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故事：一个北方女人和她的快餐厅
讲述人：陶短房&青溪
采访者陶短房（以下简称陶）：青溪，前面两个故事，说的都是福建人，我想你头脑里的中生代大陆移民故事，福建、广东的主人公比例会特别大吧？
叙述者青溪（以下简称青）：当然，你也知道，广东、福建沿海历来就有出国谋生的传统，而且更早一代、几代来这里的“老侨”，广东、福建人比例更大，国门刚开放的时候，这些地方的人更容易开风气之先，而且说良心话，他们出来后“融入”得，也确实比“北方人”要更快些。
陶：说到“北方人”，我们是同乡，都来自江南，如果在大陆，一般会被当作“南方人”的，但在这里碰上“老侨”，他们总把我们也叫做“北方人”，貌似只要不是两广、福建、海南这些地方的都被他们叫做“北方人”。
青：这的确是他们的传统。在我们刚来那个时候，不论东部还是西部，加拿大华人社区的“普通话”，是广东话、闽南话这些方言，我们在大陆常说的标准普通话是吃不开的，说标普的大陆移民，都会被叫做“北方人”。不过我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肖征男，是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她和她先生、儿子，是1997年从北京移民多伦多的。
陶：肖征男？南方的南，还是男人的男？
青：男人的男，很有某个时代的气息对不对？不过这个名字真的是名如其人，她个性开朗坚强，能吃苦，处处争胜，的确有一股不让须眉的气魄呢。
你也知道，1997年是加拿大所谓“香港移民潮”时期，那个时期多伦多来了很多说粤语的香港移民，他们很容易就和原本以说粤语老侨，还有早几年从越南或东南亚国家过来的、也会说粤语的移民、难民打成一片，“融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征男这样说普通话、“京片儿”的纯北方人，在这个时候混在这样一群同胞里移民过来，“融入”的难度，就比一般人大得多。我认识他们，是全家搬到多伦多印度街后的事，那会儿我们是隔一条街的邻居，当年大陆移民没现在这么多，说普通话的两家人在异国他乡街头偶遇，是会很亲切的，加上我们性格都很随和，很快就成了朋友。
对了，我知道你在国内时文笔就很好，写作是爱好也是特长，但以前你是做外贸的，还说过“不希望拿文字换钱吃饭”，怎么，快20年不见，性格变了？
陶：其实我到现在也不喜欢拿文字换钱吃饭，可我原来的专业到加拿大后一点也用不上，在非洲时做的几门生意，加拿大也完全不对口。这里现在稍稍高薪一点的正式工，都要本地学历、本地经验和本地证书，我算了笔帐，重头熬这些，等熬出来胡子都白了，还不如改行吃文字饭，如今是网络时代，写作可以忽略地域距离，而且，毕竟我有这方面基础。你们那时呢？据我所知，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这里对证书什么的，卡得还没今天这么严。我们过来那几年，周围同时期移民的朋友，很多都是男的找不到工作，靠太太打工挣钱养家糊口。
青：我们那时证书什么的要求的确没今天严，但先生没太太好找工作这一点倒是一样的。那时候的中生代大陆移民家庭，往往先生在国内时工作、学历什么的都要好一点，过来后对第一份工的要求比较高，碰上几回钉子后，又常常不容易摆正心态。相对而言，女人们在这方面比较“心平”，而且也更顾家，为了生活，她们对工作常常不挑剔，只要能赚钱养家，哪怕专业不对口，或者苦点累点，也会乐意去做。
香港那些地方来的老侨，经济基础比我们那时的大陆移民好，而且讲究些传统，许多是先生工作，太太全职在家当主妇，我们这些大陆来的，男女平等、双职工什么的早就习惯了，“融入”的第一课，常常就是“女主外，男主内”。
陶：那征男他们家呢？也是这样么？
青：可以说也是这样。她先生移民前是地质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典型的知识分子，说是“书呆子”也不夸张，我们做邻居时，经常看见他有事没事到哪儿都捧着本专业书，可惜他当时总也找不到专业工，在国内研究做惯了，动手能力一塌糊涂，又放不下科学家的架子，结果连小时工也找不到，实话说，就算找到了，也是做不好的，结果自然只能靠征男一个人打工撑起整个家了。
征男在中国是跑销售的，口才好，做事麻利，而且最擅长的就是和人打交道，本来这些都是“融入”的好条件。只可惜她刚来时英语口语不佳，一口“北方话”在当时多伦多华人社区的粤语圈子里又处处碰壁，做老本行难度挺大，总在小超市、小餐馆打工，收入又实在太少。所以她省吃俭用，准备自己开个小餐馆。
