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提出“中国人，你知耻吗”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自己早就有了答案，那就是不知耻。假如人人都不知耻，国家何以知耻？假如大家都不知耻，国家也不知耻，人们又会有多少荣誉感？没有了荣誉感的民族，是多么的可怕、可恶、可憎。难道，我们真的不该警醒吗？难道，我们还要继续不知耻下去吗？
中国人，你知耻吗？
（《保印说国民性》）
文/曹保印
导读：当我提出“中国人，你知耻吗”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自己早就有了答案，那就是不知耻。假如人人都不知耻，国家何以知耻？假如大家都不知耻，国家也不知耻，人们又会有多少荣誉感？没有了荣誉感的民族，是多么的可怕、可恶、可憎。难道，我们真的不该警醒吗？难道，我们还要继续不知耻下去吗？
说国民性，道国民性，苦辣酸甜，绵延千年。劣根多少，美德几何，吾国吾民，听我评说。欢迎收看《保印说国民性》，我是主持人曹保印，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在本期《保印说国民性》中，我给大家聊一聊“中国人，你知耻吗？”
2014年4月16日，韩国载有476人的“岁月号”客轮发生沉船事故，这起事故造成包括几名中国人在内的数百名韩国学生、教师死亡、失踪。事件发生之后，带领325名高中生搭乘“岁月”号前往济州旅游的校方负责人姜某，在获救之后次日自杀。警方在他的钱包中发现了遗书：“200多人生死不明，我没有信心一个人活下去。所有责任都在于我，是我筹划了此次修学旅行。请把我的骨灰撒在事发海域，让我和那些尸骨无存的学生们在一起，在阴间继续做他们的老师。”
此后，很多人在替姜某惋惜的同时，也在热烈讨论韩国的耻感文化。因为在大家看来，假如说韩国没有这种耻感文化，作为组织者的姜某不可能选择自杀这种惨烈的行为。要知道，沉船事故的造成和姜某事实上关系不大，而和那位弃船先逃的船长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这位涉嫌犯罪的船长在韩国已经开始被追究刑事责任。
与此同时，日本也被作为耻感文化的代表国家之一，列入了大家的讨论范围之中。
在讨论日本的耻感文化时，总是会有人举出这样一个例子，即曾经动荡日本政局的毒大米事件，就是日本耻感文化的典型代表。的确，毒大米事件发生之后，日本农林水产省大臣太田诚一引咎辞职，而奈良县的米老板中川昭一也因为受不了良心的折磨自杀。我在网络上检索了一下，发现很多网友用这个例子说明耻感文化在日本的根深蒂固。
应该说，日本的这个例子确实有一定的典型性，但是，这却并不能因此而证明日本就是一个有很强耻感文化的国度。虽然“耻感文化”这个词本身，就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对大量二手资料分析后，给日本文化类型下的定义，是在区别于西方“罪感文化”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
做这个研究是有背景的，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政府为了对日本的大和民族有更深入的研究，从而更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便委托了美国的人类学家来研究日本人的国民性。结果，这位美国人类学鲁思·本尼迪克特综合大量二手资料得出一个结论说：日本的民族有着浓重的耻感文化。这个结论，是和西方的罪感文化相对比做出的。
耻感文化是不是真的在日本有，或者说普遍存在呢？在我看来，未必。我们只看看日本对二战的态度就可以明白。虽然在日本的国民中，确实有那么一些人有了耻感文化，但是整个大和民族却真的未必有耻感文化。假如说有耻感文化，那也是德国人有，而不是日本人有。看看德意志这样一个民族对二战的态度，看看德国总统在犹太人纪念碑前的下跪，我们就可以知道到底谁才是真有耻感文化。当然，耻感文化也是人类很多民族的一个共性，只是说，有的民族表现强烈，有的民族表现不强烈。
比如说，在讨论耻感文化的时候，还有人拿俄罗斯举例，具体的例子就是：俄罗斯奥伦堡州中学教学楼因为楼梯坍塌，造成了几名学生遇难，结果这个学校的副校长同时也是遇难学生所在班级的班主任老师，在很多人的批评之下，自己也是万般自责，最终也是采取了自杀这样一种方式。
我们看，韩国也好、日本也好、俄罗斯也好，都有这种耻感文化，只不过有的体现得更为大气，而有的仅仅只是体现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耻感文化，并没有上升到一个民族的耻感文化。
事实上，耻感文化作为人类的共性早就有了，自从人类学会用树叶遮挡自己的私处之后，耻感文化就已经诞生了，因为人们知道了羞耻。说到这里，我特别想强调，在中国的历史上，其实耻感文化也是中华文明的特征之一。应该说，在耻感文化上，传统的中国人做得比日本人、韩国人、德国人都要好，至少并不差。
“耻”这个字，在古代写作“恥”，《说文》中说：“恥，辱也，从耳，心声。”《六书总要》说：“恥，从心耳，会意，取闻过自愧之意。凡人心惭,则耳热面赤，是其验也。”你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通过对“耻”字的理解就可以知道，人们对于“耻”作为一种价值观是多么看重。
