除了这两位直接被送进“清官排行榜”的，东晋一百多年历史上，以清廉著称的著名官吏更是凤毛麟角，排头数去，也不过能再添上孔愉、陆纳等几个名字。
少也罢了，更要命的是，这屈指可数的几位“清官典型”，还大多给人以“不正常”的感觉。
就拿那位邓攸来说吧，这位老兄一出世就不正常得让人刮目相看：从七岁丧父开始连着死妈、死奶奶，当时的规矩每一位至亲都要守孝三年，他还未成年就一下守了九年，就这样一位奇人，当官后很快就升到“地级干部”——河东太守的要职，又碰上“五胡之乱”，做了羯族石勒的俘虏，因为遗书写得优雅不但没死，还封了个参谋（参军）。这位不愿给胡人当放屁都不响的参谋，瞅空子领着老婆、儿子、侄子逃出来，又没本事保全一家老小，居然以“儿子可以再生，侄子死了亡弟就会绝后”为由，把儿子绑在树上抛弃。他跑到建业，果然当了更大的官，老婆却已生不出儿子来，纳了个宠妾，没多久一对家谱，又发现是近亲，结果落了个一世无子、侄儿送终的凄凉晚景。《晋书》说当事人感慨“老天怎么不长眼，让邓攸这样的好人断子绝孙”，后世女权主义者却不免要对着《晋书》和《世说新语》，狠狠啐上几口。
这么不正常一人，当官却的确很清，甚至有些清过头了：据说这位在当吴郡（苏州）太守时，不肯接受当时引为惯例的陋规“迎钱”，既不要房子也不要钱，而是“惟饮吴水”——就喝当地的水，任满之后也没有拿一文当时动辄数以百万计的另一陋规“送钱”。他在任中枢朝官时，经常穿得破衣烂衫，却热衷于“周急振乏”的慈善事业。一言以蔽之，以今天的眼光看，邓攸是个集清官与变态人格为一身的怪人。
如果说，邓攸的“不正常”，是后世才能看得分明，另一位名气更大的清官——吴隐之则是当时就被人觉得虚伪、反常。
这位仁兄同样是早年死爹，以善于守孝刨得人生第一桶金，虽然他只死了一位至亲，照规矩只能守孝三年，没办法在时间长度上和邓攸比个高低，但在效率上却青出于蓝——据说孝子应该“食不甘味”，这位守孝时喝粥，偶尔吃到块味道不错的咸菜，惟恐动摇“革命意志”，竟立即把咸菜从嘴里抠出来扔掉。
（历史典故之图说：吴隐之不惧饮贪泉。配图源自网络）
吴隐之在东晋做过职位很高的朝官，也当过独当一面的州刺史、郡太守，却总能以清廉出名。据说他当朝官时不但没替换冬衣，甚至连被子也没有，有一次冬衣洗了没晾干，他居然裹着绵絮招摇过市；当郡太守时，他有“清俭”之名，穷到要老婆背柴禾的地步；他曾在当时盛产珍宝的广州当最高地方管刺史，结果“清操逾厉”，不但不贪污，饭菜也不过是当地最平常不过的蔬菜、干鱼之类。后来官当得越来越大，节俭的名气却也与日俱增，据说清廉到了要老婆搞纺织“副业”贴补家用，自家客厅连坐席都没有、屏风都是竹席改的地步。广东有名的“盗泉”，据说任何官员一喝即贪，东晋一朝，敢喝盗泉水的只有这位吴隐之一人，那首著名的“反腐倡廉诗”——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就是他喝盗泉水之后题写的。据说他嫁女儿时曾经穷到卖狗换酒的地步，在广州还把老婆爱不释手的一斤沉香当众扔进了番禺的“湖亭之水”。
正所谓过犹不及，对他这种有些莫名其妙的“俭朴”，当时许多人就认为“矫”，觉得他虚伪，沽名钓誉，这一评价甚至被直接写进了《晋书》他的列传里。
如果说上面两位的“不正常”还是遮遮掩掩的，那么陆纳的“不正常”，就简直到了矫情的地步。
这位曾被任命为吴兴太守，上任前特意去拜见了当时权倾东晋的权臣桓温，故意打听对方饭量、酒量，得知对方可以喝酒三升、吃肉十块，就郑重其事提出请客，桓温欣然赴宴时，却以“一贯艰苦朴素没有余粮”为由，只摆上一斗米酒，结果变成桓温叫“外卖”，倒请了主人一顿；他上任后更耸人听闻地主动推辞了俸禄，“零工资为人民服务”，且还以廉洁著称。
他和名臣谢安关系不错，谢安是个吃、穿、住都很讲究的人，有一次登门拜访，陆纳连饭都不请，只弄了些茶果招待，他侄子陆俶看不过眼，“赞助”了一桌酒席，等客人一走，他就怒冲冲地抽了侄儿四十鞭子，斥骂侄儿“秽我素业”——玷污了我的清白。
如果说前面两位的“不正常”，不过是刻薄自己，装过了头，这位简直有些“送戏上门”的找抽性质——你没钱请客，送啥请帖么？既然不打算管饱，故意打听人饭量作甚？《晋书》的编者大约是比较忠厚，或者不便“影响正面人物光辉形象”，写到这些怪事，不冷不热来了句“其举措多类此”，一副“尽在不言中”的情态。
