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早来一年零三个月，我肯定会到这里，乐此不疲，流连它的三十个房间，全是书、古董、艺术品、工艺品、照片和信件。那些书，据说不少珍本、绝版和签名本，那些照片和信件也很稀有，都是印度老板Ramanand三十年的收集，源自甘地、克里希那穆提、达赖喇嘛、吉卜林、加缪、斯文·赫定、杨韩斯本（F. E. Younghusband）等古今名人。书店后院还有一个Feed’n Read（又吃又读）花园餐厅，一位曾居加德满都的异国朋友赞不绝口。在旅行社、购物商店和餐厅云集的Thamel，噪音、废气、东西游客和中国亲们混杂，这是一片绿洲，也是加德满都一大骄傲。
但我来晚了，只看到瓦楞铁皮的围墙挂了一个牌子，告诉全世界的爱书人，这家Pilgrims Book House（朝圣者书屋），历经三十年，已是亚洲乃至全球书店一大标志，不幸毁于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六日一场大火。书店前年出版的一期Newsletter详述这一灾难：书在燃烧，浸在消防水喉喷洒的水中。大火燃了十八个小时，石雕破裂，铁塑熔化，更不要说印在纸上的文字。三十年心血毁于一旦，老板Ramanand却在微笑，当然不是开心，而是如他所说：“这个世界真的一切都是无常，一切都会消逝。”听闻此事，印度前总统卡拉姆（A. P. J. Abdul Kalam）有言：“你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微笑的出版人，难怪你的书也会微笑。”
幸好，朝圣者书屋并未彻底消失。同一小街，距离已成废墟的“旗舰店”两分钟路程，还有一家朝圣者分店，蓝色店招下方悬了一溜五色经幡。不像“盛世”中国很讲“逼格”的小资书城，这家朝圣者分店，从门面到内里，一点也不“高大上”。一楼书不多，应对Thamel的国际旅游氛围，各类工艺品和影音制品占了大半江山。
(图为加德满都朝圣者书屋）
我的欢喜来自朝圣者二楼。水磨石走廊和四五个小房间摆满书。书和房间都是半新半旧，不像书店，更像从前学人或作家的书房，让我想起新德里看过的尼赫鲁故居，亦如这里四处皆书。狭窄走廊内，深褐木质书柜和墙上的深褐木质画框搭配，陈旧，老式，毫不气派。我踱进每个房间，仿佛走进不同展室：心理学，哲学，文学，政治，社会，印度教，佛教，西藏，印度，尼泊尔，登山……在加德满都十来天，每有厌倦，我总是不由自主走进客栈附近这家朝圣者（附近小街，还有一家独立书店Vajra Books，偏重印度教和藏传佛教一类学术书，我也常去）。有天，我请坐在二楼梯口的中年职员帮我找书：Vishvapani Blomfield的《佛陀传》（Gautama Buddha）。他不查电脑，很快钻进走廊尽头一个小房间，给我递来同一本书的精装本和七成新的平装版。“你买二手的吧。”他说，像在帮我精打细算。
虽然前几年转读电子书，早已不怎么买纸本，出门旅行更怕负重行囊，然而，就像奥威尔的短文《书店记忆》（Bookshop Memories）所写，我现在偶尔还得买书，当然只买我想读又没电子版的英文书。前前后后，我在朝圣者买了三本这样的书。除了《佛陀传》，我也买了中国高僧法显和孙云的印度朝圣记英译本（英译者的注释，让我更容易对照佛教圣地的古今地名），还有英国作家Catriona Bass的《人在西藏》（Inside the Treasure House：A Time in Tibet），讲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闯进加德满都中国使馆死缠烂打随即跑去拉萨教书一年多的所见所闻，都是廉价印度版，纸张粗糙，略显陈旧，乏人问津，像在等着我把它们带走。
