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十年里，我曾待在北京工作生活，并度过了一段愉悦的岁月。比如早年我曾在南锣鼓巷的街口，吻过一个白衣飘飘的女孩子，那时候灯火阑珊、暗香浮动，她也害羞地回吻给我。这样明显美妙的回忆，自然会铭记在心，所以后来当我经过南锣鼓巷时，看到一切痕迹已被翻建、沦为汹涌的商业区和地铁站时，心中便油然地表示惋惜：又一个清静的好地方，被毁了。
但这样的潜意识，毫无疑问是武断的，至少对于后来者而言，充满了不公平。假设有一对刚到北京读书的年轻人，故乡都远在千里之外，他们各自从北京的某个角落赶来，约在南锣鼓巷地铁口相会。这时候，行人穿梭、霓虹闪烁、车流蜿蜒，世界都已成为配角，喧闹也是背景乐，一切也都美到恰如其分，并不亚于我过往的记忆。就像走红的女诗人余秀华写的那样，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也可以是一件很美很美的故事。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要做到源于自然地去欣赏赞美，的确很难。中国人是先天缺乏审美的，在余秀华走红这件事上，我反而更多的是一种后怕。因为假如她拥有美貌或妖艳，是一个魅力十足的尤物，那么舆论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种状态了，哪怕只是源于不便明说的嫉妒。
我写南锣鼓巷的故事是想说明，道德是一种无法抑制的人类情感，一旦养成潜移默化的倾向，再想纠正便是极其困难的事。就像柏拉图说的那样，你无法将真理灌输到人的灵魂之中，只能是依靠辩证而获得理性。且更为可怕的是，像“道德、道德，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这样的伤害，也并不需要让偷人的寡妇沉塘先孕的姑娘上吊，一两个逼婚的父母，就完全可以以善之名、行尽坏事。譬如我对南锣鼓巷后来的商业化，便是源于自然的蔑视，如果我不是一个有勇气自我剖析和自我批评的人，那么我将永久地占据了道德批判的高地，所有后来者就永远都Simple和Naive了。还有很多事，比如恋爱或婚姻，在道德体系里早已简单到按出场顺序判定好坏，后来者永远是“小三”，外来者永远是“破坏”，这种挤上公交车就巴不得赶紧关门的心态，简直粗暴的令人发指。但这种源于荒谬和无耻的道德观念，近些年来也竟然渐成共识，足以可见我们总体的道德水准，大致还处于“自找丢人”的层次。卡西尔说，认识自我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所谓最高，就是很难达成，因而学者们也很早就承认，人的灵魂也分好坏，所谓道德，只是较坏的部分受较好部分的控制而已。
但由此产生的问题却是，谁来确定好坏善恶。这个问题不解决，终极信仰问题就得不到解决，社会依然很像“缸中之脑”。这几天里，新闻记者采访歌手姚贝娜逝世而引发的伦理纠纷，实际上是最简单的事件，因为地上有一道客观存在的门槛：记者守候在手术室门外等待消息，是舆论对公众人物的尽职关注；记者闯进手术室偷拍逝者最后的遗容，则是对生为人类之尊严的亵渎。但这件事情最终沸沸扬扬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都绊倒在这道明显存在的门槛之前了。就像“小三”问题一样，当这样的话题被提出并成为公众舆论焦点时，并不是这个事件有多复杂，而是证明了这个社会有多愚蠢。能围绕这样一个早被讨论完毕的职业规范而喋喋不休，除了愚蠢之外似乎也无话可说。
我时常觉得，我们的社会是低智的，经受不住稍加复杂的智力考验。用严肃的话说，就是一切严肃的论题都无法得到严肃的讨论，假道德解构冲突，伪娱乐蒙蔽空虚。姚贝娜风波，唯一的价值就是证明了我的推断的无比正确性。虽然我不想再用“比如”两字，但这样的例子的确不胜枚举——某地和某地的男女官员，两年里开房一百多次、半年里开房五六十次等等，我觉得他们都是真爱，但人们却偏偏觉得是通奸；我觉得体制内官员身份扼杀了个人婚姻自由，但人们觉得领导飞扬跋扈荒淫无耻；我觉得合理的婚外恋或离婚，是实现个体自由的勇敢突破，但人们却觉得当官还搞婚外情就应该拍死。智力测试题这样一条条地答下来，要么是我得零分，要么是社会大众零分。但不管怎么样，至少我的生活里，能在半年里陪我开房六十次的女人，的确没有。所以我对这些没有审美疲劳的开房达人们保持敬意，能保持如此频繁的关系必然是互相深爱的，却困惑于无关此事者口中的愤怒和抨击：要么大家都比我忠诚，要么大家都比我虚伪，但你们性生活真的也有那么好吗？
所幸那些被查处的风流官员们，道貌岸然地向我坦诚了中国人的虚伪，他们实践了“嘴里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的传说，也玷污了这个用来比喻可爱女人的经典名言。由此我不得不猜想，是否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口头上对他人的道德批判，随即转身去干自己的龌龊呢？或者说，即便我们意识到道德的善与恶，但源于内心的不自觉，依然摆脱不了虚伪的价值观？这两种心态，也都是不需要出卖灵魂的人类基本情绪。比如，长在别人身上的伤口，总比长在自己身上的看起来更恶心些。除了老婆总是别人家的好，人们早已习惯蔑视一切。