事实上，从先秦时期开始，不论是诸侯国的国君们还是士大夫以及平民百姓，都在其行事之中反映出耻感文化的价值取向。最为典型的，比如说管仲这样一个名臣的故事。管仲在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夺位之争中，最终没有为自己的主人公子纠去死，反而在公子纠死后做了公子小白的辅臣。当时的人们对管仲的这种做法是有过争论的，并且认为这是一种巨大的耻辱。好在，管仲由于辅佐齐桓公也就是公子小白有功，称霸中原，所以后人虽然不耻他的行为，但依然给了他一点肯定。但无论怎么肯定，传统中国人还是认为管仲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是耻辱的。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也就是著名的卧薪尝胆的故事。在吴越争霸的时候，越王勾践失败后被吴王俘虏，吴王就把他侮辱了一番，然后放了回去。正因为苦于会稽之耻，所以勾践就开始了卧薪尝胆。卧薪尝胆怎么做呢？史书记载说，他“内亲群臣，下养百姓”，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终打败了吴王夫差，灭掉了吴国。可以说，越王勾践是典型的知耻而后勇的典型，只可惜勾践这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打败了吴王夫差之后，对百姓所做的事情，比吴王夫差要坏得多，要恶得多。因此，我们既要看到越王勾践知耻而后勇、卧薪尝胆这一面，同时也要记住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东西。
事实上，耻感文化在传统中国人那里，可以说决定了他们的行为方式。比如，还有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二桃杀三士”。“二桃杀三士”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在齐景公的时候，有三个勇士分别叫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这三个人可谓是骄横跋扈，有史书记载说，他们“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可是，这个几个家伙却非常难以被除掉，以至于成为当时齐景公的心头大患，也成了百姓们的心头大患。
这时候，名臣晏子——一个小个子却才华出众的大才子，就为齐景公出了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呢？他让齐景公拿了两个桃赏给这三个人，告诉他们说，你们自己比较一下，谁的功劳大，谁的功劳小，功劳大的吃桃子，功劳小的就不能吃桃子。结果，公孙接和田开疆就以为自己功高，所以每个人拿了一个桃子。这个时候，古冶子就不干了，于是乎古冶子就开始摆列自己的功劳。古冶子把功劳一摆，公孙接和田开疆羞愧难当，因为他们觉得，古冶子的功劳比自己大。既然古冶子的功劳比自己大，自己有什么资格先得桃子呢？于是，这两个人因为羞耻而自杀了。
古冶子一看这两个人自杀了，于是乎也感叹说：“二子死之，冶独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夸其声，不义；恨乎所行，不死，无勇也。”大致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两个人都死了，我自己活着多丢人呀！所以，古冶子也干脆举荐自刎。
“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就是典型的因为“耻”而决定了自己行为。如果说，这种耻感文化在传统中国人的价值观中起了如此重要地位，那么，为什么现在这种耻感文化反而大大减少了呢？
其实，耻感文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确确实实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历代的先贤都对耻感文化做过论述，也做过非常多的强调，以此让国人能够有耻感文化，进而能够知耻而后勇。比如说孔子，孔子对耻感文化的论述范围非常广泛，他的论述涉及个人的心理感受、道德修养、社会行为以及个人评价，当然，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国家的政治活动对人民的教育等各个方面。
既然孔子对于耻感文化有着详尽而又广泛的论述，那就可以知道，耻感文化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是多么深入人心。孔子为了强调这种耻感文化，还提出了很多具体建议，比如说强调慎独、强调内省、强调反求诸己、强调改过迁善、强调见贤思齐等这些修养的功夫。可以说，每一项功夫都和耻感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孔子到孟子，先贤们对耻感文化的理解可以说更进一步，孟子就明确表示：“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你看，在孟子这里，对耻感文化更是上升到了一个高度，他明确告知人们什么是真正的无耻，那就是无耻之耻。孟子又强调耻感对于个人的意义，甚至一度认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就是说，假如说一个人连羞耻都不知道，那他根本就不配被当成一个人。
事实上，儒家一直都强调“耻”，认为这种意识是道德的基础。所以说，他们强调认为“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并且把礼义廉耻称为四德，把它作为一个人为人处世的根本。所以说，《礼记》中就有这种说法：“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而宋代的理学家朱熹，更是提出“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在他之后，清朝末年的龚自珍则提出了著名的廉耻论，他说：“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你看，龚自珍就将耻感文化对于个人的作用直接和国家相连。龚自珍所说的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同，假如一个民族中的每一个人都不知耻，怎么可能让一个整体意义上的民族知耻呢？又怎么可能让一个国家知耻呢？所以，如果国家不知耻，则人民也不知耻；反过来，人民不知耻，国家又怎么可能知耻呢？
