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死体验背后的科学解释和理论探讨

氧分子网科技讯 3月19日，最新一期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文章，对“濒死体验”背后的科学解释和唯心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2014年的影片《天堂真的存在》(Heaven Is for Real)在美国斩获了9100万美元的票房，该片讲述了一个男孩儿告诉父母，他在接受紧急手术时灵魂出窍上天堂的故事。这部影片改编自201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至今已经销售1000万册，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榜长达206周。

无独有偶，另外两本讲述濒死体验的书也分别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榜94周和36周，分别是艾本·亚历山大(Eben Alexander)的《天堂证据》(Proof of Heaven)和玛丽·尼尔(Mary C. Neal)的《天堂归来》(To Heaven and Back)。前者讲述了作者在脑膜炎引发的长达一周的昏迷中获得的濒死体验，后者则是讲述了作者遭遇独木舟事故而沉入河中后遭遇的濒死体验。（2010年出版的《天堂归来的男孩儿》(The Boy Who Came Back From Heaven)的主人公最近承认，他的所有相关言论都是编造的。）

事实上，过去几十年已经有几十本甚至几百本关于“濒死体验者”的采访图书出版，而他们的故事也基本相似。尽管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细节的描述各有不同，但大致的体验却惊人相似。西方的濒死体验研究最为前沿。很多类似的故事都提到了浮在空中俯瞰自己的身体以及周围的景象；步入超脱凡尘的美妙世界；看到天使和上帝等神灵；遇到早已死去的亲人或朋友；感觉与万物相连，体会到强烈的爱意和幸福；最终被迫离开幻境，回到自己的肉身。

很多濒死体验者都表示，他们的体验既不像梦境，也不像幻觉，他们经常会用“比生活更真实”来描述这种体验。这些人之后都会发生很大变化，往往难以融入日常生活。有些人在事业上发生了重大转变，还有的离开了自己的伴侣。

很多科学文献都认为濒死体验源自紧张或垂死的大脑发生的物理变化，这类文献的数量甚至与濒死体验的书籍保持着等量的增长速度。科学家认为，这种体验的诱因包括缺氧、不完全麻醉或者人体对创伤的神经化学反应。濒死体验者却认为这些解释都不够充分：由于濒死体验发生时，体验者的身体状况千差万别，所以这些理论无法解释如此普遍、如此一致的现象。

内科医生山姆·帕尼亚(Sam Parnia)和皮姆·范·拉曼尔(Pim Van Lommel)在最近出版的书中介绍了一些同行评审的权威期刊上描述的部分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受控的实验环境确定濒死体验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帕尼亚和他的同事去年10月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该研究涉及2000多名心脏骤停病人。

而玛丽·尼尔和艾本·亚历山大都在最近出版的新书中表示，他们的濒死体验大幅向外拓展了他们的精神视角。尼尔在遭遇濒死体验前曾经是南加州大学脊柱外科主任（她目前任职于私人诊所）。亚历山大则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在多家享有盛誉的医院和医学院从事教学和实践工作，包括布莱根妇女医院和哈佛医学院。

尽管拥有丰富的医学知识，但亚历山大却给出了似乎不太科学的解释。他研究了自己昏迷时的临床资料，认定他在获得濒死体验时进入了深度昏迷状态，大脑已经完全停止工作。所以，他认为唯一能解释他所见所感的理论是：他真的灵魂出窍，并去往了另外一个世界，而天使、上帝和来世也都是真实存在的。

亚历山大并没有将关于自己的医学发现发表在任何权威杂志上，而2013年发表在《Esquire》上的一篇调查文章也质疑了他所阐述的一些细节，例如，他表示在获得濒死体验时，自己的大脑已经无法进行任何活动。在怀疑者看来，他的故事以及最近的《天堂归来的男孩儿》事件进一步证明，濒死体验与外星人绑架、特异功能和幽灵事件类似，都是江湖骗子为了欺骗无知者和易受影响的人而耍的把戏。

然而，就算是这些怀疑者也很少指控濒死体验者杜撰了所有的体验内容。即使其中的一些内容可能是捏造的，还有很多可能在叙述中被美化，但这样的案例太多，记录也都非常充分，所以无法全盘否定。同样难以否认的，是一些拥有专业素养、受人尊敬的医生所叙述的内容。即使来世并不存在，但去往来世的感觉应该确有其事。

濒死体验的一些特性引发了科学家的极大兴趣。当外星人绑架或鬼魂触摸时，很少会有人恰好手持记录设备，但很多濒死体验发生时，体验者的周围往往都会布满了各种可以测量生命体征的医学仪器。

不仅如此，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人被医生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有少数幸运的人在埋入雪中或沉入冰水后已经失去了呼吸和脉搏，但仍被抢救过来。医生有时还会故意制造这种情况，冷冻病人的身体或停止他们的心跳，以便进行复杂而危险的手术。他们最近还在一些严重受伤的人身上采取过同样的技术，在伤口修复之前，始终让他们处在生死之间。