很多年以前，我刚从学校毕业出来后，同事里有一个来自皖北的男孩子，羞涩、内敛而沉默。他拿着第一个的工资七百块钱，在一家洗浴中心门口徘徊一晚，迷醉于幻想那里面温柔可爱的姑娘。而我和其他的男孩们，也一起在旁边陪同他一起幻想，直至抽空香烟灰溜溜黯然离去。很多年以后，我有一次在北京三里屯一家茶餐厅里遇到和他几乎一模一样的服务生，依然抑制不住地感怀。那是一个和金钱毫无瓜葛的年代，纯洁到洗浴中心的女人都无比诱人，这就有力地说明了，欲望不都是丑陋的，道德的本质理应更加美丽。但悲哀的是，在一个连《武媚娘传奇》都要剪去乳沟的地方，像意大利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这样浪漫的事，是不会存在的。当一个人被迫学会压制和掩饰自己的欲望，你还对他其他的天性和自由抱有什么期望呢？
我要说的是，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道德环境，掩饰欲望，歌颂虚伪，很像把控主流价值观导向的领导干部。在这种现状下，善与恶的道德观廉价而肤浅，漂亮得像阳光下的肥皂泡，脆弱得也像阳光下的肥皂泡。像记者偷闯姚贝娜手术室、脑瘫农民诗人余秀华这样的新闻，只是最简单的是非判断题，人们有足够的温暖、宽容和怜悯，去欣赏和肯定她们的遭遇与才华，但遇到法国《查理周刊》遭遇恐怖袭击，该尊重信仰自由还是捍卫言论自由时，群体智商便不复存在。而在中国，试题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层次，“当钱落入钱箱叮当一响，贪婪和爱财的欲念就会增加”，充其量也只是一群能够轻易被约瑟翰·庞麦郎撕裂共识的人。你看，直到今天韩寒究竟是不是另有代笔，也依然有两派不共戴天的世仇。
任何有理智的人都知道，很多时候事物本事并无对错，而只有好坏。对于一小部分无法理解“升官无关才能、只取决于站队”的女孩子来说，你告诉她这的确是一个看脸的世界，她也就能够恍然大悟了。如果再进一步告诉她，道德可以伪装，就像面孔可以整容，那简直再恰当不过。无论处于什么历史和群体，个人思想的成熟和社会总体的进步，不在于绝对的明辨是非，而在于能够达成多少的共识。正如有人觉得庞麦郎是一个失落而伤感的底层小人物的典型，在他身上找寻到自己曾经的彷徨和苦楚；而有些人，却觉得庞麦郎实属可怜可恨的劣质屌丝，是迎合大众审丑心态的扭曲怪胎。
我曾经在一段时间里，多穿了几件米黄色衣服，后来女同事们忍不住提醒我，再这样下去就要成为土豆了。但如果真有一个媒体记者来采访我，开篇就写“看起来就像一颗大土豆”，我也是会愤怒的，一个记者的职业目的，绝不是把我抛给大众以换取嘲讽。在媒体采访庞麦郎这件事上，正义的道德逻辑应当是这样的：如果你觉得闯进他乱糟糟的卧室，会使你不舒服，那就干脆不要闯入。在很多基础细节上，只要你是人不是神，那就必然禁不住考量。佛教里用“不净观”和“白骨观”来放大污秽压制欲念，脑膜涕唾脓血屎尿，是很符合客观事实的。不信你看，你喜欢的清新脱俗的女神，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也会随身携带安尔乐卫生巾。
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最大的误会，就是人人都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你好。甚至坏人也会这样认为，因为没有坏人认为自己是坏的，他只会觉得自己是源于利益诉求。以善之名，行尽坏事，这是我一直警惕的道德恶习。之所以格外警惕，是因为人们最容易重复犯下这样的错误。在中国这样一个彻底利己的世俗国度，道德是个很奇怪的东西。虽然儒家思想培育了几千年仁爱伦理，但这个努力其实早在“独尊儒术”的那一刻就宣告失败，否则我们今天看到的应该是世界大同，而不是现在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尴尬局面。儒家一直说人性本善，但一个性善的文明怎么诞生出今天的功利社会，答案我也无从寻觅。
我对社会的第一宽容底线，是没有对他人造成道德上的伤害。再恶化的结果，也必须是没有对他人造成法律上的伤害。所以，当你遇到观点不尽一致的人，能够保持一定的宽容，这就是最大的道德。千万千万不要觉得他误入迷途而拼命拯救，你看穆罕默德和耶稣这两位好心人，给人类带来了多大的麻烦，至今依然战火不断。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赤诚地想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身份等级，结果造成了几百万国民的死亡。既然对错无从判断，那就只能追随自我的内心，而别去多管别人怎么生活。如果这世上都是和你一样的人，那该有多么无趣。
同样一个掀开的被窝，在喜欢的人眼里，是余温、香气和埋进去的憧憬；在不喜欢的人眼里，却是隔宿的陈腐、体味和讨厌的暧昧。人类不顾一切追求的真理和道德，就是被窝里那具赤裸裸的身体。你别去掀开它，想象里就永远是最美的。
要知道，在数百年前，自慰在道德观里还属于亵渎上帝和人类灵魂的重罪。好在我们生活在今日，不然单身男女早就欲火焚身，哪有精力去谈道德。
（本文原标题为《伪善时代》）
作者：冒安林，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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