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丕谟，甘肃宕昌人。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从事过文学、新闻、理论和行政等工作。曾任中共陇南地委委员、宣传部长，政协陇南地区工委副主任，兼任陇南地区文联主席等职。著有长篇小说《汾水谣》、电影文学剧本《她们走向生活》，发表小说、剧本、散文、报告文学数十篇。出版有历史故事丛书《历代劳动人民斗争史话》、通讯集《大干社会主义的带头人》、随笔《方寸集》、散文集《绿色的梦》、散文集《陇南名胜》、文史散文集《石海觅踪——陇南访碑记》、文史集《岁月如歌》、史话集《陇南五千年》等。主编和参与编辑书籍多部。
陇南已发现茶马古道碑刻5方，其中4方依然竖立在茶马古道的田野荒郊，还有一方虽丢，但碑文完整地收录在明嘉靖年间编修的《徽郡志》中。这些碑刻以铁的事实说明陇南是汉中茶的中转站，有“要路”，有“捷路”；陇南盛产良马，朝廷设在陇南的茶马场，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居全国首位。见证着陇南昔日的繁荣和辉煌。
茶马场遍及陇南 四川茶北上易马
北宋熙宁六年，王韶收复宕昌后，在宕昌设茶马场。《宋史·兵志》载：“北宋的马分为二：一曰战马，生于西垂，来自宕昌、峰迭峡、文州；二曰羁縻马，产西南，短小不及格。”清《岷州志》载：北宋名将张舜民任提点秦凤刑狱，专司以茶易马。他的衙门设在宕昌钦化禅院，“以法堂为厅，香积厨为厩，廊庑、厨舍、云堂、二门为茶资库，僧房、山场园为士卒燕息之所”，整个衙门堆满了易马的茶。
至迟在熙宁年间，朝廷已经在陇南的阶州、文州、成州设茶马场。
《续通鉴长编》载：元丰元年十一月，提举茶场司上奏朝廷：阶州未立卖茶场务督官，请求以熙宁十年以前税率管理。《宋史·食货志》载：元丰五年茶场大提举陆师闵上奏朝廷：“文、阶州接连，而茶法不同，阶为禁地，有博马·卖茶场，文独为通商地”。《续通鉴长编》载：元丰六年五月，提举陕西买马司上奏朝廷：阶州增茶价恐怕影响蕃客不来卖马，请求相应提高马价抵偿茶价上涨额。朝廷要求马价不变，如蕃部卖马不愿以茶抵价，可用钱、帛支付马价。这些记载说明，元丰年间茶马交易的各项规则还在不断完善。
北宋的茶主要来源于四川。《宋史·马政》载：“且茶马二者，事宜相须，诸如诏便，奏可，仍诏专以雅州(今四川雅安)、名山(今四川名山)茶为易马用。”进入陇南的茶马道主要是秦蜀道。即从四川经蜀道到达汉中，进入陇南的河池，一路运往秦州，西入蕃地，一路运往陇南的成州、文州、阶州、宕昌等地，就近易马。北宋《新开白水路记》载：至和三年(1056年)，蜀道青泥岭改道白水峡，五十五里山路，就修建了邮亭、营屋、纲院三百八十二间。纲院是客商存放物资的仓储。茶马道开通后，蜀道的茶就是走这条路的。至和之前，北宋已经在西夏边境开设茶马场。其次是松潘道。雅州、名山茶主要运往熙州、河州、岷州乃至宕昌，走四川松潘道。如果要转运至文州、阶州，就要在松潘分路，东走扶州，然后从扶州进入文州、阶州。
茶马场陇南最大 大潭道直通兴元
南宋，陇南是宋金对峙的分界线，只有陇南的阶州、文州、成州、西和州、凤州还在南宋控制之下。南宋的茶马场只能设在陇南境内。
成县《吴挺神道碑》载：南宋初，吴璘“以金缯诱致迭、宕诸羌，使之耕牧并寨之田。自是益置互市于宕昌，故得奇骏。辛巳之战(1161年)，西路骑兵甲天下。”
张松主管茶马后，统一分拨各路军马。张松放松了边境卖茶禁令，致使四川灌县茶大量流入草原蕃族地区，宕昌茶马场买马“所得皆下驷，数且不充”。吏部郎阎苍舒上疏说：“马政之弊，不可悉数”，“祖宗时，一驮茶易一上驷”，“陕西诸州(甘肃归属陕西)，岁市马二万匹，故于名山岁运二万驮”。“今西和一部(指宕昌马市)，岁市马三千匹”，“宕昌四尺下驷一匹，其价率用十驮茶”。“自张松大驰永康(今四川灌县)茶之禁，因此诸蕃尽食永康之茶，而宕昌之茶贱如泥土”。于是，朝廷严禁茶流入蕃地。
淳熙元年，宕昌茶马场大规模开启茶马交易。“宕昌马政，有骆有駰”。还从四川等地送来蕃马。《宋史·食货志》载：“卢甘(今四川雅安、松潘)蕃马岁一至焉，洮州蕃马或一月或两月至焉，迭州蕃马或半年或三月至焉，皆良马也。”吴挺要求陇南驻军在宕昌每年买马五百匹，宋孝宗“特许市七百匹”。还在西和设丰草监，并宕昌良马监。
