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餐厅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人公共意识的极度贫乏。如果你在餐厅都做不到有素质、有教养、有修养，怎么可能在别的地方可以做到？只有所有人的公共意识都增强了，每一个个人的利益才会得到最好的保护，而不是相反。
中国人的公共意识
（《保印说国民性》）
曹保印
导读：中国人的餐厅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人公共意识的极度贫乏。如果你在餐厅都做不到有素质、有教养、有修养，怎么可能在别的地方可以做到？只有所有人的公共意识都增强了，每一个个人的利益才会得到最好的保护，而不是相反。
说国民性，道国民性，苦辣酸甜，绵延千年。劣根多少，美德几何，吾国吾民，听我评说。欢迎收看《保印说国民性》，我是主持人曹保印，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在本期《保印说国民性》中，我给大家谈一下“中国人的公共意识”。
1872年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来到中国，他接触了上到庙堂、下到江湖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人不懂得什么叫“公共”。所以，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没有“公共意识”一说。为了证明自己的这个观点，亚瑟·史密斯就讲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亚瑟·史密斯说，在中国本来有非常多的官道，这些官道作为重要的交通，联系着中国的很多城市和乡村，但是亚瑟·史密斯看到中国的这些官道全都是破烂不堪,官道不仅仅没有成为交通便利的工具，反而阻碍了交通，因为官道确实非常破烂。亚瑟史密斯不解地说，假如从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由于战争的原因，官道被破坏，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清朝建国之后一直到1872年，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历史，这些官道也并没有被修复，这就只能说明，中国人确实缺少公共意识。
不要说道路没有人管，连城墙也没有人管,很多中国人甚至把城墙的墙砖抠下来拿回家，或者是盖自己的房子，或者是垒猪圈。他甚至举了一个更加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某港口有一个外国人的墓地，因为没有人看管，结果墓地的砖同样被中国人一块一块搬回了家。所以，他说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公共”二字为何物。
不仅举出了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他还讲了另外一个政治故事。亚瑟·史密斯在中国的时候，正好清朝的道光皇帝驾崩，这帮外国人就特别想知道，道光皇帝驾崩之后谁来接他的位子。当时道光皇帝有三个儿子，到底是大儿子接呢，还是其他的两个儿子接，他们非常想知道中国人的看法。于是，亚瑟·史密斯和他的几个外国朋友，就到了中国的茶馆里，试图和中国人聊一聊皇位继承的事。
结果，无论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中国人压根儿就不理这一茬，直到最后，一个年长的中国人走到他们面前，拍着亚瑟·史密斯的肩膀说，哎呦老外啊，你们还真是无聊，讨论什么皇帝继承的事情！那是大臣们管的，我们根本管不着，我们就管我们的事。你看，你们总在那儿聊皇帝继位的事情，茶也凉了嘛，饼也没得吃了吧，所以呀，该干嘛干嘛去，别管这些闲事。
亚瑟·史密斯通过讲这类故事，来说明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时代发展到了今天，我们看中国人是不是真的缺乏公共意识呢？恐怕还真是像亚瑟·史密斯所说的那样。
