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人民日报》称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加剧，一代穷世代穷。东方IC供图）
据说，马克思说过：阶级一旦形成，那么出于各个阶级的人想打破阶级的鸿沟壁垒几乎不可能。一句话惊心动魄地甩出来，仿佛那不是如来观音指，而是给穷人指的就是惟一一条革命造反路。
但是且慢，如果用定量研究的实证方法来论证，会发现真实的历史和我们想像的、和教科书上的也许完全不一样。一方面，战争、革命、造反的原因往往不是因为要改变现存的秩序，而是因为更为迫切的生存——死亡之间的不二选择；另一方面，战争、革命、造反也改变不了现存秩序，更打破不了阶级的鸿沟壁垒。
在英国，大约从14世纪开始，任何逝者的遗嘱首先要在郡法院登记并检验后才能生效，英国各郡基本把自14世纪以来的遗嘱材料完整保留至今，成为Clark教授以及其他众多学者的研究基础。
Clark教授着重研究了阶层固化问题。其一，如果只按照父子收入的相关系数来研究代际地位固化程度，那么，根据英国自14世纪以来的遗嘱档案中记录的家庭收入估算，家族地位固化程度只有0.4，亦即父子收入的相关系数只有40%；如果用同一姓氏的相连两代英国家族的平均收入计算代际相关系数，那么英国人代际相关性高达75%，说明英国社会阶层固化的程度远高于以前的估算。而且，如果把过去七个世纪分成不同时间段，英国社会财富阶层的连贯性基本没有变化，富有的姓氏有70%-80%的可能性一代后继续富有，有50%左右的概率在两代后仍然富有。
对中国、美国、日本、瑞典、印度、智利等国家而言，基于姓氏估算出的社会流动性也都远低于基于父子收入的相关性。各社会的阶层固化程度比我们原来理解的高很多。自13世纪以来，精英姓氏子女一直比一般姓氏更能进牛津剑桥等贵族大学，今天仍然如此。在英国，政治精英阶层自13世纪以来则更加固化，“官二代”有91%的可能性继续为政治精英。
Clark教授把姓氏研究方法应用到了中国。结果发现，在清朝初期，精英姓氏的举人占比是其在总人口中的占比的8倍多，到乾隆末期还停留在4倍左右，到民国时期下降到2倍左右，最近降到1.5倍（对民国时期和1949年后，他们以考进北大、清华等大学代替举人来定义精英）。由此可见，一宗族姓氏一旦进入精英阶层，社会阶层可以跨越朝代、跨越体制地固化下去。
中国的情况并非孤例。瑞典从1936年推行“社会主义政策”以来，基于姓氏的社会地位代际传承系数仅从0.85下降到0.66（1相当于绝对的代际传承）；英国于1944年普及免费中等教育以来，该系数值仅从0.7-0.8下降到0.6-0.7；日本二战后推动民主、厉行教育均等化，但是代际传承系数值高居不下，政商财阀皆为“世家”；印度1947年独立以来推行民主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规定低种姓人群在大学生和选民中的最低配额，但代际传承系数值最近50年维持在0.89；美国精英大学录取对少数族裔和低收入阶层的优惠也没有提高社会流动性。公共政策似乎不能提升社会流动性，而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革命可能是更重要的降低社会阶层固化度的力量。
人类历史几千年，阶层固化似乎真的如同马克思说的“阶级一旦形成， 那么出于各个阶级的人想打破阶级的鸿沟壁垒几乎不可能”。但是革命的药方似乎一点也不灵光，跨越朝代、跨越体制的阶层固化问题依然存在。
那么，到底是什么神秘力量，在主宰着社会阶层固化或者阶层流动？难道这一切都只能由上帝主宰，就像中国民间所谓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答案是否定的。但是，到底是谁像上帝一样冥冥之中掌管了阶层固化或阶层流动的密码？Clark教授没有说，他的门徒郝煜也只是一笔带过：“文化和社会资本的代际传递比物质资本的代际传递更重要，而前者很难被累进税或高遗产税等公共政策再分配。”陈志武也轻谈：“决定学历和劳动力市场结果的更重要因素是家庭和社会网络。”
在下结论之前，我们先来看四个故事，这些故事已经发生而且仍然在继续发生着，分别关系到阶层、地域和种族群体。看了这些故事，我们再试图推导出一些结论。
第一个故事，有关阶层。讲美国大学如何向弱势群体倾斜，并且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我们从旅美学者薛涌的书《美国大学原来是这样的》入手，讲述这个故事：