这种种“优势”使得濒死体验成为了唯一一种有可能通过科学方法展开彻底研究的精神体验。这也成为了一条帮助人类探索古老信仰的渠道：自古以来，我们就相信自己不仅仅是一具血肉之躯。通过这种体验，我们还可以洞悉意识的形成原理——这是人类最为神秘的特点之一，即使对于最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而言也不例外。

正因如此，我去年夏天才到加州Newport Beach参加了国际濒死体验研究协会(IANDS)的年会，那是一家成立于1981年的组织。我想知道：是什么让一个人相信他真的看到了人生彼岸？为何那么多人的人生彼岸都如此相似？科学能否真正解释这一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次大会就像是俱乐部聚会一样，充满了欢快的气氛。很多人都彼此相识多年。与会者都佩戴不同颜色的丝带，以证明自己的身份，包括演讲嘉宾、讨论嘉宾、志愿者，以及濒死体验者。大会设立了很多讨论组，议题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神经科学可以从濒死体验中学到什么”、“神圣的几何舞蹈：创造一个通向上天的漩涡”、“前世回归小组”

协会主席戴安·科克伦(Diane Corcoran)做的公开讲座显然是针对新手的，300个座位的大厅显得空空荡荡。她先是阐述了人们获得濒死体验的各种情况——包括心脏病发作、溺水、触电、身患绝症、战斗疲劳——然后介绍了这种体验的典型特征。

她提到了布鲁斯·格雷森(Bruce Greyson)，也就是第一位认真研究濒死体验的医生。格雷森设计了一套系统，根据16项指标来衡量濒死体验的等级，例如愉悦程度、碰到神灵、灵魂出窍等。每个指标都可以进行0至2的评分，因此最大分数为32分。超过6分即可归为濒死体验，而一项研究显示，自称有过濒死体验的人平均得分约为15分。

但科克伦强调说，濒死体验的长期影响同样是证明你是否有过濒死体验的一项重要指标，其重要性甚至与濒死体验本身相当。很多人虽然有过濒死体验，但多年以来却一直没有意识到，直到他们注意到这种影响后才将其拼凑起来。这包括对光线、声音和特定化学品的高度敏感；更有同情心、更加大度，有时甚至有些过分；在守时和财务观念上遇到困难；对所有人无条件地付出自己的爱，甚至令亲友感到压力；对电气设备产生奇怪的影响。科克伦回忆道，在一次濒死体验大会上，酒店的电脑系统突然崩溃了。“把400个体验者聚到一家酒店，肯定会发生一些事情。”她说。散落在台下的听众发出了赞许的笑声。

科克伦戴着两个胸牌。一个上面写着她的名字，上面绑着好几种颜色的丝带，就像一个展开的百叶窗，上面写着“35年”、“遗产社会”、“问我”和“服务于此”。（她对我说，她每年的会议上都会增加一条丝带：“这最初是个玩笑，现在已经成了传统。”）另外一个胸牌上写着“上校”：她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曾经担任过很多职位，包括在陆军护士队担任过一系列高级护士职位。她第一次遇到濒死体验者时还是一名初级护师，那是1969年，她当时在龙滨服役，那里有美军设在越南最大的陆军基地。

我吃早餐时遇到了科克伦，她对我说：“没人愿意谈论这些事情。一个年轻人对我讲述了濒死体验，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我能从中看出他的情绪和情感。”自那以后，她一直在学习医疗知识，以期更好地了解濒死体验。“多数内科医生都不太擅长与死亡和垂死状况打交道。”她不动声色地说道，“所以当你谈到灵魂出窍的事情时，你就已经跳出了他们的研究范畴。”

最近，他一直在尝试通过不同的方法寻找参加过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老兵，让他们讲述其曾经遭遇的濒死体验。“在军中，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这是个医学问题。我对医生说，他们必须下定决心。有很多病人遭遇过这种体验。如果你要关心他们，就必须得到这些信息。”

有关濒死体验（或者与之类似）的描述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还有研究人员认为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目前已知的关于濒死体验最早的描述来自18世纪的一位法国军医，这段内容的概述最近发表在医学期刊《Resuscitation》上。而普遍的观点认为，现代医学对濒死体验的研究始于1975年。那一年，由哲学家转行为精神病学家的小雷蒙德·莫迪(Raymond A. Moody Jr.)出版了《身后事》(Life After Life)，书中的内容取自对大约50名濒死体验者的采访。

莫迪的作品激发了一系列回忆录、电视剧和文章。自那以后，在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心脏病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士中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他们都认同莫迪的一条信念：意识可能以某种非物质形态存在，虽然独立于我们的大脑，但也与之紧密相连，而濒死体验或许可以提供这样一种证据。这个小圈子里的主要成员都在著名高校和医院拥有显赫的身份。他们相互推荐彼此的著作，还就灵性和意识的本性等话题发表演讲。