去年八月中旬，快回印度，想着要往瓦腊纳西和加尔各答，我突然想读已故印度电影导演雷伊的回忆录（他在加尔各答生老病死）和美国作家Katherine Mayo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反印”旧书《印度母亲》（Mother India），后者，我正好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martya Sen的一本书中读到。我先去了Vajra Books，没有，中年职员把我介绍到游客区外另一家偏重文学的独立书店，矮胖的尼泊尔中年店员钻进后院，足足找了十分钟，面带微笑跟我抱歉。走前一天，我又来到朝圣者。这天晚上，坐在二楼梯口的中年职员仔细检索电脑：“先生，你最好去印度找这几本书。”他在微笑，我在微笑，就像前面提到的印度前总统卡拉姆所说，一屋子的书似乎也在微笑：留点遗憾。最后一次走出朝圣者，我撞到一对中年的中国亲们，两人正在犹豫要不要进来。然后，男人径直步向一楼的工艺品，女人则在门口观望，很快端起挂在脖子上的高档相机，也不“预警”，对着店堂和柜台女职员拍了一张惊人的闪光照。
重返德里，最让我亲近的，还是商业区Connaught Place数不胜数的露天书摊。回到中国不久，我读印度大报The Hindu电子版，看到派驻英伦的某位印度记者一篇文章，他讲伦敦书肆远非印度能及。然而，对于我这个天朝穷游者，能在德里地摊看到我喜欢的印度作家R. K. Narayan诸多小说集，看到自由世界的《纽约客》和《经济学人》一类杂志，我已知足（我的唯一遗憾，乃是看不到去年被印度教极端主义者起诉查禁的美国学者Wendy Doniger那本The Hindus: An Alternative History）。Connaught Place是殖民时代的英国人规划，都是欧式环形街区，最外一圈，则有1936年开张的Amrit Book Co.，没有二楼，却如加德满都的朝圣者分店那般简朴。我翻着奈保尔、Narayan、巴基斯坦作家Mohsin Hamid和印度新秀Pankaj Mishra的作品，仿佛见到熟人。看我翻得津津有味，书店职员上来搭话，可惜我只翻不买。我指着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他对印度讲了不少坏话。”职员哈哈一笑，略显尴尬，但也心领神会。“他最近去了中国。”想到还在果阿，一个北京朋友电话里跟我讲到奈保尔与天朝作家座谈，我告诉职员。“我译过他的传记。”不知怎么，我脱口而出，不是虚荣，而是觉得，奈保尔去中国时，我总算如愿以偿，来到他的先辈所在的印度。
在德里最后一天，我第二次去了南郊的Khan Market。这个低矮围墙圈起来的低矮商业街，是德里精英和各国外交官的购物与吃喝天堂，你可买到德里旧城一片混乱的露天巴扎根本看不到的各类“高大上”舶来品。Khan Market好在还有书。几家小书店，摆着英美和印度出版的最新英文书，报刊架上有《伦敦书评》和《纽约书评》：英语流利的印度精英，阅读趣味显然高过天朝新富。我又登上商业街窄巷内那道窄梯，那位面相斯文的中年女人裹着素色莎丽，依然坐在柜台后面。我跟她提到加德满都没能找到的雷伊和《印度母亲》。她起身，从书架抽出两册印度企鹅版的雷伊回忆录。唯一不完美，是我还得去找“反印”著作《印度母亲》的电子版。这家Full Circle Bookstore，不仅是德里最好的独立书店，用来装书的牛皮纸袋我也喜欢，尤其那行有点煽情的英文：YOU CAN’T BUY HAPPINESS, BUT YOU CAN BUY BOOKS. AND THAT’S KIND OF THE SAME THING.（你买不了幸福，但你可以买书。两者大致等同。）
作者：周成林，独立作家、译者，成都人，曾居澳门、深圳和云南大理等地，著有文集《考工记》、《爱与希望的小街》（即出），译有《时光中的时光：塔可夫斯基日记》、《客厅里的绅士》等，部分文字刊于《南方都市报》、《万象》等报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