之所以“不正常”，是因为东晋并无真正的、行之有效的反腐倡廉机制，贪官固然各取所需，所谓“清官”，其实也不过换了个法子各有所图。
就拿那位邓攸来说吧，这位当过“伪政府”（还不是一个“伪政府”）的官，南下比别的士族大姓晚了好些年，属于“革命资历浅”、“政治面貌有问题”的“帽子干部”，不搞一些矫枉过正的东西，在论资排辈的东晋小朝廷，恐怕连立足之地都很难找到。《晋书》里说他“颇敬媚权贵”，而他这样一个大清官又不贪污，又要巴解权贵，却既没有破产，又没有降职，最后以尚书右仆射这样的清要显宦终老天年，其所图的显然不是一点“送迎之费”，而是政治地位和名誉，而且，他果真达到了目的。
吴隐之的情况略有不同，他成名很早，官最初升得很快，但行政能力似乎一般，做他人辅佐时屡屡误事，担任广州刺史，却打败仗丢了广州，自己也当了造反军的俘虏。两晋时代虽说以门户取官，但门户相当时，却终究还是要比较政绩、政声，吴隐之和邓攸一样，属于较晚南下的二流士族，能力、政绩也无过人之长（甚至可以说瑕疵不少），如果不是像时人所讥讽的那样“矫”，想如史实中那样得到皇帝钦赐诏书表彰，“赐钱十万、米三百斛”的“政府补贴”，丧师失地、沦为俘虏后不降反升的官职，以及林林总总的生荣死哀，不啻痴人说梦。
至于那个更矫情的陆纳，在东晋一朝地位尴尬，一方面他们是“顾陆周张”等原属东吴孙氏的江南土著士族，被把持东晋朝政的北方士族瞧不起，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地头蛇，那些自居身份的“一等”士族又不得不时时咬牙巴结他们，这种微妙的地位，令陆纳这类“吴人”既可从容周旋于桓温、谢安等显宦世家座前，又很难得到真正的出头之日，不得不用这类矫情的“茅招”给自己增加一点知名度。要知道魏晋士风旷达，陆纳这类做派只要拿捏得当，就不至于得罪大人物，反倒能博得个“名士风流”的声誉。至于“不要工资”那就更矫情了——吴兴是今天的湖州，本来就是他们顾陆周张诸世家的地盘，山山水水都是自家的，那点儿“账面薪水”怎么弄不回来啊？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走“清官路线”的另类东晋官僚之所以敢这么“作”，说到底，也还是因为他们原本就享有的“保底”特权。前面提到，邓攸从七岁到十六岁，整个青少年期唯一的事迹就是守孝九年，而吴隐之的第一个“政治经历”同样是守孝。可想而知，当时那种连好吃的咸菜都要吐掉的“居丧之期”，能带给两位少年怎样的学识和阅历，但邓攸九年居丧刚满，就被任命为六品的吴王文学，且这还是因为他以“行孝”为名世袭了父亲的荫官，否则走“孝廉”路线，起步的第一个官阶弄不好还会更高；吴隐之“解褐”（被纳入干部编制）就被任命为辅国将军功曹，这个职务官阶只有八品，却是所谓“参佐首辅”，执掌主官的人事任免大权，属于官小权大、任务清闲的所谓“清阶级”。可以说，正是有了世袭官爵、地位这个“大腐败”打底，让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失基本地位，他们才有了剑走偏锋，“选择”清廉的余地，一如陆纳凭借吴郡陆氏的祖业，有底气当官不要工资一个道理。
这四位清官典型中最“像个正常人”的，是家世最寒酸的孔愉，这位最后做到尚书仆射、散骑常侍的名人不仅“守正”，而且以正直敢言、有先见之明著称，和前三位相比，孔愉并不热心仕进，反倒屡屡急流勇退，也从不忌讳在大政方针上抵牾权贵，相反，他既不像陆纳请桓温吃饭那样“作”，也不像吴隐之等人那般，有许多看上去很夸张的“廉政实绩”，但为官时勤俭谨慎，“禄不代耕”（谢绝政府补贴的“代耕田”），退休后“草屋数间”，和家人居住生活，去世前又嘱咐家人，不接受任何奠仪。这样“看上去正常”的清官，才是真正值得取法的。
然而正如时人温峤所言，“天下丧乱、忠孝道废”，整个行政体系腐朽糜烂的大环境下，像孔愉这样“正常型清官”，只能是“岁寒不凋者唯君一人”，甚至像邓攸、陆纳等“不正常型清官”也因不可多见，而变得以稀为贵了。
作者：陶短房，知名专栏作家、评论人。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
来源：腾讯《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