现在，我们的很多道路虽然不称为官道了，但是作为道路，有多少人真正爱惜，愿意主动去维修呢？就算是路政部门，也并不真的爱惜道路。前几天我在天津出差，坐在出租车上，总感觉出租车像弹簧一样蹦，我就问司机，你这车怎么了，是不是该修了？司机苦笑了一下说，哪里呀，都是这个路造成的！因为不管什么人、什么车，都从这个路面上走，也不管车是不是超重，结果，这个路面就变得坑坑洼洼。路政部门在修这些路的时候，也是挖了一个又一个补丁，但是，补丁倒是挖了，可他们并不及时去修复，于是车行驶在满是补丁的路面上，可不就变成弹簧了吗？我在天津遇到的这种事，在全国很多地方你也都可以发现。比如说，很多的公共道路，由于超载的车辆特别多，于是就造成修好的路面很快就被破坏掉。这些道路不仅仅没有成为非常便捷的交通工具，反而造成了很多的事故。
我们想一下，今天的道路问题和1872年清朝的道路问题，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由此，也确实可以看出，在中国人的意识中缺乏“公共”二字。
不过，具体到政治权力的继承问题，中国人现在讨论得倒是非常热闹。但，讨论归讨论，其实大家心里都有底，因为领导人继承的问题，根本就不是普通人所能够决定的，所以说讨论也是白讨论。还是清朝道光年间那位老先生说的，你们管这些闲事干嘛，该干嘛干嘛去，该喝茶喝茶，该喝酒喝酒，这不是你们该管的事。当然，用这个事情来证明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在我看来并不恰当。虽然政治确实是最大的公共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并不能够真正参与到这些公共的议题之中去。然而，是不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确确实实不能参与这些公共议题呢？是不是说，在很多公共利益问题上，我们真的就不能有所改变吗？难道说，中华民族真的就是一个自私自利到丝毫不关心政治的民族吗？
事实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的事情，的的确确非常多。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餐厅里吃饭——中国人的餐厅和西餐厅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西餐厅安安静静，中餐厅人声鼎沸。在西餐厅里，人们喝酒也同样是安安静静，顶多是轻轻地碰杯。但是，在中餐厅里，中国人往往是划拳猜枚，高谈阔论。在中国人的餐厅中，你会经常看到人们如此吆五喝六：“哥俩好啊，五魁首啊，八匹马呀！”这样一来，中国人的餐厅确确实实热闹非凡，而由于人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于是很多人只能用更大的嗓门来跟对方交谈——你的嗓门高，我的嗓门比你的还高，于是，在中餐厅里，如果你不高声说话，就压根儿就听不清一起就餐的对方在说什么。
如此，你就该知道，中国人的公共意识，在餐厅中表现得多么差劲！不仅仅是高谈阔论，中国人还特别喜欢在餐厅中抽烟，仿佛吃饭不抽烟就不是神仙。所以，你就看到，在中国人的公共餐厅中，食客们根本不管周围的人是不是抽烟，也不管周围是不是有老人、孩子、妇女，一个个烟民就在那里吞云吐雾，一根又一根。有的人点燃了香烟，却又并不抽，而只是让它在手里燃烧。我就曾经见到过这样一幕，一个人在中餐厅里，从点燃香烟到灭掉香烟，他就只抽了一口，也就是点香烟时的那一口。
我就不明白，你既然不抽，干吗非要点燃这支香烟，并且让这支香烟一直燃烧，持续散放出毒气呢？如果你问他，他马上就会说，这关你屁事！于是，我们也觉得，对啊，这关我屁事？在餐厅里吃饭人又不是我一个？可事实上，这确实关我们的事儿，而且确实不是屁事。因为如果一个餐厅里乌烟瘴气，人人都高谈阔论的话，那么这个环境可以说是极为低劣的。在这个环境之中，你不仅享受不到美味，享受不到生活的休闲，反而觉得在这种乌烟瘴气的环境中，更加让人心烦易燥。所以，我如果到餐厅吃饭，就一般不太喜欢坐在散座上，如果能坐包间，宁愿多花几块钱，也一定要坐包间。为什么呢？就是特别不喜欢那种乌烟瘴气、满耳鬼哭狼嚎的嘈杂环境。
餐厅是中国人经常去的，如果在餐厅之中，大家都没有公共意识，最终造成的结果是什么，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假如说，我们中国人的餐厅，也能够像西方人的餐厅那样，安安静静、干干净净，那么我们的生活质量，是不是因此大大提高了呢？事实上，中国人的餐厅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人的公共意识。如果你在餐厅都做不到有素质、有教养、有修养，怎么可能想象你在别的地方可以做到？是啊，中国人经常爱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可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做，我们的公共环境就会极为恶劣，难道这不会影响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品质吗？难道这不会影响中国人的道德素养吗？难道这不会影响中国人的民族形象吗？