这些书中最值得一读的或许是2009年出版的选集《濒死体验手册：30年之调查》(The Handbook of Near-Death Experiences: Thirty Years of Investigation)。据该书介绍，截至2005年，有关濒死体验的数十项研究总共涉及了3500个对象，由此催生了大约600篇学术文章。其中很多文章都发表在《濒死研究期刊》(Journal of Near-Death Studies)上，这本国际濒死体验研究协会的内部刊物也是一本由同行评审的刊物。但其他很多文章都发表在了主流医学杂志上。我今年2月对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PubMed数据库进行检索后发现，约有240篇论文提到了濒死体验。（该数据库并未收录《濒死研究期刊》。）

多数濒死研究都是回顾性的，这表明研究人员都会寻找那些有过这类体验的人，并对其进行采访。从科研角度来看，这会造成几个问题。这意味着研究对象都是“自我选择的”，所以可能不具代表性。例如，与在濒死体验中感到幸福的人相比，有过可怕的濒死体验的人或许不太愿意讲述自己的故事。

（在论证濒死体验为何不是垂死大脑的一种幻觉时，其中一个论据是：太多的故事都包含了类似的场景。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一些研究的确只报告了广为人知愉悦体验，但实际上，在十余项不同的研究所报告的濒死体验中，令人不快的体验占到23%。）多数采访都是在濒死体验发生后几年进行的，所以记忆可能出错。而最重要的在于，回顾性研究无法通过可靠的数据了解研究对象的身体和大脑究竟在他们感觉灵魂出窍时发生了什么。

这一领域发布的前瞻性研究大约有十余项，其中几项是近几年进行的。在这些研究中，研究人员通常会在取得病人同意的情况下，尽快采访在明确急症（例如心脏骤停）中幸存的人。研究人员会向病人询问开放性的问题，让他们讲述抢救过程中的体验。倘若他们报告任何异常情况，研究人员就会查看病例及其主治医生的叙述，寻找可能解释这种体验的信号，或者证明他们的大脑在相关时间内曾经停止工作。这类研究调查的濒死体验者总数不到300人。

那些相信灵魂出窍的人希望找到一个确凿的案例证明此事。曾经有一位著名研究人员将这种现象称作“明显不是来自肉身的真实知觉”——换成通俗的说法就是：在这样的体验中，你看到和听到了一些原本无法看到或听到的事情，但事后证明这些事情的确发生过。不过，灵魂出窍只是格雷森所列的16项可能的濒死体验元素之一，而有过这种感受的体验者在不同的研究中占比也各不相同。

作为濒死体验中唯一一个感知物理世界而非精神世界的阶段，灵魂出窍或许是最有可能说服怀疑者的因素之一。如果能证明有人在濒死体验中看到或听到了脑科学认为他们不可能看到或听到的事情，那至少就能证明我们对大脑的理解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完善。这甚至可以证明意识可以独立于躯体而存在。

因此，真实知觉的报告在濒死体验者中的重要性堪比图腾。其中最令人振奋的是一个关于“玛利亚”的故事，她在1977年因为心脏骤停在医院里有过一次濒死体验。“玛利亚”后来告诉社工，当医生抢救她时，她发现自己浮在医院办公大楼外，看到3楼的窗台上有一只网球鞋，她还对那只鞋进行了细致描述。那名社工后来亲自前往玛利亚所说的那个窗台查看，不仅找到了那只鞋，还发现根本不可能从玛利亚所在的病房内看清那只鞋的所有细节。

那些社工名叫金伯莉·克拉克·夏普(Kimberly Clark Sharp)，如今已经年过六十。她留着浓密的卷发，在那次大会上充当我的非正式新闻发布官。她和她的故事已经在国际濒死体验研究协会内广为人知。我听好几个人说过“玛利亚的鞋”或“网球鞋案例”。

不过，尽管“玛利亚的鞋”的确很有吸引力，但从证据角度来看，说服力仍然不强。接受了几年的治疗后，玛利亚就消失了，没有人能找到她，也就无法进一步证实她的故事。

还有一个更有效力的案例来自创作型歌手帕姆·雷诺兹(Pam Reynolds)。1991年，彼时35岁的雷诺兹接受了一次脑动脉瘤切除手术。由于担心动脉瘤可能破裂，导致她在手术中死亡，她的医生采取了一种名为“低体温心脏骤停”的激进方法——将她的身体冷却到60华氏度（约合15.6摄氏度），停止了她的心跳，并将血液从她的脑部吸出。这种冷却法可以避免细胞在缺氧状态下死亡。当医生恢复她的心跳和体温时，她将会“重新启动”。

为了100%确定雷诺兹的大脑在手术中处于完全“关闭”状态，医疗团队将一个小喇叭放到她的耳朵里，以100分贝的声音播放着快速而持续的滴答声——相当于割草机或手提钻发出的响度。如果她有任何的意识，如此高强度的滴答声肯定会在脑干中产生电信号，而医生便可立刻通过脑电图监测到。