先贤们的论述，应该说，对当代中国人而言，这是一笔精神财富。可是，为什么到了今天，大家对耻感文化反而越来越淡漠了呢？当然，有人说儒家说的耻感文化都过于理论和抽象，我们现在是法制社会，法制社会没必要去讲太多所谓的“耻”，“耻”是道德层面的东西。对这种观点，我并不以为然。
事实上，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主张彰显人的耻感，通过耻感让人明白该怎样遵纪守法。通过学习历史我们就可以知道，法家虽然主张信赏必罚，以专任刑法为自己的目标去强调法制，但事实上他们并不仅仅止步于此，在“知耻”这个方面，法家也依然认为它对治理国家、安定社会有着重要作用。比如说，《管子》中就有这种说法：“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你看，“礼义廉耻”不仅成了个人的四维，也成了国家四维。这种“四维”在今天的中国还剩多少呢？“礼义廉耻”中的“礼”有吗？“义”有吗？“廉”有吗？都没有。都没有了。至于“耻”，说实在话，也没有了。这就让人感觉到无比悲哀。
法家为什么也要讲究“耻”呢？其实，他们就是希望通过耻辱感，让人有一种道德的自省，让人能够实现一种自救，或者说，这种自救才是法的真正目的。我们看看，在西方的法庭上，法官一定要让那些在法庭上受审的人表示忏悔，一定要向受害者表示道歉。这一点决定了法官是不是做出加重处罚罪犯的裁决。为什么呢？就是让人通过内心的道德自省，真正地改过自新。否则，不管外在给了他多少惩罚，他如果不能够自新，就还是会犯罪。因此，强调内心的自我拯救，就是基于耻感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耻感文化可以说做到了极致。比如说，会采取很多耻辱刑，像打屁股这种，就是最著名的耻辱刑。还有涂面，也就是在脸上刻字、刺字、铬印。像打鞭子这种耻辱刑，在今天的新加坡依然保留着，打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让人感觉到耻。这种耻辱刑，就是统治者把伦理道德和法律制度有机结合起来的典型。
应该说，在中国的文化历程中，耻感文化曾经一度非常兴盛。当然，在一些历史时期，耻感文化也屡屡发展到了低潮。针对这种低潮，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曾经有过三次最典型的耻感运动，也就是拯救人内心道德的运动。
第一次运动，就是孔子在感叹“礼崩乐坏”之后，而梦周公、修《春秋》、编六艺、注《易经》，他就是希望通过这些方式，唤醒人们内心的耻感，可惜孔子失败了。
第二次，即宋明理学搞的复兴运动，提出了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给中国人穿上了道德的紧身衣，结果就产生了一大批虚伪的道学家。这种做法又走了一个极端，不仅仅没有拯救人们心中逐渐没落的耻感，反而越来越让更多的人恬不知耻。
第三次耻感运动，则是在民国。民国的著名三原儒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希望将中国人的“礼乐”传统续上，于是他们提出了非常多的办法，希望人们过一种自新的生活。但很可惜，他们这三位大儒也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非常悲哀地发现，中国人反而越来越不知耻了。
当今中国也发起过一次耻感运动，那就是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这一次的荣辱观教育和前三次相比，收获到底是什么，结果到底是什么，我不说你也明白，所以，我就不说了，哈哈。
但无论如此，传统中国人还是非常注重耻感教育的，非常强调“耻”作为一种价值观应该被人信仰。可是，到了今天，这些耻感的东西越来越少，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在做坏事的时候，常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比如说，现在大量出现的作弊现象、拼爹现象、买粉丝现象等等。看似自己只是做了大家都在做的事，实际上这依然是令人感到耻辱的事。如果有人觉得，这些东西自己躲过去了，但像病死的猪肉、有毒的生姜、地沟油、插队、欺骗这些东西，本来也是同样足以让人感到耻辱的，但很可惜，又是没有人以为耻。想想看，有多少人认为插队夹塞是耻辱呢？如果对这样的事情都不以为耻辱，那又怎么可能将贪污腐败、官员不作为等视为耻辱呢？所以，生活中不知小耻，则在工作中必然不知大耻。一个人不知耻，则一个群体就会不知耻。
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听见的，还是从新闻中看到的，很多人真的是越来越不知耻。比如说，广场上摆的用来让节日更有气氛的鲜花被人抢掉；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车辆上的货物被人抢掉；在学术界则出现了大量的学术抄袭和学术剽窃现象；而在社会生活中，人人都崇尚潜规则；在商业生活中，造假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更不用说官员的贪腐……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多少中国人知耻了呢？又看到多少中国人知耻而后勇了呢？
事实上是，今天的中国人越来越不知耻。其实，当我提出“中国人，你知耻吗”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自己早就有了答案，那就是当今的中国人不知耻。可是，我们想一想，假如说人人都不知耻的话，国家何以知耻？假如大家都不知耻，国家也不知耻，在这个环境中活着，人们又会有多少荣誉感呢？而一个没有了荣誉感的民族，又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可恶的、可憎的民族。难道，我们真的不该警醒吗？难道，我们还要如此继续不知耻下去吗？
今天的中国人啊，当你对照传统中国人的时候，对照祖宗的时候，你什么时候才会感到真正的耻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