陶：餐馆、洗衣店、小超市，是加拿大华裔老侨最常开的三种买卖，中生代华人移民选择这三种生意入行的也相当多。不过你刚才说，征男一家是北京人，当时多伦多华埠又是“粤语系”的天下，岭南的饮食风格和北京差异那么大，她的餐馆能维持么？
青：你跑过那么多国家，觉得海外中餐馆的口味怎样？
陶：别提了。我在马里时，首都巴马科生意最好的中餐馆叫“长城餐厅”，可当地华人知道得不多，因为这间餐厅的主打菜春卷、炒面，都入乡随俗成非洲版西餐的口味，我最喜欢的中餐馆“北京二”，原汁原味的川菜，可除了少数中国公司的外派员工，当地连知道的人都没几个，生意也是一塌糊涂。北美就更如此了，英、法文杂志上重点推介的“中餐厅”，卖的都是左宗棠鸡、古老肉这类酸甜口的“北美式中餐”，正宗中餐只在一、二代移民里才吃得开，论赚钱肯定不如那些“改良版”的，而且就算正宗中餐，也是广东口味的生意好得多。
青：你说得没错。征男是“老销售”，当然也发现这个特点，她初起炉灶，赚本地人的钱暂时还不敢多想，可就是赚“粤语系”的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直接开个广式招牌的小店，人家进门一见你不是广东人，肯定会有想法，觉得不正宗；开个北方风格的小店吧，习惯了广东口味的食客们又吃不惯。
征男到底是跑惯市场的，脑子转得很快，她开的餐馆，招牌打得是“北方菜”，做出来的却是岭南口味，这样一来，好多“粤语系”食客觉得新鲜、不俗，会试着光顾，吃到嘴里的，又是他们最熟悉不过的口味，不会吃不惯。我听说，现在肯德基、麦当劳这些洋快餐，在中国也卖起中式早点来，其实是同一个道理。
陶：是啊，说到底，菜和人一样，也有个“融入”的问题，肯德基在中国搞的“老北京鸡肉卷”是这样，北美迎合当地人的“改良中餐厅”搞的“左宗棠鸡”、“李鸿章杂碎”也是这样。征男在当时的环境下，手头资源有限，可以说赢得起、输不起，能想出这样的主意，的确让人佩服。
青：让人佩服已经很难了，可让家人佩服就更难。
陶：你是说她那位科学家先生吧？
青：是。她先生“融入”得一直不太顺利，总也找不到合适工作，征男的快餐店反倒生意越来越好，那时候月收入能达到5000多加元，算是小康有余了。你说，加拿大什么最便宜，什么又最贵？
陶：资源最便宜，人工最贵。这里找个修理工什么的都贵得让人直冒冷汗，移民久一点的人，大多都被逼得“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恨不得万事不求人。
青：就是这样，加拿大最值钱就是人工。小店生意好了，靠征男一个人肯定不行，可雇个人手，收入就要大缩水，实在划不来。那会儿他们孩子才3年级，根本帮不上什么忙，正好她先生闲着，闲着不也是闲着么？她就好声好气，请先生出手帮忙。
可她先生真不是做这行的材料，干快餐这行最讲究速度，送餐要快，收银要快，收拾桌子也要快，慢了客人不满意，生意也会做得少，可他先生偏偏手脚特别慢，征男手伸出去半天，接不到他递过来的三明治是家常便饭。本来征男想自己后厨打理，前台交给先生，可这位读书人又不善和人打交道，结果征男只能前台后厨一肩挑。
陶：这种矛盾我们晚一些的中生代移民家庭中也很普遍，实话说，像征男先生那样的知识分子，也确实不适合做快餐行当，我认识的一家，太太索性让她那“书呆子”男人安心读了4年书，毕业后有了本地学历、证书，去水务公司捧了铁饭碗。
青：我们这一批来得早，经济基础更差，大多数家庭是下不起这个赌本的，随身带的钱刨去房租，一般也就够花几个月。征男的小店是小本经营，孩子还小，先生找工又不顺，让他在店里帮忙是再正常不过的。
不过她先生真的是不适合做这些。我刚说了，北美这笔边人工贵，小修小补什么的最好自己做，一般这些都是男人的活，可她先生动手能力很差。征男一看，这不行，干脆，店里的事我来，你专跑外勤吧。开店需要车，他们没钱，4000块买了个二手的，初来乍到没经验，车买得不太好，动不动半路抛锚，叫个拖车动辄几十加币，大修、保养什么的就更麻烦了，店里离不开征男，这些琐事照理该先生承包，可那一位书斋坐久了，和人打交道也一样不行，去倒是硬着头皮会去，办得不利索不说，回到家还会把一肚子牢骚带回来。
陶：可以理解。很多朋友在国内时生活、工作圈子都很单纯，一旦换了新环境，总也“融入”不进去，周围人陌生，环境陌生，连语言都陌生，牢骚也好，苦闷也好，不带回家发泄，那真是连个倒苦水的地方也没有啊。
