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度会在那些冒冒失失敲开房门的推销员身上，看到《推销员之死》的主角威利·洛曼的影子。那是一个暗淡的、带有强烈悲剧底色的身影——唠叨、神经质、渴望成功、心怀布尔乔亚之梦，但辛劳一生的结局却是以自杀为家人换来死亡保险金。有很长一段时间，推销员这个职业，在我的私人词汇表里代表着无望与平庸。
阿瑟·米勒的这部名剧，对我的个人意义当然远不止于此，但某些纤细的感触受年龄和个人境遇之囿还暂时无法体察。比如当望到人生尽头时的挫败感，比如作为人父与年轻的儿子们观念上的冲突与隔膜，这都是不走到人生的后半段不足以谈论的话题。实际上，在最早观看这部话剧时，年轻的我对于威利·洛曼的人生悲剧还带着几分不屑——追求成功有错吗？这老兄混得惨淡的原因谈不上什么“时代的悲剧”或者“美国梦的破灭”，纯粹因为自己能力有限。
多年后，我读到了与当年自己几乎相同的观点，但发言者换成了另一个人。阿瑟·米勒在他来华排练《推销员之死》的手记里，提及了一位中国男青年在剧场大厅接受CBS采访时所言：“人人都想当第一，当老板。这没什么错。”
那是1983年春天，改革春风已经吹了好几年。当时，阿瑟·米勒受官方之邀来华，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推销员之死》。很难想象，前脚刚刚才走出“文革”的中国人，就这么直挺挺迎面撞上了商品经济和自由市场。
那些上了年纪的人怀着惊异、兴奋的神情打量着这些新事物，年轻人则没经过多少犹豫，纵身一个猛子扎进了新来临的时代。“狠斗私字一闪念”的革命教诲，被他们轻松丢进了历史的字纸篓。如今，他们渴望经商、迅速致富、获得成功，他们还学之前的“阶级敌人”的模样，烫头发、跳迪斯科、辞退公职干起倒卖彩电和收录机的营生……这才叫牛逼的生活方式。
80年代，乐观的普通中国人，远远体会不到潜藏在阿瑟·米勒剧作幕布下的隐秘讯息。舞台上，那些来自大洋彼岸的陌生角色，仿佛只是在为人们具体演绎优胜劣汰的社会规则，整出剧也与泪水毫无关联，而是成了一个反面的励志故事。尽管官方宣传给这出戏打出了“揭露了美国资本主义的黑暗”的旗号，但观众们掏钱进剧场似乎是为了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如下真理：商业时代，社会竞争的淘汰者只配落得威利·洛曼的结局。
或许是受《推销员之死》的影响太深，后来我看到由克里斯·加德纳的真实故事改编的《当幸福来敲门》时，荧幕上油锃黑亮的威尔·史密斯让我又不自觉地想到了孤单的老头子威利·洛曼。史密斯饰演的“成功人士”加德纳也曾是一位推销员，与罗曼一样经历着事业与生活的困窘。工作不顺、债务催逼、家庭失和……当我正期待电影为观众呈现一出当代美国的社会悲剧时，没想到作者却开始了另一套讨厌的说教：关于成功，你该怎么办。
无论是在电影剧本还是现实中，加德纳的结局都是美好的。他依靠坚韧的意志力混成了坐办公室的白领中产，做着他认为体面的职业，连找工作以前那点困窘经历也被改编为了流行的励志故事。《当幸福来敲门》这类故事没逃脱大部分心灵鸡汤的俗套，其核心思想都是对观众加以暗示和催眠。这就好比一忽悠在别人极度痛苦、快扛不住的时候对他拍拍肩膀说：“哥们儿挺住，过了这道坎以你的能力保证能成事儿，能赚钱。谁和谁和谁都是这么过来的，不成功你找我——但我事先声明不会退款。”
（《当幸福来敲门》电影剧照）
记得王朔有篇文章，写他九几年的时候和阿城、马原等一大帮作家围坐神侃，聊到年轻时如何清高，瞧不上有钱人，沉潜着写了几年东西才猛然发现钞票和成功比什么都重要，于是又做梦都想发财。如果说作家对于社会思潮的变迁捕捉最为机敏，那么，写作圈对财富与成功的渴望，无疑为近一二十年整个社会潮流标明了一个得风气之先的注脚。获得世俗的成功永远排在第一位，这是一切的前提。但这事儿实践起来可真是大不易。威利·洛曼玩扑克牌时别人对他说：“这个世界上只有卖不出去的东西才是你的。”如果我们剔除这句台词里的戏谑成分，剩下的现实诉求无非是：如何全部卖出去，成为人生的赢家？