仪器监测结果证明，在长达数分钟的时间内，雷诺兹的大脑和身体都处于死亡状态。然而在手术结束后，她却表示自己经历了强烈的濒死体验，包括灵魂出窍，她甚至准确地回忆起手术室里发生的一些细节，包括锯开她头盖骨的骨锯形状、医护人员之间的对话，以及医疗人员当时收听的《加州旅馆》——她事后回忆时表示，这很不合适。在濒死体验圈内，雷诺兹绝对算得上是经典案例。

然而，雷诺兹所讲述的所有真实知觉都不是在她的脑电图为直线的情况下发生的。有的是在之前，有的是在之后，虽然她当时也处于麻醉状态，但依然“活着”。据估计，“麻醉意识”大约会影响千分之一的病人。因此，怀疑者认为，雷诺兹可能听到了一些医护人员的对话，她也有可能通过骨锯的声音或震动推断出了它的形状，还有可能利用她在手术前后注意到的一些细节重构了虚假记忆。

2011年，在雷诺兹因为心力衰竭死亡后，《濒死研究期刊》用了整整一期的内容讨论她的案例。在那一期的杂志中，一位怀疑濒死体验的人和两位相信濒死体验的人就很多非常详细的问题展开了辩论，包括喇叭在她的耳朵里播放噪音的时间、骨传导声音的方式，还涉及一些关于非肉身思维究竟有可能通过何种方式感知物理刺激的深奥理论。最终，该期刊的编辑贾尼斯·米勒·霍尔登(Janice Miner Holden)总结道，雷诺兹这样的案例“提供的不完美数据可能永远无法成为真凭实据。”

其他明显的真实知觉案例至少从表面看来也很引人入胜，但可惜的是，这类案例的数量很有限。霍尔登从各种文献中找出了一些类似的案例，统一收录在在《濒死体验手册》中。她舍弃了雷蒙德·莫迪的书1975年出版后发表一些个人回忆录，而是把重点放在了1975年之前出版的书籍，以及研究人员和医务工作者展开的系统性研究。最终，她总共搜集了大约100份关于濒死体验中的真实知觉的报告。但其中只有35个案例能够在濒死体验者之外的其他来源，找到足以证明其所述内容准确无误的记录。然而，即使是这35个案例，也没有一个能够无可争议地证明濒死体验者看到了只有脱离肉体的灵魂才能看到的东西。

正因如此，才有一些研究人员试图充分利用容易出现濒死体验的环境，来创造一种检验真实知觉的简单方法。

为了通过让科学家满意的证据来证明非肉体意识的存在，就需要一套规范的研究方案。事实上，这并非难事。在《濒死体验手册》中，贾尼斯·霍尔登将此概括如下：

“在一个可能发生濒死体验的地方放置一些感知刺激物，然后采访所有在那个刺激物附近存活下来的濒死体验者，判断他们是否感知到这个刺激物……放置这个刺激物时应该确保只有濒死体验者能感知到，该区域的其他人无法感知。通过这种方式来排除受访者或其他人有意无意地把刺激内容通过正常（甚至超常）渠道告诉濒死体验者的可能，甚至连研究团队或相关人员都不应该知道刺激物的存在。”

目前为止已经有6项研究尝试过这种方法，主要都是针对心脏骤停病人，但都没有发现确凿的真实感知案例。所有这些实验都在某个较高的位置放置了某种刺激物（例如一张纸或一个电子显示屏上显示的一张画或一个标记），确保只有当人浮在接近天花板的半空时才能看到。研究的设计者们会竭尽所能确保采访结束前没有人知道这个刺激物的存在——包括医生、护士以及负责采访病人的人。（但霍尔登也表示，要让医院的工作人员遵守这项规则并非易事。）

最近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尝试是所谓的Aware研究，负责人是纽约州立大学斯托尼布鲁克分校的山姆·帕尼亚，他去年10月将论文发表在医学期刊《Resuscitation》上。在该论文中，15家参与研究的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医院都在可能抢救心脏骤停病人的房间内安装了用于放置图画的架子。

Aware研究的结果立刻凸显出这类研究的关键问题：很难获得足够的数据。在4年的研究过程中，这项研究总共记录了2060起心脏骤停病例。（实际案例高于这一数字，但研究人员无法全部记录。）在这些病人中，共有330人存活下来，140人足以接受采访并同意参与实验。在这140人中，101人通过了筛选面试，其他人未能通过，“主要是因为疲劳过度”。按照格雷森体系进行评级后，在剩余的101人中，有9人记得自己曾经体验过濒死体验，2人记得有过灵魂出窍的体验。在这2个人中，有1个人因为病情过重无法继续接受采访。所以只剩下1个受访者可以回忆他所看到的详细内容。

这仅有的1个案例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兴趣。这位病人是一位57岁的男性，他说自己浮在房间中央，看到医护人员在抢救他，他亲眼看见医生在自己身上使用除颤器。根据帕尼亚的论文，此人描述的一些细节得到了验证。不仅如此，研究人员通过测算发现，他可能看见了自己的心脏停止跳动后长达3分钟的场景。