关于中国人的公共意识，著名作家柏杨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臭鞋大阵》，他在文章中是这么说的：中国人喜欢把自己穿的鞋放在门口，于是你到中国人家里做客的时候，总会见到门口有一堆一堆的臭鞋，你要穿过这个重重叠叠的臭鞋阵，才能进到主人的家里去。而主人的家里呢，干干净净，没有一丝臭鞋味。所以，柏杨先生就说，中国人是多么缺乏公共意识啊，他们只顾自己家里干净，根本不管门口的公共空间出现了什么问题。
现在呢，至少在我居住的北京，已经很少能够见到家门口摆放着很多的臭鞋，大家都把鞋放到屋里去了。这到底是大家的道德水平提高了呢，还是因为现在的鞋都贵了，怕被别人拿走？我虽然不知道确切的原因，但现在这种放臭鞋的做法是的确少了，不过在中小城市，你还是可以经常看到这种臭鞋大阵。
不过，在北京的楼道里，虽然臭鞋少了，但是杂物却丝毫不见减少，很多楼道里面放着废弃的自行车、不用的家具、各种烂纸箱子等。就算物业一次次催，有的小区里边也依然是杂乱无章，公共空间被挤占得越来越狭隘，空间非常逼仄。楼道里面堆放的这些东西，显然会造成很多的安全隐患，包括消防。要知道，一旦出现安全问题，一旦出现消防问题，它马上就会跟每家每户的利益直接相关。可是，中国人并不这么想，中国人总觉得倒霉事情不会到来，就算来了，也是倒霉到别人头上，而永远轮不到自己倒霉。所以，该往公共空间里边放东西，还是往公共空间放东西。这种自私的做法，在今天的中国不是依然十分流行吗？所以，从这种角度上看，中国人确实是缺乏公共意识。
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的最大体现，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些日常生活的经验，更多的是在公共议题的极少参与上。比如说，很多事情明显就是不公平，明显和很多人的利益相关，但是，就是没有人愿意出来挑头，指出这种事情不公平，并且努力去解决这种不公平。具体来说，很多人从前坐火车的时候，如果在餐车上吃了顿饭，列车员往往不会给你开发票。这种不开发票的做法，当然会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也造成公民的权利被剥削。
要知道，你所要的并不仅仅只是一张发票，而是你的一份权益。我消费了，我就当然需要得到发票。我有了发票之后，假如说在列车上吃东西吃坏了肚子，我就了维权的证据。可是长期以来，没有人关注这件事，列车员也以不给发票为正常了。后来，有一个叫郝劲松的律师不服，一纸诉状把铁路部门告上了法庭，要求裁判这种不给发票的做法是不对的。后来，经过法院的裁决，法院支持了郝劲松的诉讼。因此，当我们现在在列车上吃东西的时候，你是可以索要发票的，并且列车员必须要提供发票。
但是，像郝劲松这样的律师，在我们的身边并不多，大多数人依然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就算是事关己了，也依然挂起，因为他不想做那个出头鸟。长期以来，中国人都相信一句俗话“枪打出头鸟”，所以，没有人敢去挑头“惹事”，唯恐挑头以后自己的利益受损，而别的人却坐享其成。由此，在很多公共议题上，中国人是不愿意参与的。
比如说，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都没有主动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像我们使用的手机，我掏了多少钱，购买了多少流量，如果我用不完流量，那么，下一个月我就继续用，或者送给别人，都可以。因为流量是我买的，就是我的，如何使用他人无权干涉。还有，我用手机打了多长时间的电话，我就按实际打电话的时间付钱，而不是说我打了一秒钟的电话，你却给我按一分钟的消费记账。这本来是消费的常识。
可是，自从有了手机以后，自从出现了移动互联网之后，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无论你到月底剩了多少流量，运营商们都会在月底将流量全部清零，你想和别人分享都不行，你想自己用也不行。真的是技术手段没有达到吗？当然不是，技术手段早就达到了。究其原因，是运营商处于垄断地位，而和垄断者是无理可讲的：我们通电话，假如说打了一分零一秒，那么，运营商的计费方式是按照两分钟计算的，而不是按照一分零一秒计算。这样一来，运营商们的利润自然滚滚而来，比强盗还赚钱快。