青：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你要知道，闲着没事做当然是苦闷、烦恼，为生活所迫忙得团团转的，其实更苦闷、更烦恼，只不过连倒苦水的力气和时间都没有罢了。开快餐店本就是又忙又累又脏的活，忙了一天回到家，还要听先生这笨手笨脚的大闲人牢骚抱怨，就不免容易激动，一激动就爱上火，一上火就爱吵架，一吵架不但家庭关系受影响，而且情绪遭殃，身体更遭罪。
国内很多人一说到加拿大的优点，总爱谈福利社会啦，免费医疗啦，其实很多都没谈到点子上。
陶：是啊，福利医疗其实是加拿大财政最沉重的负担之一，因此才设计了国内很难理解的层级医疗体系，避免过度医疗，这样做的代价，一是不容易及时发现大病，二是看病等候周期太长，我手头正好有一份安大略省、也就是多伦多所在省卫生厅的数据，说该省患者从从家庭医生转专科医生，平均要等7.2周，由专科医生转医院动手术，平均要等7.1周，也就是说走“正常医保渠道”，动个手术要等三个半月，而且这还是全国最短的，加拿大平均等候周期是19周。这样做的好处是节约社会资源，但有时候真的会耽误治疗。
青：我们中生代移民在“融入”早期忙于生计，常常顾不上关照自己身体，就更容易出大问题。征男就这样，又忙，两口子又长拌嘴，这么一来二去，就得了种奇怪的感冒，这感冒不怎么流鼻涕，就是总咳得厉害，去家庭医生看，诊断说是哮喘，给开了药，吃了也没多大用，这么一拖就是半年。
征男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决定好好检查一下，搞清楚究竟怎么回事，这时他们也有些积蓄了，就和先生商量，先把小店关了，治好病再说。还好，她先生对这主意倒是举双手赞成，毕竟他本来就不愿意做这行小生意。
辗转了几家诊所，看了好几位专科医生，轮候了好几次体检，等终于查出来，全家都惊呆了：肺癌晚期。
陶：虽然如今科学昌明，加拿大也是医学发达的国家，但肺癌还是高死亡率的癌症，何况是晚期。
青：唉，是啊。不过征男真不愧是个坚强的女人，化疗做到一根头发不剩，戴个帽子照样到处跑。我认识她的时候，其实她已经在做化疗，但我居然一点没察觉她是个癌症晚期病人。那会我孩子才三岁，我们夫妻要忙生计，有时候顾不上看孩子，她就主动代劳，那时候真没想到她有这么重的病。
她是个基督徒，你知道，很多移民来到这里，会在教会里寻求安慰和帮助，她虽然病得很重，却总是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只要体力跟得上，就尽可能去帮助别人。有时候她还回请邻居家孩子或儿子同学来家里，做些点心请他们吃，教教诗歌，讲点圣经故事。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一种说不清却很吸引人的东西，我也不知道该叫它什么。
陶：是生命力吧？
青：对，是生命力。虽然那时她已到了生命尽头，身上却漫溢着无限的活力。
陶：可是我听说，肺癌晚期患者的平均寿命是以月、而不是以年为单位来计算的……
青：尽管这么坚强、努力，我认识她两年后，她还是走了。那段时间去探望她的人见到她形容枯槁、身体憔悴，都忍不住哭了，她反倒安慰我们，给我们讲人生的真正意义。到了最后的日子，她已痛到开不了口，却还是用微笑来安慰我们，用简单手势鼓励我们珍惜生命，好好生活下去。病魔可以折磨她的肉体，却无法摧折她生活的勇气；死神剥夺她在世的时光，却无法阻遏她对生命永恒的追求。她去的时候只有40岁，却在“融入”这异国他乡的短暂人生最后几年，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生命辉煌，每个认识她的人，医生、护士、病友，教会和身边的朋友们，都从她身上看到了生命的光芒，获得了更多的勇气。
陶：那么她的先生呢？征男不在了，他必须学会在这里生活，必须逼着自己“融入”，他们的儿子还未成年啊。
青：人就是这样，逼到不得不去做的地步，有些原本总也做不来的事，也就突然能做、会做了。不过有些事就像时光那样，过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举家移民到陌生环境，苦闷、不适应难免，生活的压力又常常让家庭成员们忽略了对亲人的关怀、沟通，我觉得不管是老移民、新移民，都应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陶短房，知名专栏作家、评论人。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