倘若果真如此，就将成为一项重大发现。心脏停止跳动后大约20秒内，脑电图就会变成直线。心肺复苏可以提供足够的血流来放慢细胞死亡的速度，但却不足以重启大脑。与麻醉或昏迷状态的大脑不同，该病人的大脑在其心脏自主恢复跳动前应该已经完全罢工。

不过，这项临床证据依然存有一些瑕疵。即便参与Aware研究的医院在不同地点安装了大约1000个架子来展示特殊的图画，但只有22%的心脏上骤停病例发生在架子旁，而这位“明星病人”并非其中之一。

面对种种引人入胜的濒死体验故事，体验者总是认为科学解释难以令他们满意。这其实并不奇怪：有关濒死体验的科学理论并不罕见，但这些理论往往过于冷酷，无法打动人心，与濒死体验者所描述的内容相比也不够完整。

这些理论包括：心脏骤停导致的昏迷经常会出现缺氧现象，而缺氧往往引发恍惚、混乱和幻觉的情况——这一点早已为人所知。颞顶联合区是大脑中负责处理各种感觉器官信号的区域，它将这些信号结合起来，让你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存在。因此，这个部位如果出现问题，就会产生灵魂出窍的感觉。有一种理论认为，二氧化碳过多（高碳酸血症）可能令人感觉灵魂脱离身体，或者进入一个隧道——但这种理论并没有太多证据。神经化学在触发幻觉或产生平静安详感觉的过程中或许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诸如此类的理论不胜枚举。

认可这些濒死体验者的医生认为，有很多方式可以反驳这些唯物主义者的解释。山姆·帕尼亚和皮姆·范·拉曼尔等人都在他们的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简单来说，这些反驳观点认为：尽管各种各样的科学解释看似可信，但却没有证据能够真正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很多濒死体验发生时并没有处在上述可以进行科学测量的环境中。而在这样环境中，往往也不会发生濒死体验。目前仍然缺乏足够的数据在些理论与濒死体验之间建立相关性，更无法证明它们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另外，现在仍然很难判断如何才能获得足够的数据，至少在心脏骤停案例中的确如此。帕尼亚的Aware研究历时4年，覆盖15所医院，但最终却只得到了9个濒死体验案例。2010年发表的一份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前瞻性研究报告的确在濒死体验与心脏病人的高碳酸血症之间找到了相关性——但并没有发现与缺氧之间的关系——不过，其样本也只有52人，而报告濒死体验的也只有11例

还有一种唯物主义者经常提及的新式研究方法。在密歇根大学2013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科学家对大鼠进行了麻醉，并停止了它们的心跳。在30秒内，大鼠的脑电图就变成了直线——但最初却出现了棘波，表明大脑的不同部分彼此之间发生了比清醒时更加活跃的交流。

这种交流被视作意识的一个关键步骤：实际上，大脑的不同部分此时正在对比它们获得的刺激。如果人类体验到与大鼠相同的死亡过程，可能意味着当氧气供给被切断时，大脑会试图搞清究竟发生了什么状况，因而会进入最后一次极度活跃的痉挛状态。倘若如此，这种活跃或许就能解释人们为何能在濒死体验中感受到比物理世界更真实的感觉。

但同样地，这种解释仍然只是看似有理，却无法得到证实。倘若帕尼亚等研究人员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像Aware研究中的那位男士一样的病人会在心脏停止跳动后的几分钟甚至更长时间内产生几次一闪而过的自觉意识，那么整个的争论将会再次爆发。目前为止，死亡棘波只是濒死体验拼图中的又一个脱节的碎片——事实上，我们仍未找出拼好这个拼图的方法。

那么要揭示濒死体验背后的科学原理，下一步又该怎么办？我询问了英国心理学家苏珊·布莱克摩尔(Susan Blackmore)。在众多反对用唯心理论解释濒死体验的科学家中，她可能是最为著名的一个。她本人年轻时就曾有过强烈的灵魂出窍体验，在那之后，她就开始调查各种超自然能力，她的职业生涯中有很大一部分工作都在用科学的理论解释这些现象。

布莱克摩尔认为，这一谜团可能已经基本解决。她表示，我们已经知道，濒临死亡的压力会迫使大脑处于极度活跃的状态，从而触发上文提到的所有现象。她在通过电子邮件表示，目前剩余的最大问题在于：

“我们会在各种药物的作用下、在疾病中或者其他情况下会看到这些现象孤立而自发地出现，但在濒死体验中他，它们往往以特定顺序出现。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或许会猜测，这可能与一系列神经传导物质有关，这也有可能是极度活跃状态的传播方式，或者……？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我猜我们很快就能找到。”

我认为布莱克摩尔的这个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濒死体验都遵循了相同的顺序）一旦得到解答，不仅可以完成整个拼图，让我们明白濒死体验是如何发生的，还能帮助我们理解濒死体验为何对体验者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

