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家庭为中心的圈子受到冲击以后，与公共圈有关的意识、道德、法律、制度等却还没有健全和发挥作用，所以即便很多人在物质上丰衣足食，在精神上仍然处于无助与不安之中。
文/陈立行 关西学院大学教授，日中社会学会前会长 来源：新华思客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市场经济不仅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关系，最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方式。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在城市，每个人都被固定在一个特定的工作单位；在农村，几代人都生活在同一村落或集镇。大多数人都是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的亲友、朋友、同乡，人口流动性很小。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废除了私有制，但并没有改变长期以来中国人以家庭为核心的圈子式的思维方式。计划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中国在长期的农耕社会形成的的权威统治，只不过人们的圈子由过去的同族变成了单位或生产队，但是思维方式中亲内疏外的差异并没有改变。
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以及个人与他人的相互依存的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劳动制度的改革加大了劳动市场的流动性，不仅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来到城市，而且经过住房改革和城市规划，城市居民中的很多人也离开了原本的住所，搬进了新居。对左邻右舍全然不知的居民比比皆是。
随着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化，如果离开圈子之外素不相识的他人，每个人都难以生存。市场经济体制打破了自给自足、各自为政的小圈子，把所有人都镶嵌在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同时运转的社会系统中。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系统中与他人互动的零件，每一个零件在为他人贡献作用的同时，也从整体系统中摄取自己所需，享受整体系统带给自己的服务，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现代化。社会现代化需要在素不相识的个体之间建立相互依赖、共生共存的观念，因此公共空间的确立与公共事务的有效运作变得越来越重要。
公共空间和公共事物的概念是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而形成的。中世纪末以前的欧洲，教会是主要的公共场所，承担了最早的管理公共事务的责任。无论是建于2000年前的罗马斗兽场，还是近代城市的共用上下水道、休闲广场、公园以及各种公共娱乐场所无处不在，因此，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政治生活、利用公共空间的社会生活以及利用公共场所的娱乐生活，逐渐演变为风靡欧洲社会的生活方式。
但是20世纪以前，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中国几乎没有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城市中除了大家共同使用的道路以外，小的祀堂是氏族的，大的会馆是同乡会的，花园是深宅大户的后花园。直到西方列强在上海建了租借地，中文中才出现“公园”一词。此后又逐渐出现了电影院、剧院等公共娱乐空间。所以，就像树木的年轮一样，中国人的生活环境和归属感是圈子模式的：最核心部门是家人，向外是亲戚、同乡、同学、同志、同僚。人际关系的距离也深受这种思维的影响。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即使是改朝换代，家庭的文化、家庭的纽带、家庭的功能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家庭像一个生命的共同体，个人像它的一个器官，无论个人的意愿和能力如何，都很难与家庭分开，家庭高于一切。所以现在中国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住宅小区，但是在有关小区的公共空间与公共事务的管理问题上，业主们还没有形成和议、协商、自治的机制。
目前，中国社会里圈子式的归属感和思维方式，明显表现在公共空间和公共事务的增加与人们的公共意识和公共行为之间的不相称。我的很多外国学生和朋友说他们不能理解中国人的两张脸：对熟人无比亲热，而对不熟悉的人冷漠无情。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人的评价是，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祉，而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因此对家庭以外的社会活动缺乏热心、缺乏公共道德。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而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但是，中国的家庭正面临现代化带来的猛烈冲击，例如空巢老人家庭急剧增加。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中国人的各种圈子正在不断液化：大量的人口流动和雇用关系的不安定，使同乡、同僚、同志的圈子很难固定；赖以生存的家庭摇摇欲坠；以往熟悉的亲朋好友也各自忙碌。人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陌生人之间。
由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太快，在以家庭为中心的圈子受到冲击以后，与公共圈有关的意识、道德、法律、制度等却还没有健全和发挥作用，所以即便很多人在物质上丰衣足食，在精神上仍然处于无助与不安之中。
面对社会现代化所带来的公共事务的变化，虽然中国政府最近实施了一些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制度，并且很多大学开设了公共管理的课程，但是中国民众一直都在权威管理之下，没有参与公共事物的体验。民众不会主动为他人谋利益，自然也不相信能够通过公共事务的管理给自己带来公正公平。当然，如果公众还不能完全理解公共空间和公共事务中利他和利己是密不可分的，就无法谈论主动实践的问题。
目前中国的各级政府和民众都面临冲破圈子式的思维，建立人人平等、息息相关、相互依存的观念与共识的挑战。这是社会现代化长期而艰巨的工程，不仅需要建立个人权益存在于公共权益之中、损人就是损己、利他就会利己的意识，更需要制定有关法律和制度，建立和形成参与保护公共权益和履行义务的奖惩机制，提高民众的公共意识，同时还需健全对公共利益公平分配的监督机制。
如果这些机制能够有效运行，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哲学思想就可能转变为对公共空间和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参与。通过这些实践，重建相关的职业道德和公共道德，让民众享受和谐的现代化生活。
面对社会现代化所带来的公共事务的变化，虽然中国政府最近实施了一些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制度，并且很多大学开设了公共管理的课程，但是中国民众一直都在权威管理之下，没有参与公共事物的体验。民众不会主动为他人谋利益，自然也不相信能够通过公共事务的管理给自己带来公正公平。当然，如果公众还不能完全理解公共空间和公共事务中利他和利己是密不可分的，就无法谈论主动实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