——“一般而言，美国的贫困生能够用较低的分数在升学竞争中把分数略高的富家子弟击败，同时获得富家子弟想也不敢想的奖学金。问题是，这些穷人阶层中，够分数的人实在太少，即使降低一些标准，也招不到足够的穷人。穷人子弟学业表现差的原因则更为复杂。首先，他们资源少，学习条件差，缺乏必要的机会。第二，有些贫困是境遇贫困，即自己不走运出生在社会底层；有些则是行为贫困，即他们的社会文化行为，如吸毒、犯罪、滥交、无心读书等等，导致了他们的贫困。对前者，提供了机会就能使他们成功；但对后者，提供什么机会也无济于事。”
薛涌在其书中谈到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William.G.Bowen领衔的集体研究成果《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平等与优异》坦率地承认：弱势阶层子弟在大学中的表现总体上依然不如中高产阶层子弟。美国著名心理学家Martin.E.P.Selgman提出了“习得性无助”（LearnedHelpless）的概念。这一概念是在反复的动物实验中发展出来，并用于临床心理学以解释人的行为。当一个动物或人在某种设定条件下反复努力试图达到某种目标，但结果不仅是徒劳，而且会带来许多痛苦时，这个动物或人就开始回避这样的努力，哪怕你改变了设定的条件，使其能够在无痛的情况下比较轻松地达到原来的目标。某一社会群体或阶层，都有可能发展出一种集体的“习得性无助”。美国黑人社区就是典型例证。
William.G.Bowen领衔的研究也表明，对弱势最有效的扶助不是在大学，而是在早期，甚至早到学前教育。
根据智商理论，高智商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是恒定的、有限的。根据这个理论，穷孩子和富孩子中的高智商人口的比例也是相同的，只要给穷孩子提供一样的高等教育机会，那么毕业以后，他们也应该和富孩子一样有出息，甚至因为穷孩子的动力更足，可能更有出息，成就更大。但William.G.Bowen领衔的研究结论指出，事实并非如此。
再看两个有关“种群”或“族群”的例子：
这有关族群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故事。南非在曼德拉领导下和解以后，黑人可以自由进入约翰内斯堡主城，结果却是治安恶化，导致南非经济首都约翰内斯堡的富人纷纷北迁，黑人则不费一兵一卒一刀一枪，占领了空置出来的豪华住宅豪华写字楼等。表面上，这是我们看到的最不流血同时底层直接获利最多的“革命”，但是很快，黑人占领的约翰内斯堡主城经济萧条，黑人连摆摊也摆不下去，就业无着，又纷纷搬回原来居住的城南地区（贫民窟）。而20年之后，原来主城区搬出的富人又在城北重建了一座繁华的新城。富人居住的城北繁华地带和黑人居住的城南贫民窟隔着一座鬼城般的约翰内斯堡主城，贫富之间的空间距离更远了，黑人就业更难了。
这有关族群的第二个例子，是有关犹太人的故事。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01到2001年共有68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犹太人或者说犹太裔就有152位，占获奖总人数的22.35%。要进入1999年《福布斯》排行榜，至少需要6.25亿美元的净资产。在所有400大富豪中，犹太人占23%，前50大富豪中，犹太人占36%，所有的10亿富翁中，犹太人占24%。
是犹太人天生的人种优秀，比其他民族的人聪明吗？北京师范大学陈会昌教授曾在报告中介绍说：“据美国心理测量专家的研究证明，东亚人和犹太人的智商无显著差异。但是，自1901到2000年，华人获诺贝尔奖的只有8人，其中获诺贝尔科学奖的6人；但犹太人获诺贝尔奖的人数超过250人，是世界各民族平均数的28倍，是华人获奖人数的40倍。”
不管获得诺贝尔奖的犹太人是150多位还是250多位，都已经堪称奇迹，要知道，犹太人仅占世界人口的0.3%，而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活的华人就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我是强烈反对人种优劣论的，就像犹太人智商不比华人高，南非黑人也未必是天生比犹太人差，应该是一种从小养成的类似于“习得性无助”或者“习得性乐观”、“习得性封闭”或“习得性开放”在从根本上影响着一个阶层、一个种群、一个区域人群的总体思维方式和文化行为习惯，进而决定着他们将来是成为富人还是成为穷人。