阿拉纳·卡兰(Alana Karran)是一名教练，他在国际濒死体验研究协会的年会上负责实施引导性冥想，回顾典型的濒死体验步骤。她帮助我理解了这种顺序的重要性。她指出，这种体验与“英雄之旅”类似——这是美国作家兼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在1949年发现的一种叙事框架，并将其命名为“monomyth”。这种模式几乎适用于任何形式的故事，从宗教神话到希腊史诗，再到好莱坞大片和个人回忆录。

在这种结构中，主人公因为某种干扰而跳出了他的正常生活。他起初并不愿意，但在某个导师或智者的催促下，还是展开了一场通往陌生世界的旅程。他在那里面临考验、对抗敌人，质疑朋友和盟友的忠诚。随后，他还要面对最严峻的考验，濒临失败或死亡，最终以另外一种方式胜利返回他开始的地方。

很多濒死体验者的叙述都或多或少遵循了这种结构。在《天堂证据》中，艾本·亚历山大(Eben Alexander)描述他起初被困在一个黑暗的地方，像是一个半透明的泥沼或是“肮脏的果冻”，周围布满了“奇形怪状的动物脸”，让他逐渐产生了幽闭恐惧症。最终，有一个东西将他拉了出来，并带入了“我毕生见过的最奇怪、最美妙的世界”——一个世外桃源。在那里，他遇到了骑在蝴蝶翅膀上的美丽女孩，她告诉他，他是“亲爱的、珍贵的、永恒的”。然后她陪伴他踏上了一段旅程，前往一个充满亮光的空间。他在那里碰到一个神灵，帮助他解开了宇宙的很多奥秘。在这两个世界中来来回回了一段时间后，他最后下降到他最初开始的那个黑暗的地方——只不过，原本那些古怪的动物变成了一个个为他祈祷的人的面庞。

如果你一直生活在挣扎中，一次濒死体验将会把你引向不同的方向：你差点就死了，所以必须做出一些改变。

英雄之旅在各种故事题材中都很流行（事实上，有人甚至会说坎贝尔的这番总结摧毁了现代娱乐业），因为它的确非常有效。它提供了一种可能，让你跳出始终束缚你的环境，通过一番转变让它变得更加美好。

在大会的所有与会者中，没有人比杰夫·奥尔森(Jeff Olsen)更渴望这种救赎和转变——他也是会上的两位主旨演讲嘉宾之一。奥尔森通过两本书和许多段YouTube视频讲述过自己的故事，那是一段令人嫉妒痛苦的故事。

一次度假归来时，他因为疲劳驾驶在方向盘上睡着了，结果出了事故。他躺在汽车残骸上，背撞断了，一只胳膊几乎掉了下来，一条腿也毁掉了。有一段时间，他很清醒地听到7岁的儿子在痛哭，妻子和仍在襁褓中的儿子已经没有了声音。他在《我知道他们的心》(I Knew Their Hearts)一书中写道：“对这样一个导致半个家庭死于非命的男人，你会说什么？”

答案是：“你很完美：你与众生一样都是我的儿子；你是神圣的。”这是他在当时的濒死体验中听到的一段话。他似乎在一个配有婴儿床的房间里找到了自己，床上放着他已经死去的儿子。当他把儿子抱起时，他突然感觉自己被一阵爱意包裹。他知道，那是他的“神圣造物主”。

这正是令濒死体验的力量如此强大的关键原因，也是人们为何不理会任何科学证据，坚持认定这种体验的原因。无论是你是真的看到了神灵，还是仅仅因为你的大脑释放了空前的化学物质，这种体验都能带来强烈而新奇的感受，迫使你重新思考你的人生。如果濒死体验在灾难中发生，便可提供一种方法让你理解这场灾难，并重建自己的生活。如果你的生活在与疾病或疑惑作斗争，濒死体验也会把你引向不同的方向：你差点就死了，所以必须做出一些改变。

于是，这又把我们带回到苏珊·布莱克摩尔的问题：如果濒死体验只是你的大脑陷入混乱的一种表现，为什么有那么多体验都遵循了相同的顺序，而这种顺序恰好符合转化和重生的基本叙事结构。

很明显，与会者中没有人认为濒死体验只是大脑物理过程的产物。但仍然有几个演讲者承诺，将会揭开濒死体验背后的科学原理。

中年机械工程师阿兰·休吉诺特(Alan Hugenot)表示，他的演讲题目是“来世的前沿科学”。他向听众讲述了各种各样的前沿物理学和神秘主义理论，最终总结道，整个宇宙都是一种意识，这既可以解释濒死体验，也可以解释量子理论中的部分悖论。

由于我是学物理出身的，所以我知道休吉诺特的理论充满了漏洞，但我也知道关于宇宙是一种意识的想法既不疯狂也不新颖。身为量子物理的缔造者之一，薛定谔就是对印度教的哲理很感兴趣，而且也相信类似的说法。事实上，顶尖科学家怀有宗教和神学信仰的情况早已有之。

但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大科学家，是因为他们明白科学理论与神秘主义或推测之间的区别——前者必须能够用可以观察到的证据进行验证。所以，我在休吉诺特演讲的最后问了一个问题：他的理论能否得到验证。他起初并没有回答，但最终还是表示，可以设计这样的实验。

