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心情不好，只因看到资料，说我最钟爱的折耳根，又名鱼腥草，竟含马兜铃内酰胺A/B等化合物，实验证明，这些化合物同浓度下，比臭名昭著的马兜铃酸对肾细胞损伤作用更强。
不少中药材都含有马兜铃酸。自认识马兜铃酸之后，我已远离多数中药。我也对曾经喜爱而后知道有致癌性的若干种野菜（果）保持了很大距离，比如蕨菜、槟榔。说实话，与美食离别的伤感是有的，但都不如鱼腥草带来的悲伤这么强烈。自从到西南，吃到这种很多人接受不了的野菜（现在也有人工种植的），二十年来，我习惯了她的重口味，习惯了她白格生生的根茎水格灵灵的叶，而且而且，这是以“解毒败火”著称的鱼腥草啊，这是目前还在广泛使用的一味中成药的主要成分啊，怎么就突然和马兜铃酸这种下流胚扯上关系了呢？对我来说，好比一直奉为女神的邻家碧玉，突然被公告是染了性病的绿茶婊。真情何以堪。
没办法，不是伤心，就是伤肾，从此卿卿是路人。
（拌鱼腥草是西南餐桌上的常客）
痛定思痛，又觉得，既然我这么爱吃野菜，事到如今，实属必然。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为什么那么爱吃野菜。哦，也可以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爱吃野菜。
多年来我都以高等级野菜爱好者自居，甚至一度有过念头，开个以野菜为主打产品的饭店。当然，现在该念头打消了。我之所以对野菜有这么大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小时候采过、吃过很多野菜。在10岁之前，我就比同龄的孩子认识多得多的野菜，这一特长让我自豪。野菜给我的味觉记忆，也都是正面的，蒲公英的清苦，柳蒿芽的浓郁，老牛错的刺激……少说有三十种常见野菜，在春夏之交，轮番现于餐桌。有些种类可以在野外直接吃掉，如野葱野蒜乌米（一种寄生在高粱上的可食用真菌）之类。名单太长，此间不再赘述。
多数野菜都号称有某种对身体有利的作用，来源不明，但多年里，我对此一概相信，也津津乐道于人。后来翻看明代朱橚《救荒本草》，不乏“相关知识”。考虑到中国“药食同源”的悠久传统，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必须承认，在成年后为数不多返回东北家乡的机会里，我每次都会搞点野菜吃。在我内心，这是医治乡愁的良药，那就是童年的味道，熟悉的味道——你闻到《舌尖上的中国》气息了吗？
但是，作为生物相关专业毕业的理科生，我已经大致清楚，大多数野菜既不更有营养（野菜的营养普遍要比人工培育的蔬菜品种要低），也不具有那些宣称的“医疗保健作用”，有些甚至有毒。《救荒本草》里提到马兜铃，就非常肯定地说：“味苦，性寒，又云平。无毒。采叶焯熟，水浸去苦味，淘净，油盐调食。”另外几种具有明确毒副作用的野菜，是泽漆、豨莶、大蓝、白屈菜，这还没有包括龙胆等疑似有毒的野菜。
更重要的是，严格来说，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野菜比家种蔬菜更美味。野菜通常有更粗的纤维，更浓重且多样的植物碱。它们都不利于食用的口感和产生美味的感觉。至于风味，什么是风味呢？那是一个人吃过某种味道不同的东西留下的记忆，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客观表达，比如生物碱、微量元素的浓度，但也是非常主观的印象。
有人会说，一个孩子的味觉系统，没有受过“污染”，应该是最可信的。既然我小时候觉得好吃，那应该就是真的好吃。可是，当我的孩子5岁第一次回到东北老家时，对我充满爱意推介的几种野菜，完全无法接受。假如野菜本身确实是一种美味的食物，一个孩子为什么本能地拒绝呢？
可是，如果野菜并不那么好吃，为什么我会在很多年里相信，“野菜是一种既美味又健康的食物”呢？为什么到今天仍然有那么多人认为“野菜既美味又健康”？
因为我（们）希望自己相信，“野菜是一种既美味又健康的食物”。
在今天，野菜已经完全成为一种锦上添花的“零食”，很多都是半人工栽培了。但在我小时，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在东北的很多人家，野菜尽管已没有上世纪60年代“救命”的作用，但还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搭配。对饥饿苦难的记忆，使很多人家吃野菜的传统顽强地保存下来——特别是像我父母这一辈，每家动辄十来个兄弟姊妹。
如前所述，野菜并不好吃，也不更有营养，但又不能不吃。我相信小孩子刚开始都不喜欢吃野菜。实际上，在幼时的记忆中，在家种蔬菜和野菜之间，野菜也并不是最先被选择。那么，说服教育工作就很重要了。一代代的父母，以及一代代的孩子，一遍遍地重复“野菜更好吃，野菜更有营养，野菜能治病”的理念，直到连最开始并不相信这一点的人也相信为止。这时，吃野菜就不再是一件被迫的、困难的事情，而成为一种愉悦的进食体验。“野菜更好吃，野菜更有营养，野菜能治病”的说法，本身成为自我催眠的咒语，并具有了自我强化的能力。
