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是消费者的节日。这一天，消费者受到了商家无论是真心还是假意的优待，当了一天的上帝；这一天，监管部门积极出头，抓获造假售假者，教人识别假冒伪劣商品；这一天，央视“315”晚会集中爆光一批企业，让老板们提心吊胆。但过了这一天，一切故态复萌，不法商家还是用假冒伪劣商品来坑蒙消费者。
这种情形，我称为“做一年和尚撞一天钟”，因为监管不力，处罚无力，渎职包庇有加，让这个“和尚”非常好做。更要命的是，这个问题似乎“今不如古”，古代官府在打击“假冒伪劣”较现在给力得多，我们不妨去看看。
据可考证的史料，我们现在在打击“假冒伪劣”，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的诸多努力，譬如立法、防伪、国标、退货、品牌、行业监督、官方监管等等，古人基本上都已有过尝试和努力。
古代通过立法来打击“假冒伪劣”可以上溯到周朝，《礼记·王制》记载：“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指为出军赋的车乘）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度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政府对商品的尺寸、数量、颜色都有严格规定，达不到规定的，就是“假冒伪劣”产品，不许上市买卖。
对于直接关系人们身体健康的食品，更是大意不得，《礼记》也有严格规定：“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这就是说，食品还没有成熟，不许拿到市场上去卖，既是为了防止吃了中毒，也是打击以次充好、以生当熟的假冒伪劣行为。对于动物也一样，“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还没有到成熟期的动物，不许拿到市场上去销售，这就起到了保证上市商品货真价实的作用。
唐代在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立法上严格而全面，为后世所仿效。《唐律疏议》规定：“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八十。”行滥指“器用之物不牢不真”，“不牢谓之行，不真谓之滥”。短狭指“绢匹不充四十尺，布端不满五十尺，幅宽不充一寸八尺而卖”。说直白点，行滥是指商品质量差，短狭是指数量短缺，皆为不符合法定标准的假冒伪劣商品，售卖行滥和短狭的商品，要各打八十大板。
《唐律疏议》还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盗而食者，不坐。”
这条法律规定：一、明知脯肉有毒时，卖者应当立刻焚毁变质食品，违者打九十大板。二、明知脯肉有毒而不立刻焚毁，致人中毒，须视情节及后果加以处罚，情节严重的如致人死亡，要以过失杀人论罪对卖者施以绞刑。按照这条法律，现在一些人故意生产“地沟油”、“三聚氨胺”、“苏丹红”、“瘦肉精”、“皮革奶”，放在唐代不死也要坐牢。
《宋刑统》规定，生产出售“行滥”物品以所得利润“准盗论”，即把生产出售假冒伪劣商品视同盗窃，以盗窃罪论处，生产出得“行滥”越多，相当于盗窃物品越多，处罚越重。
明代《大明律》清代《大清律例》都有《工律》篇，列出对非法营造、虚费工力、采取木石不堪用、造作低劣等方面的刑法规定。（注1.）
总之，在立法方面，历代对生产出售假冒伪劣商品的处罚绝不含糊，也绝不手软。
防伪是打击假冒伪劣的重要手段，古人在这方面也有创造。吴昆先生说，宋代有个叫任一郎做鞋技术高超，他做的鞋闻名远近，于是市场上就出现了冒充“任家鞋”的假货，为了打击这些假货，任一郎在他制作的鞋的内侧藏上一布条，布条上写着制作时间和编号作为正品的证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到了明清时期，比较有名的产品基本上都有了自己的防伪验证。（注2.）
国家标准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制定统一的国家标准是防范假冒伪劣的重要办法，古代在这方面可谓经验丰富。《考工记》规定，用于交换的手工业制品，必须符合国家规格，残次品不能上市。“凡试梓饮器，乡衡而实不尽，梓师罪之。”这就是说，工师检验梓人做的饮器要是不合格，工师就要处罚制器者，自然不能随便上市。
国家标准包括国家统一的度量衡，唐朝《关市令》规定：“诸官私斗尺秤度，每年八月诣金部、太府寺平校，不在京者诣所在州县平校，并印署，然后听用。”说的是无论官私度量衡器具，每年八月必须送交有关官府检验校正后方可使用，违者“杖七十”。对于缺斤少两，弄虚作假的，唐代《关市令》也规定：“诸以伪滥之物交易者，没官 ；短狭不中量者，还主。”即凡是假冒伪劣商品，一律没收，缺斤少两的，要退货。
古代还有“物勒工名”的制度，工匠必须把名字刻在自己所造的器物上，以示对器物的质量负责。这个制度类似我们现在的产品溯源制度，从一件商品的“工名”，可以追溯到制作商甚至制作者等诸多信息，让消费者了解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
当然，“物勒工名”也具有防伪的作用，而且是最初的商品品牌标志，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商标极为相似。在这方面，官府做得显然要到位得多。宋代北宋王安石为相时，颁布《市易法》，其中规定药品专卖，专卖药品由惠民局和和剂局制造，在药品上印有“药局印记”和“和剂局记”字样，相当于商品的商标，起到防止不法商人制造贩卖假药劣药，冒充官药。
退货制度是保证消费者权益的重要手段，今天我们即便网购也有“后悔权”，古代也一样。吴昆先生说，《唐律疏义》中记载，消费者买到商品后如果在三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进行无条件退货，退货时须有公证人进行验看，确认确实存在质量问题方可退货，如果商户不给退货，消费者便可报官，由官府出面调停退货，并给予商户一定的处罚。（同上）
行业协会是促使行业自律，提高商品质量，维护整个行业形象的民间组织，古代也有这类组织。譬如北宋规定从事商业和服务业的商户们必须按行业登记，委任行业协会会长，叫“行首”或“行头”，充当本行会成员的担保人，负责评定和抽查出售的商品质量；消费者如果买到了假冒伪劣产品，可以到行会进行投诉。此外，宋代商业行会中的行户，有协助官府检验官府摊派（当时称“科配”）的商品质量的责任。
以上这些办法，不能仅靠商家的道德自律，净化市场，造福消费者，最终要靠监管部门和监管官吏去尽职尽责。所以，古代对负责监管的官吏采取了严格的“问责制”。《唐律疏义》规定：市场管理人员或州县有关主管官吏，评定物价有意舞弊、衡器等监校不准确，纵容伪劣商品入市，一概与制假、售劣者同罪，即使不是有意而为，一时监管不严产生疏漏，也要减罪一等（减十杖）处罚。《宋刑统》规定，对出售假冒伪劣的情况，市官及州县官司知情不办，各与造卖者同罪，检查而不觉着罪减二等。或许正是这样的“问责机制”，是古代假冒伪劣商品要比现在少得多的重要原因。
“假冒伪劣”的危害无须多言了，东汉学者王符在《潜天伦》中说，行滥“以欺民去贿，虽于奸工有利，而国界愈病矣”。当年，宋高宗“闻街市卖熟药之家往往图利，多用假药，至服者伤生，深为恻然”。（注3.）不知道现在的官员听说民众被假冒伪劣商品伤害，有没有这样一种恻然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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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转引自王前、杨慧民《遏制“行滥”与打击“假冒伪劣”——伦理学视角的一种比较分析》，载《东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注2.《古人也打假》载2013年9月16日《大公报》
注3.魏天安《宋代行会制度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8月版
来源：《大家》
作者：廖保平（西越），知名评论家、作家、诗人，“中国反愤斗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任长江日报评论员，长江商报评论部主任，现任楚天金报评论部主任。出版《中国谁在不高兴》、《打捞中国愤青》、《辛亥百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