“你设计了吗？”我问。

“没有，我还没有机会这么做。”

相比而言，罗伯特·梅斯(Robert Mays)更加沉着，他留着弗洛伊德式的胡须，一副教授的派头。他描述了一种他与妻子苏珊娜(Suzanne)共同设计的详细理论。他提出非物质意识（一种“心灵实体”）可以指挥大脑。梅斯说，这种解释可以解决大脑中的一系列电脉冲如何变成了感觉和意识，还能解决濒死体验的种种谜团。

梅斯还展开了详细的阐述，指明了心灵实体需要与哪些脑细胞展开互动才能控制大脑。他甚至设想了心灵实体用物理学术语的描述方法：“微型振荡电偶极子或磁偶极子的精细分化型结构”。当我询问他这种理论如何检验时，他说可以测量一个人的“能量场”对“体外生物神经元”的影响。这听起来似乎很不错，只不过，目前还有一个物理学家见过他所谓的“能量场”。

尽管风格和主题各有不同，但梅斯和休吉诺特等人都阐述了一个类似的愿景：希望通过一个包罗万象的全面解释，将人们真正认可的事情与人们希望的事情联系来，从而给宇宙营造一种秩序感。这也无怪乎濒死体验者认为这类事情如此有吸引力。

可是，大会上为什么有那么多与真正的科学相悖的理论？当我与戴安·科克伦共进早餐时，我问她为什么没有人在会上从唯物主义者的角度来讨论问题。

“经过了这些年，经过了各种研究，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她说，“尽管总是会有一两个质疑的人，但我们不会把他们带入这个环境中。因为这是一个支持濒死体验的环境，不是一个质疑的环境。”她补充说，“我们进行过征文，但从见过怀疑的论文。。”

“他们可能感觉自己不受欢迎。”我说。

“或许的确如此！”她回答道，“但我们试图扩大范围，有很多关于意识存在于大脑之外的成果。”她表示，一位著名研究人员曾经表示，“当有人发表论文说‘我有一种解释’时，甚至根本不值得作出回应。多数这么做的人根本没有认真研究过这个领域。”

在某种程度让，我认为这种说法很合理。很多与濒死体验有关的著作不仅质疑这些体验者，甚至嘲笑他们。而各种各样的科学解释虽然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也的确缺乏确凿证据。

然而，我在大会上听到的很多理论不仅抗拒科学，甚至对科学进行曲解。在酒店的走廊里，我遇到了休吉诺特。我说，科学理论的根本在于必须能够验证，可以验证就意味着可以证伪：从理论上讲，你有可能设计出一个实验证明某个理论是错误的。例如，如果我松开手中的咖啡杯，它不会每次都落到地板上，而是有可能浮在半空，那就可以证明万有引力是错误的。这个理论每通过一次验证，我们的信心就会增强一些。但我们不会永远相信这种理论：我们在不断寻找它可能失效的环境。

所以我问，意识塑造宇宙这种理论如何检验？他用诡辩回避了我的问题：如果你松开手中的咖啡杯，你说它会落下。但哪个方向是下？如果我换一个视角，想象地面在我们头上，或许下就变成了上。

我走近他，把杯子举到他头上，提议测试一下万有引力。他大声笑了起来，笑得很紧张。

大会进行到第三天，我开始感到失望，认为无法在这里找到理性的声音。这里的人所阐述的理论似乎不是伪科学就是彻头彻尾的神秘论。但就在那时，我遇到了米奇·雷斯特(Mitch Liester)。

雷斯特是一位精神病学家，毕业于科罗拉多大学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他高高的个子，长得很帅气。他讲话的口气温文尔雅，展现了极高的包容度，让你愿意向他讲述自己知道的一切。他对我说，正统的医学训练让他对濒死体验产生了质疑。但当他还在读书时，他的祖父就经历过一次濒死体验。之后，他不断遇到其他的体验者——并非都是病人。“人们不断对我说起这种事情。”

莱斯特也曾主动让自己体验过“类濒死体验”——具备濒死体验的一些特点，但并没有濒临死亡，也没有服用任何迷幻药。所以我问他，他本人对于灵魂出窍这件事究竟怎么看？

“从理性上讲，我并不相信，但由于亲身体验过，所以我知道这是真的。我一直在参与这场持续不断的讨论。”

我问，在唯心论者与唯物论者之间是否存在一个中间状态？他承认很难找到。“很多唯物论科学家似乎不认为这是个严肃的科学话题……与此同时，很多有过濒死体验的人对科学并不感兴趣。”

雷斯特每天早晨都会与一群折衷派人士共进早餐，其中包括一位物理学家、一位材料科学家、一位艺术家、一位拥有哲学学位的牧师，以及一位收容所法律顾问（他同时也是一名印第安人太阳舞者）。他们一起探讨如何用严谨而开放的科学态度推进濒死体验的研究。“我认为可以在这道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他说。