为什么很多人成年之后，食物不再短缺，仍然愿意相信野菜是美味的呢？除了前面的自我催眠，也可能出于这样一种原因，即人们本身具有不让自己处于挫败感和羞耻感的本能。吃野菜是因为食物匮乏造成的，这足以构成挫败感，但它不像饥饿本身那样露骨，那样无可矫饰。吃野菜可以被美化为一种色调明快的记忆。经由这一美化过程，被迫的、充满挫折感的记忆，就成了美好的、让人充满童年乡愁的记忆，同时自己的个人史，也被顺便合理化了。甚至，吃野菜不仅不是一种“坏”记忆，还是足以与不曾有吃野菜历史的其他人区分开的、“好”的标记。
是的，我说的，就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舌尖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需要指出，“舌尖”的使用，其实并不准确，因为人的味蕾主要集中于舌尖之外的部位，但《舌尖上的中国》揭示了“舌尖”的主要功能，其实是用来“舔”的，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情与貌，略相似。
在很多年里，我不仅有吃野菜的爱好，还经常吃野味——我指的是野生动物的肉。先是在大学，因为专业的关系，我们吃过熊肉、鹰肉、鹤肉、狼肉、蛇肉……有些是制作野生动物标本的“余料”，有些是野外实习的猎获物。参加工作后，在野外考察中，又吃过羚羊肉、猴子肉、野猪肉、獐子肉……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吃野生动物的肉，这诚然是相当吊诡的事情，但不在本文讨论范畴。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其实所有这些野生动物的肉，都远没有传说中那么好吃。《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在终南山下木屋中做獐子腿烧烤，描写何等诱人，看得我口水都流到纸面了。真吃了獐子肉，也不过尔尔。野生动物肉质更粗糙，不香，而且，多数有不易处理干净的寄生虫。甚至很多看来安全的野生动物也不适于食用：研究表明，高原湖泊中纯野生的冷水鱼，因为生长周期长，体内重金属富集程度远超过东部地区高重金属含量环境下人工养殖的速生家鱼。
自曝“野史”，是因为同样适用于“舌尖上的斯德哥尔摩”。
我们当初上的是农林大学，生源家境通常不算好。饿肚子虽然谈不上，伙食标准普遍偏低。解剖实验与实习中从天而降的肉类，就成了诱惑。食用之中，啧啧称赞美味不说，还YY熊肉之壮阳、狼肉之大补之类，现在想来，均属自我合理化的扯淡。至于后面工作中吃野生动物，于我，偶尔为之，多数出于猎奇，以及作为炫耀之资，但对牧区、林区的当地农牧民来说，问题是同样的。野生动物的肉远不及家畜的营养和口感，但很多时候，由于生产力低下，蛋白质来源不足，野味便不能少。在此过程中，同样有自我说服、自我强化的过程。一旦“习惯”形成，有林区的猎手定居农区，仍觉得野味好吃，时不时去开两枪。问他，说：“绵羊肉不好吃。”
同样的，我说野菜其实既不更有营养也并不“美味”之后，有朋友严肃地告诉我，“在他自己真实的感觉”，野菜就是更好吃，并且在有些小毛病后，吃野菜有明显效果。当人选择相信了某种“真实”存在的记忆后，任何“唤醒”的努力，都会成为一种冒犯，甚至成为伤害，因为他曾经坚信的东西动摇了，他以之作为与他人区别的标记散落了，他在某种程度上不再成为“他”了，被掩盖或者驱离的挫败感更猛烈地回归了。
味觉只是人类涉及记忆的感觉之一种。假如味觉的记忆能形成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或类似病征，其他感官当然也可能。毫不意外，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视觉，比如某种造型、仪式、图腾、偶像，听觉，比如某种音乐、某类歌曲、某种节奏，他们所习惯的、认为合理而有益的记忆，都可能来自于自我催眠、自我强化的幻想，是对被迫强加的个人记忆合理化解释的结果。假如这是真的，背后会藏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惨痛个人史，并将造就多少潜在的冲突与纠结。
无论是经由他人还是自己，每个灵魂重塑记忆，从自我欺骗到接受真相的道路，都注定艰难。何况，有时正常的文化意义上的“习惯”，与自我催眠的虚假记忆，又紧密纠缠，难以分辨。如果看作是群体性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医疗之道也只能在温和与宽容的社会中存在。顺便说一句，野生动物是不会吃了，但对于多数野菜，我还是愿意保持亲密关系，甚至鱼腥草，每年吃上一回料也无妨——对那些我无意形成的个人喜好与记忆，我不会太放纵，但也不想太过苛责。总有一天，当我们都老去，吃野菜的、吃野生动物的、吃猫狗的，都将成为少数直至绝迹，我们这个社会将变得正常一点。这一结论适用的范畴，显然不限于舌尖。
作者：宋金波，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偏爱时政与财经。前林调队员。前公务员。先后供职于潇湘晨报、长江商报、东方早报等媒体，编写评论，搞过财经。担任过宏观经济研究员。专栏《林调队笔记》，记录在西藏十年间的人事碎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