“赢家通吃”是经济学的一个概念，是指竞争中的获胜者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输家完全淘汰出局。此条市场法则告诫人们，你最好确保人生成功，因为失败者则将万劫不复。这让我想到今天身边熟悉的一个词：正能量。这仨字的功能，充分体现者“赢家通吃”的法则。因为事实上你是输不起的，所以凡事你只能往好处想，吃亏不抱怨，被人整了还要以德报怨、集体赔笑，只能提光明面，不让说阴暗面，说了你就是负能量。即使你是一个从小在阴沟里长大的野孩子，也得整天自我催眠得跟一通身放光的哪吒一样。总之，人人都得争当许三多（小说和电视剧《士兵突击》的励志主人公）。
但架不住，心灵鸡汤也有不灵的时候，笑脸时常也兜不住生活泪痕，这时候反而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办了。之前拍你肩膀的那位大忽悠，又缓缓踱来，说：兄弟，你所拥有的也只剩下正能量了，年轻人，你得从绝望中寻找希望。
克里斯·加德纳有正能量，所以他成功了；威利·洛曼充满了负能量，所以他最后悲剧了。我不知道如果让那些整天正能量爆棚的人来观摩以上两部剧作，是否会得出这样子的结论。
此刻我想到了一个说法——“时代精神”。如果这东西真的存在的话，那么它可能总是在不同的时空里，有着或明或暗的承接关系吧。阿瑟·米勒在手记里写道：“我有了一点点怀疑：这出戏真的像所有的人猜想的那样对中国人来说太陌生吗？北京的城市布局已经非常像美国，平房中杂以六层的公寓楼房。让威利百感交集的社会变迁，这里的人们是否一样熟悉？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美国的二十年代是否等同于中国的八十年代？”
假设《推销员之死》提前数十年写出，但要搁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人也不一定能完全领会。正如八十年代的中国人误读了这部剧作，把它当成了走向成功的反面教材。二十年代，正是美国的财富梦发酵最厉害的时候，谁顾得上去暴露这集体之梦的阴暗面？八十年代，是新中国人刚开始做发财梦的时候，谁愿意去听这梦想之下蕴藏的深渊？
（舞台剧《推销员之死》剧照）
搁今天，就更不可能了。这些年来，一种“土鳖式”的狂妄笼罩着我们的社会，成功者的历史被删改成了一篇篇励志故事，失败者的经历被打造成了感动榜样，二者都挺有正能量的。
我想，阿瑟·米勒当年的疑问此刻已经得到了回答——我们不是像美国的二十年代，而是彻底超越了它，因为我们总是善于总结，把坏事变好事。威利·洛曼被总结为了一个典型反面教材，是一部个人奋斗史的《大败局》，从中，我们提练出了正能量，提炼出实现成功，不重蹈他覆辙的几大原则，更加明确了心中的梦想……
当集体发梦的时代被如今这个零星的、个体的喜剧时代所取代时，生活又被我们塑造成了一场非关命运的掷骰子游戏。经常，我们会输得只剩底裤，然后像肾虚的中年男人进补药那样，为自己烩一锅励志故事和心灵鸡汤。数十秒后，我们又重获正能量并暗中窃喜，以为自己掌握了在这场人生豪赌中致胜的秘诀。
（刊发时略有删节）
作者：孙骁骥，毕业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新闻系。政治经济史研究者，专栏作家。著有《致穷：1720年南海金融泡沫》、《英国议会往事》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