《宋史·食货志》载：建炎元年，高宗南渡后，朝廷在川陕边境的文、阶、西和等地开设八个茶马场，四川茶马场多为羁縻马而后停。《宋史·高宗本纪》载：绍兴十二年五月，郑刚中为川、陕宣抚副使，置陕西诸路(主要在陇南)茶马场。绍兴三十二年二月，虞允文任兵部尚书、川陕宣谕使，与吴璘商议茶马场招买军马事。《宋史·孝宗本纪载》载：隆兴二年十二月，孝宗皇帝诏命吴挺赴孝宗所在江南行宫，商议在阶、成、西和等州开茶马场一事。至此，陇南的文、阶、成、西和州和宕昌都有了茶马场。
汉中和四川运至汉中的茶，在河池中转后，一路运往宕昌、西和、成州，一路南下阶州、文州。南宋《大潭长道二八分科后碑》载：“自朝廷立市西戎之马于宕昌，马政刍秣之重首事于潭邑。……吾乡之民，盼盼然没于马政，困于赋役，诉于州家及监司者凡数载。”州府遂按大潭、长道两县户口及田土厚薄，将全州赋额以长道八大潭二的比例分割。从河池运来的茶和从宕昌买来的马一律要经过大潭县，沿途设临江驿、良恭驿、牛脊驿、麻池驿、长道驿和西和丰草监等“五驿一监”。宕昌的马到达西和州城，再经成州、河池到达陕西兴州入兴元府(今陕西汉中)，然后转拨内地。很显然，西和、成州、阶州、文州的茶马也走这条路。
茶马场远置西蕃望关道捷路可鉴
明朝严禁在番人近邻的陇南以茶易马。汉中运往边地的茶都要经过陇南。明初，徽州火钻镇设“茶批验所”。到了中后期，茶马管理出现混乱，几近废弛，火钻镇“茶批验所”也形同虚设。嘉靖初年，巡茶御史刘良卿上奏朝廷：“今茶司居民，窃易马以待商贩，岁无虚日，及官易时，而马反耗矣”，“令茶值踊贵，番人受制，良马将不可胜用，且多商茶，通行内外”。此奏旨在加强对茶马场的管理，多开商茶；重用刑律，严禁私茶易马。嘉靖十七年，巡茶御史沈越途经火钻镇，修建了巡茶察院行台，并恢复了茶批验所。
《新修巡茶察院行台》碑文说：蒙古虏酋，众逾十万，“不时南侵，墙堵而来”，“寡不敌众，以多软脆，望尘奔循，莫敢支持”。沈越认为凡此种种，并非虏强而我弱，振励军士在马，而广纳马在茶。火钻镇距徽州城六十里，去秦州二百里，“而茶马由是通矣”。《徽郡志》说：“州北六十里火钻镇，系运茶要路”，运送至秦州三十五里店交割。沈越巡茶后，令汉中府课茶五十四万，依期起运。还从秦州、秦安、清水、礼县征运茶脚夫百余名。茶批验所设秤子6名，负责茶叶过秤验收。可是，到了万历年间，过往火钻镇的茶时断时续，越来越少。万历三十三年，只有汉中西乡县曾运茶到州。火钻镇批验所后移至州城西街，再移至白水江。但火钻镇仍为运茶要路。
康县望关发现的《察院明文》告诉我们：一、望关是“茶马贩通番捷路”，即从略阳的罝口进入康县窑坪，途经长坝到达望关，然后南下阶州再西去岷州等茶马司。政府还在望关设官兵以加强管理。二、依“旧规堵塞”望关捷路， 即在茶马管理几近废弛的情况下，政府要求茶商一律走火钻 “要路”，严禁再行望关“捷路”。
明朝的茶分官茶和商茶，严禁私人卖茶。官茶由政府派脚夫转运到各茶马司仓库，沿途设茶批验所过秤检验。商茶由商人每年向户部购买茶引，每道茶引可赴产茶地购茶一百斤，按时把茶卖给指定的茶马司。途经火钻镇的茶应为官茶，汉中运来的茶到达火钻镇后要进行交接，过秤验收，然后再由火钻镇的脚夫转运至秦州。商茶的茶商们主要走望关道。茶商领茶引后，不需中途转运。正如沈越在《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中规定的：“中茶商人领引之后，不能辗转兴贩，别务生理。久不完销，以稽国课，虽山西诸处各该原籍亦必监候家属。”只是在严格管理的情况下，为了便于有秩管理，政府才要求商茶也走“要路”。嘉靖年间，朝廷多开商茶，压缩官茶，而私茶商的泛滥，更为望关道的繁盛提供了方便。
嘉靖年间，政府虽然对茶马交易严加整顿，而私茶贩运之风一直未停。到了明朝后期愈演愈烈，不得不重新调整运茶管理方法。崇祯十四年六月，御史陈羽上奏朝廷说：“唯白水江罝口，旧设守备兵80人，今弃该地，宜派戍兵200人，马20匹，下至略阳，上至徽州，护送官茶。”白水江护送徽州的茶就是官茶。罝口不再设守备兵后，罝口至望关运输商茶的捷路也就彻底放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