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冒犯，就没有自由》那篇文章里，我指出了一个意思：严复将穆勒《论自由》一书的主旨总结为“群己权界”，即所谓“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这一原则适用于实践层面，但并不适用于观念层面，在思想言论方面，既不能、也不应设定一个固定边界。
而现在，我的认识更进了一步：即使在形而下的实践层面，“群己权界”也非总是适用的，在不同的个体自由之间，不同的个体权利之间，未必就能划疆而治，井水不犯河水。
触发我产生这一想法的，是春节那一阵的爆竹存废之争，尤其是崔卫平与张晓舟在微博里的唇枪舌剑（感兴趣的读者也可参见《怎样放鞭炮才能不损伤国民性？》）。
在我看来，放爆竹也隐含着一个关乎个人自由的问题：作为一种传统习俗，放爆竹可以算作一项权利；但作为普通居民，拥有安静的空间，也是当然的权利。这两者之间，哪个更重要？是让放爆竹的权利破坏安静的权利，还是让安静的权利取消放爆竹的权利呢？在爆竹问题上，施者和受者的自由显然是互为冲突的，也是难以做到“以他人之自繇为界”的。
且不论放爆竹所包含的安全问题、环境问题，若仅因为它侵犯了大多数人拥有的安静的权利，就要完全取消这一习俗，那么，按同样逻辑，我们不是也可以要求禁止大妈跳广场舞、禁止养宠物狗、禁止轿车安装防盗器吗？是不是也可以禁止最让人抓狂的房屋装修呢？因此，只见于年节期间的爆竹问题是特殊的，但这个特殊的问题，却折射出普遍的问题——我们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都存在的噪音问题，以及噪音问题中所隐含的自由问题。
从个人自由的立场，噪音问题的性质，可以归结为对他人拥有安静空间的权利的侵犯；但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于，这种侵犯客观上几乎是无可避免的。
（图注：2014年8月13日，重庆江北区观音桥，广场坝坝舞烦人的噪音让周边居民苦不堪言。坝坝舞者也意识到这样的问题。观音桥步行街坝坝舞者自己够耳机进行跳舞，消除扰民噪音。CFP供图）
在理念上，我们首先要承认，每个人都应拥有听觉权利的私有空间，或者说，应拥有独立的、不受侵犯的听觉空间；但在实践上，声音的物理性质决定了，它作为个人行为的延伸，无法像个人行为本身那样可以自限于权利边界之内。个人行为所造成的声音，比如私宅中的影音、宠物吵闹、装修，比如开放性公共空间中的汽车喇叭或防盗器、广场舞、爆竹，比如封闭性公共空间（公交、地铁、电梯、公厕、餐馆、会议室）中的喧哗、手机通话、玩游戏、儿童吵闹，几乎总要超越个人所应有的听觉空间，总要辐射到他人所应有的听觉空间，而一旦如此，我之声音，就成为彼之噪音了。
同时，这种侵犯又是互为性的、双向度的，不仅个人总会侵犯他人的听觉空间，个人的听觉空间也总会被他人侵犯。一句话，在听觉上，我们无法不逾边界，我们必然会相互侵犯，听觉的相互侵犯可以说是我们生活的常态。我们各自造成的声音，必然会成为彼此的噪音。
我以为，还可以由此进一步申论：个人的自由，在现实中难免会侵害到他人的自由；个人行为，或个人行为的后果，客观上总会溢出其权利边界，几乎无人可以做到绝对不侵害他人的权利空间。
在此意义上，所谓“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很多时候是无从落实的。这可以说是“群己权界论”的困境，甚至也是自由的困境。这就意味着，穆勒、严复将自由定义为“群己权界”，在观念上不论如何正大如何精辟，其可操作的范围却是有限的，现实总要比理论复杂得多。
一项行为或事物引发的纠纷，只有当此行为或事物可以清晰地确定其权利边界，才适宜通过法律方式解决；而声音作为一种行为，或者说行为的后果，恰恰无法清晰地确定其权利边界，无法清晰地确定其侵犯他人权利空间的程度。因此，我们不难想像，极端化的噪音问题，固然可付诸法律或行政手段以求救济；但日常化的噪音问题，无论从成本角度，还是从执行角度，都不易依凭法律或行政手段去应对。也就是说，在理论上，个人虽拥有维护安静空间的权利，但在实践上，个人却难以采取有效的强制手段以保护这一权利；噪音问题固然可以归结为权利问题，却不能仅依赖捍卫权利的方式来解决。
我想，噪音问题是无法根除、只能减轻的，而归根结底，最有效的方法，无非是最简单的方法：作为个人，我们在行使自身的权利时，也要设身处地，尊重他人的权利；只有养成自律的意识，尽可能减少对他人权利空间的侵犯，才可能最终减少他人对自身权利空间的侵犯。易言之，噪音的应付之道，不在法律，而在伦理，不在短期的手段，而在长期的习惯，不在强调个人权利，而在提升个人素质。最重要的是我们彼此的尊重，彼此的体谅，彼此的自律。作为噪音的施者，其行为的力度应尽量减轻，时间应尽量减短；而作为噪音的受者，也应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他人因自由行为而造成的听觉侵害——毕竟，这种侵害与容忍是相互的，我们每个人都同时是侵害者和容忍者，我们也会侵害他人，我们自然也得容忍他人的侵害。
比如，具体到放爆竹的问题，我的意见如此：放爆竹作为一种越来越“少数派”的权利，确实侵犯了“沉默的大多数”的权利，放爆竹者很应当注意时间和地点，以减轻对他者的干扰；但另一方面，放爆竹作为一种传统，即使不是一种好传统，也不过是一年一度的放纵，厌烦爆竹者是不是也应忍让一时，尊重一下这种“过于喧嚣的孤独”的权利呢？
关于噪音问题，去年有两本翻译过来的调查报告：一本是赢得公知书评人力捧的《一平方英寸的寂静》（商务印书馆），属于环保主义性质，主要针对噪音对自然界的破坏；另一本是似乎无人喝彩的《噪音书》（重庆大学出版社），属于社会问题性质，更关注噪音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在我，更认同后一本书的取向。我觉得，追求大自然的宁静，是过分奢侈的理想；我的期望，只是降低人世间的喧嚣，赢得最低限度的城市宁静而已。
人类已经太多了，我们只能生活在“拥挤社会”之中，个人是无法自外于人群的。就形而上的意义来说，我们各有各的权利，各有各的安静空间，但究其实，我们各人的安静空间其实是错杂地镶嵌在一起的，我们拥有的，不如说是同一个安静空间。若想获得一个属于个人的安静空间，取决于拥有一个属于所有人的安静空间——只要一个人的任性，就可以破坏属于所有人的安静空间；而非得所有人的自律，才可能维持属于个人的安静空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多少只是修辞，但在噪音问题上，“匹夫有责”就绝非虚言了。
如果说，在商业领域，所有人的自私可能造就一个繁荣的社会（这一点其实也颇有人质疑。事实上，英、美的经济繁荣都得力于“看得见的手”，并非完全凭藉“看不见的手”）；但在生活领域，所有人的自私只会造成一个灾难的社会吧。
如此，抵制噪音，保有安静，出发点是个人权利问题，但最终要归结为个人责任问题。这似乎是个悖论。但实际上，自由问题总是如此的。权利作为一种价值终有其止境，人与人的关系，共同体的秩序，是无法仅通过争取权利的方式来维系的。没有责任，也没有自由。
（原标题为《噪音：一个自由问题》）
作者：胡文辉，笔名胡一刀，广州人，1989年肄业于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资深新闻工作者，现为广州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花地专栏责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