阶层、族群甚至地域人群的阶层固化仿佛像魔咒一样，烙在每一个不同文化人群的基因里。贫穷者继承的不仅是贫穷，还有与生俱来的自卑和封闭，不论他跑到哪里，给他什么样的环境，似乎都难以改变贫穷的命运。就像薛涌上面所说到的，“有些贫困是境遇贫困，即自己不走运出生在社会底层；有些则是行为贫困，即他们的社会文化行为，如吸毒、犯罪、性行为过烂、无心读书等等，导致了他们的贫困。对前者，提供了机会就能使他们成功；但对后者，提供什么机会也无济于事。”问题在于，天生的境遇贫困会导致行为贫困，而行为贫困根源于他们内心深处的文化贫困。而文化熏陶与教育熏陶的最终成果是人格，是思维方式。因此，归根结底是思维方式贫困。文化在这里并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根植于每个人思维方式的、作为人的内核而存在。
这种文化和思维方式，对于群体而言，就是文化传统与群体思维习惯。人类不同的阶层、族群、地域都有不同的文化传承。文化的最终成果是思维定势思维方式，每个人都只是自己思维定势的奴隶。这便是阶层、族群、地域贫富固化的基因。
在犹太人心目中，赚了钱并不等于成功，真正的成功是获取知识和智慧，文化和智力的寿命比金钱、权力更长久。正如《塔木德》所言：任何有知识的人都不会贫穷。在犹太人心目中，学者的地位不仅高于商人，而且高于国王。“一个学者死了，没有人能代替他，而一个国王死了，所有人都能胜任。”当然，他们推崇的知识是活的智慧，对于那些满腹经纶的书呆子，他们喻之为“背着很多书本的驴子”。
犹太商人说，财富是靠脑袋的，而不是靠手，他们说：“钞票有的是，遗憾的是你的口袋太小了。如果你的思维足够开阔，那你的钱包就会随之增大。”犹太人认为学习是上帝赋予人的权利和义务。犹太教育的本质是一种自我教育，学者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领袖。难怪有一个说法是：世界的财富在犹太人的口袋里，犹太人的财富在自己的脑袋里。
类似的文化习惯与传承，可以推广到地域文化的分析上来。同样一个族群、人种，抛开制度的影响，中国的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两岸四地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习惯与传承；中国大陆的东部、西部、北部、南部、中部也都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习惯与传承。这也直接影响到不同地区的富裕程度。
江浙、福建一带，从银行贷款再以更高的利息进行民间借贷，是几乎家家户户有条件的人都会做的事情，很多人千方百计要从银行多贷款，哪怕利率上浮。虽然有的人因此血本无归，甚至有可能导致温州这样民间金融高度发达的地区，在民间融资链条断裂的时候房价雪崩，但总体上江浙的经济活跃度和富裕程度远超东北和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和北部地区，比例更多的人则是除非迫不得已，银行享受优惠利率的按揭贷款也不想要，觉得那是“做房奴”，“一辈子替银行打工”。相比较而言，中华文明除了江浙、福建、广东以及港澳台比较开放之外，整体文明是属于内陆型封闭型文明。
文化和心灵的开放程度，将从根本上决定着姓氏（族群）、阶层、地域的文明与富裕程度，未来，这种“阶层固化”不仅将“保留”在不同的姓氏（族群）、阶层、地域之中，而且还将“扩大”为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区别。在大城市，再优越条件的人大多愿意像蚂蚁一样自己花力气打拼；在小城市，再优越的家庭也要花大价钱买一个无所事事收入不高的公务员岗位才觉得“安稳”。大城市的开放和对知识、自由、尊严的尊重，小城市的封闭和对关系网小心翼翼的维护，将极大地改变这不同区域中人们的生命质量和富裕程度。在大城市，你的才能永远不够用，所以你总是在不断地学习中；在小城市，你一点点才华就已经多余了，剩下的时间都留给人际关系。
互联网时代，随着信息传播速度和接受方式的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也随之调整；城市化重新布局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极易形成“同道相吸”的正面激励机制。这两个因素，都将极大地瓦解阶层固化。
当然，当越来越多的人们在挣脱传统的阶层和熟人社会的时候，依然有很多人走不出从小留下的文化胎记。比如，当古代有孟母三迁，当今有人走后门拉关系争取保障房指标，把家安在文化观念落后的人群里，让孩子从小接受“穷人文化”的熏陶。
摆脱阶层、地域、种群留下的社会关系网容易，摆脱自小留下的文化胎记难，除非像犹太人一样不断开放心灵、习得知识，否则你将无法走出阶层固化的噩梦与陷阱。
来源：腾讯《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