显然，这样的问题就是公共问题。可是，对这类公共问题，又有多少人真的会一纸诉状，把移动运营商们推上法庭了呢。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没有做到这一点。说实在话，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也深知自己身上缺乏公共意识。因此，在这方面我也需要解剖自己，反省自己，这也同样是我决定做《保印说国民性》这样一档自媒体的节目的原因和动力。我试图通过自己的反省，对自己的批判，来引发全体中国人对国民性劣根的认识。
也正是因为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所以，垄断的移动通讯运营商们有恃无恐，无论舆论怎么抨击，依然是巍如泰山。当然，现在出现了一个好现象，就是虚拟运营商们开始发力，像苏宁等拿到了虚拟运营商牌照的商家，开始推出了新的升级手段。据说，这些手机号到了月底不清零，可以往下个月累计，也可以分享给亲友。但是，这只是商业上的竞争，只是说政府开放了移动通讯这个领域，并不是由于中国人作为公民发起的一场场诉讼达到的目标。所以你看，如果我们不注重公共意识的培养，不主动通过各种合法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最终的结果是会在很多方面受到损害。
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还体现在其他更多的方面。比如说，对很多的公共空间，我们真的并不珍惜。以旅游为例，很多人到了旅游景地，在良辰美景面前，不是珍惜、热爱，而是去破坏。2013年以来，不就广泛出现过游客在景区乱写乱画的报道吗？很多人到旅游景区之后，拿了刀子或其他尖锐物品，在景区乱涂乱画，最多的句式是“某某人到此一游”。还有些人到了美好的春天，看到公园里漂亮的花就去摘，自己倒是过了一把瘾，可是造成了公共环境受到了破坏。虽然媒体也在对这样的事情口诛笔伐，但是依然有很多中国人喜欢“到此一游”，喜欢到路边摘花拔草。这种做法就是中国人的一种习惯，觉得这是公共空间的东西，我无论怎样去摘花拔草都无所谓。在这方面无所谓，在别的涉及公共利益的方面，他就有所谓了吗？肯定不是。
是不是中国人一开始就这样没有公共意识呢？不是。比如，在《诗经》中就有这样的诗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意思是说，天上下雨了，祈求上天先将雨水流到公田里去，那些多余的水啊，再流到我的私田里去。这就是对公共利益的重视。现在，我们又看到多少这种做法呢？当然，那个时候的“公”并不完全等同于“公共”，因为那个时候的“公”更多的是等同于统治者。所以，亚瑟·史密斯拿这样的例子说中国人很早就有公共意识，我也并不是完全赞同。尽管如此，作为中国人有公共意识的论据，当然也并非完全不成立，所以，我也就以此为据了。
可是，中国人在更早的时候，至少是在私有制建立之前，确确实实是有公共意识的。这一点，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有相似之处。但，很可惜这样的时代离我们实在是太遥远了，而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经过专制统治的荼毒，造成中国人越来越重视个人的私利，而不重视甚至漠视公共利益。这种现象的出现警醒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有教养的人，就必须注重自己的公共意识，不论是在家还是在外边，都应该言行一致。对公共事物的爱惜，应该像爱惜自己家里的东西一样。什么时候我们能做到在公共空间中不伤害他人、不影响他人，什么时候我们作为个人才是真正有素质、有教养的，整个民族也才会真正有素质、有教养。否则，就算把自己的家收拾得再好，假如你肆意占有公共空间，肆意破坏单元楼里的公共设施，肆意破坏居住社区的花草树木，肆意破坏城乡的公共道路，那么，你说自己是有素质、有教养的人吗？
中国人发展到现在，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应该更多地强调自己的公共意识，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只有所有人的公共意识都增强了，每一个个人的利益才会得到最好的保护。1872年亚瑟·史密斯说，中国人的生活中没有“公共”二字，那么到了今天，我们是不是需要把这两个字写进中国人的生活辞典呢？我看需要，你看呢？
作者：曹保印 作家、评论员、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