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在民国邮政博物馆拍摄的胡适先生的往来信件资料。东方IC供图）
一
众所周知，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也是白话新诗的提倡者与实践者，与此同时，他对《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古典文学名著的考证也开启了一个时代的潮流。
然而，这位集众多文学成就于一身的人，对一些人类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却经常说一些外行话，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1921年6月3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莎士比亚在当日与伊莉莎白一朝的戏曲家比起来，自然是一代的圣手了，但在今日平心而论，莎士比亚实多不能满人意的地方，实远不如近代的戏剧家。现代的人若虚心细读莎士比亚的戏剧，至多不过能赏识某折某幕某段的文辞绝妙——正如我们赏识元明戏曲中的某段曲文——决不觉得这人可与近代的戏剧大学相比。他那几本’‘最大’的哀剧，其实只当得近世的平常‘刺激剧’（Melodrama）。如Othello一本，近代的大家决不做这样的丑戏！又如那举世钦仰的Hamlet，我实在看不出什么好处来！Hamlet真是一个大傻子！”（《胡适日记全集》第三册，p.77）
对大名鼎鼎的《哈姆雷特》，胡适不仅没看出什么好处来，而且直接说哈姆雷特是大傻子。这样的情形同样发生在他对曹禺《雷雨》《日出》的评价上。1937年2月1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读曹禺（万家宝的笔名）的《雷雨》《日出》。杨今甫赠此二书，今夜读了，觉得《日出》很好，《雷雨》实不成个东西。《雷雨》的自序的态度很不好。”
——“《雷雨》显系受了Ibsen、O’Neil诸人的影响，其中人物皆是外国人物，没有一个是真的中国人，其事亦不是中国事。”
——“《日出》是一大进步，其中人物稍进情理，也稍有力量。然不近情理处也还不少。如“小东西”，金八非要淫她了，而她卖到下处，却总因为“太小”，接不着客，岂非矛盾？《日出》写胡四、顾八奶奶都不近情理。”（《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册，p.382）
可以看出，胡适虽然对《日出》也很不满意，但总体而言，他觉得《日出》要比《雷雨》要好。
而在很多文学史家看来，曹禺的剧作，不论从思想深度，还是从艺术成就上，《雷雨》要好于《日出》。胡适的判断恰恰相反。
更让人吃惊的是他对《红楼梦》的评价。据唐德刚回忆，晚年的胡适在谈起《红楼梦》时，曾说：“《红楼梦》算不得是一部好小说，因为它没有一个Plot。”在跟苏雪林的信中，胡适更是说：
——“我写了几万字考证《红楼梦》，差不多没有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话。……《红楼梦》主角就是含玉而生的赤霞宫神瑛侍者的投胎；这样的见解如何能产生一部‘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小说！……我向来感觉，《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胡适书信集》下册，p.1559—1560）
这里，胡适认为《红楼梦》的文学价值比不上《儒林外史》，甚至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与《老残游记》。胡适的这些观点，不禁让人怀疑他的文学鉴赏力。
二
从胡适的这些褒贬之词中，不难看出，胡适推崇的是“近情理”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以此为圭皋，内心纠结、性格延宕的哈姆雷特就似乎显得有些无厘头；将矛盾极端化的《雷雨》也似乎不近情理、不像“中国事”；颇具魔幻色彩的《经楼梦》也就不如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好看了。
胡适不喜欢《红楼梦》，不喜欢《哈姆雷特》，不喜欢《雷雨》。他喜欢的文学家是以社会问题剧著称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其作品颇有思想深度，有强烈的写实主义特色。胡适确是推崇易卜生的戏剧的，他1918年曾专门写有《易卜生主义》一文。文中，他说：“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
他还说：“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脏官、污官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联系当时五四的时代背景，似乎不难理解胡适为什么喜欢现实主义的作品。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的文学审美显然受那个时代的影响。而人的审美趣味一旦形成，也往往根深蒂固，是不易改变的。
在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上，除了注重现实性、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健康性之外，胡适似乎还非常推崇作品的科学精神。这似乎也与五四潮流分不开。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崇尚西方。他晚年对侦探小说的推崇，典型地表现了他的这一观点。
1959年12月8日，胡适在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演讲《新闻记者的修养》。演讲中，胡适勉励该校学生要有“为人辨冤白谤”的精神，提倡他们“要多看侦探小说”。他说：
——“侦探小说是提倡科学精神的，没有一篇侦探小说，不是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去求证一件事实的真相的。希望同学们能多看《福尔摩斯》一类的良好的侦探小说，不但可以学好文学与英法等外国文字，同时也是学习使用科学方法的最好训练。”（胡颂平《胡适之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八册，p.3097）
众所周知，胡适是非常推崇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他认定西方侦探小说蕴含着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相应的，对侦探小说的评价也就非常高。
三
相比较而言，胡适对武侠小说的印象则差多了。在《新闻记者的修养》的演讲中，胡适还说：“我们中国文学的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翻译的最好的侦探小说。现在有许多报纸都刊武侠小说，许多人也看武侠小说，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
胡适对武侠小说深恶痛绝，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似乎是，认为武侠小说中的思想内容会给人们带来不良影响。胡适曾谈到他在一张晚报上看到的一篇文章，其中讲到某电台一个敬军节目中，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唱了一支《妈妈要我嫁》，唱到“我那亲亲热热的小冤家”时博得热烈掌声。而且，一会儿，另一位小妹妹登台准备唱的，也是那支《妈妈要我嫁》。
对此胡适很有感触：“对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就向她灌输满了那类‘亲亲热热’的观念，这是教育的成功，还是教育的失败呢？”（胡颂平《胡适之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八册，p.3107）
胡适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深究其原因，胡适提到了不良的武侠小说对孩子们的影响。据《中央日报》记载：
——“他（胡适）说，自己很少看电视、听广播、看戏，“不能说，这些对于孩子们的影响怎样”，但他相信，“无论如何，一些不良的武侠小说，对于少年犯罪想来不无影响”。”（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八册，p.3108）
胡适从思想内容上对武侠小说的斥责引起了金庸的愤慨。要知道，当时的台湾、香港地区正掀起一股武侠小说的浪潮，这其中最有名的无疑是金庸的武侠小说。胡适关于“新闻记者的修养”的演讲刊登后不久，12月10日，金庸就在《明报》上发表社评《最下流之胡适之》予以回击，其中称：
——“翻阅胡适从前文章，这一观念数十年来一直不变，胡适认为《水浒》是‘诲盗之作，粗暴下流’，京戏内容无聊，毫无价值，中国人懒惰肮脏，不可救药。”（见傅国涌《金庸传（修订版）》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p.258）这些话似有情绪和偏颇，但也一定程度上吻合了胡适对文学的判断标准。
从胡适对武侠小说、《红楼梦》《哈姆雷特》《雷雨》的评价，我们似乎不难看出他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形成的文学趣味。胡适对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极其重视，也许在他看来，没有思想深度，没有现实意义及科学精神的作品，算不得好作品。重视思想内容而轻视艺术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胡适在文学鉴赏能力上的重要偏差。
颇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是：后来台湾的武侠小说大家古龙，其小说既是武侠小说，也是侦探小说，按照胡适推崇侦探小说斥责武侠小说的原则，倘使他看到古龙的小说，不知会作何评价？
作者：林建刚 胡适迷、巴萨迷
来源：腾讯《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