在我们随后的邮件交流中，雷斯特阐述了研究人员可能展开深入研究的领域：他们可以在人处于恍惚或其他“先验”状态时对其大脑进行成像扫描。他们可以研究号称拥有特殊精神力量的人，例如萨满教巫师。他们还可以尝试调查濒死状态的人形成的记忆特性，及其与常规记忆之间有何不同（雷斯特就在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他们还可以设计一种严格的实验方式，检验自称对电磁场敏感或能够干扰电子设备的人是否撒谎。他们还可以对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大鼠试验中发现的死亡棘波展开更多研究，甚至尝试在人类病人身上分离出这种数据。诸如此类。

他表示，无论你如何解释濒死体验，这些现象都是人们生活中的关键事件。“这是一个催化剂，它可以影响许多不同的层面，包括心理、情绪，甚至生理。”

即使研究最终证明，濒死体验只不过是垂死大脑痉挛的产物——多数科学家都认同这种假设——也完全有理由对此展开一番调查，毕竟这种现象涉及科学中最为神秘的问题之一，而且对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构成了挑战：这个问题就是意识。

曾几何时，人们认为生死之间界限分明，但现在看来，这种界限却变得越发模糊起来。山姆·帕尼亚在最近发表的一篇题为《死亡与意识》(Death and Consciousness)的综述性论文中承认，研究证明，与流行的观念相悖的是，在你停止呼吸几分钟后导致大脑受损的并不仅仅是缺氧本身。缺氧状态的脑细胞可能需要几个小时才会衰弱到无法恢复的状态，尤其是在低温条件下——正因如此，才会出现埋入积雪或坠入冰湖中的人复活的案例。真正造成重要破坏的，是血液和化学物质匆忙涌入时突然恢复的脑细胞供氧，也就是所谓的“复苏后综合征”。新的医学技术已经增加了阻止这类破坏的可能，从而让以前可能被宣布死亡的人重新复活。

对某些人来说，这进一步证明人的精神肯定能够脱离肉体而存在——否则，当大脑死亡后，精神去了哪里？对唯物主义者来说，这却是证明了相反的理论：灵魂不会“去”任何地方——好比你关掉投影仪后，幻灯片上的图像也会消失。他们认为，这表明精神和意识是大脑的涌现性质，通过我们神经系统里的各种物理和化学变化结合在一起。

但倘若果真如此，那么这种结合又是怎么发生的呢？这是意识研究的关键问题。作为密歇根大学的大鼠研究的联合作者之一，乔治·马绍尔(George A. Mashour)是坚定的唯物论者。他指出，如果很难解释一个健康的大脑如何产生意识，那就更难解释濒临死亡的受损大脑如何产生如此栩栩如生的“超现实”感觉。“能否用科学理论解释濒死体验是意识科学的一个关键闪点。”他对我说。

如果能够在垂死的人类大脑中建立与大鼠研究中类似的剧烈神经活动，不仅有助于解释濒死体验，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意识的神经生物学特性。但马绍尔表示，人类不是大鼠，不太可能从那些在心脏骤停中获得濒死体验然后活过来告诉你整个过程人那里，搜集到足够多的有用数据。但他表示，对大鼠的研究至少给出了一种可能性，让我们在解释濒死体验时未必非要“抛弃大脑与意识之间的联系”。

意识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可能是整个21世纪最据标志意义的问题之一，因为我们很可能在这个世纪首次创造出像人类大脑一样复杂的机器。这些机器能有意识吗？我们如何判断它们是否有意识？意识之于它们与意识之于我们是否相同？这对身为它们的创造者的我们意味着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首先深刻理解我们自己的意识究竟由什么构成。

最后，如果没有别的理由排除唯心论的解释，的确值得对濒死体验展开严格的科学研究。那些笃信来世的人或许永远不会动摇。毕竟，即便有大量的科学证据给出了反证，还是有很多人坚持自己的唯心思想。然而，只有承认知识的局限，并缓慢推进这种局限，科学才能进步。在没有彻底揭开濒死体验的科学真相前，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嘲笑那些笃信此事的人。

假如我们通过严格的实验，对濒死体验给出全面而严谨的唯物主义论证，之后应当怎样？这是否意味着各种看到天使和自己已故亲人的故事都只是幻觉，完全可以置之不理？

我不认同这种观点。我在大会上看到的种种现象告诉我，就算是最坚定的唯物论者也可以从濒死体验中学到很多东西，比如，人们如何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合理化，以及我们所讲的故事在塑造我们对自己身份认知的过程中发挥的核心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反倒是坚定质疑濒死体验的布莱克摩尔与我有着相似的看法。他在发给我的邮件中斥责了那些完全以二元论看待濒死体验的人：

“有人把对濒死体验的态度分成黑白分明的两个对立面：一边认为濒死体验‘千真万确、美妙绝伦、充满灵性’；另一边认为濒死体验‘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幻觉’。但实际上，在我看来，濒死体验可以成为美妙绝伦、改变一生的体验，它可以阐明人类的处境，还能回答生与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