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读书无用论”在底层百姓中有数千年历史，并不为过。
孔子尽管有“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的声明，但遍稽群籍，其门下3000弟子，72贤者，恐怕极少有如今天工农出生的子弟。孔子是不办“义务教育”的，实际上，他并不主张底层老百姓多读书，否则，如何解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算得上是个厚道人，他知道穷人读书的艰辛，更可能没用；知道干活就行了，不强迫你接受他的教育。
实际上秦始皇也不主张人读书。通过读书获得了知识与见解的人，说三道四，扰乱朝纲，社会上下就不与皇帝本人一条心了，于是秦始皇开始疯狂地“焚书坑儒”。
儒与法的主张，到底有多大鸿沟？儒者的主张，通过“焚书坑儒”实现，这和李斯的主张通过自己被杀得以实现，其实是一个道理。而帝师们最看不得的，其实是秦帝国本身也被反噬。
他们需要人们读一点书，但又不能读出想法来。到底是汉武帝和他的御用读书人董仲舒聪明绝顶——干嘛不给那帮渴望读书，不自甘愚昧的人指定教材呢？这套指定教材用了2000年。汉以后的绝大多数时间，要进朝廷，必须读这套教材。从读书人的演绎深化比赛中，可以发现朝廷的有用之才。换言之，你要参与分配天下财富，包括金钱、房屋、土地、名气、女人等等，承平时期，最便捷的途径——读书，特别是董仲舒指定的教材。
但朝廷的供养能力毕竟有限，能够进入体制，瓜分天下财富的人，还是太少，绝大多数人，识文断字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日常生活的实际困难，而不是学习治国平天下的本领。遍读描写古代日常生活的书籍，加之我们的日常观察，可以发现，在过去，普通中国人真正需要通过读书获得的、有用的书本知识，可以开列如下：
一、看得懂黄历，以便安排播种、婚丧嫁娶以及之外的交际和精神性事务。
二、写得出名字，打得了收条、欠条和借条，以便能够进行简单的金融活动。
三、会加减乘除、面积、体积计算，以便于简单的商品交易。
四、懂得一些历史知识，以助谈资。
五、懂得一些地理知识，便于出行。
具备如上五种知识，足以应付乡居日常生活，如不考功名，儒家的教科书有何用处？至于乡居礼仪，照着乡绅们的举止，依样画葫芦比划就行了。我们也可以从旧小说描写私塾学习的场景中看到，调皮捣蛋、厌恶读书的学生占了多数。小捣蛋们年龄小，其实都明白，要把那几本高深莫测的教材弄个一清二楚考功名，绝无可能，绝大多数人都是来给将来的秀才和举人老爷做背景的。
可以说，即便在古代，对下层百姓来说，他们也知道识字是有用的。不过，读书，如果仅仅指的是董仲舒指定的教科书，没用！或者说，董氏教科书仅仅在作为识字课本的时候，是有用的。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大学生，完全有举人派头。笔者在80年代后期上了普通高中，当时全年级六个班，其中一二班是重点班，按当时的高考行情，一百余人可以出三四十个大中专学生，三班是文科班，可以出几个大中专学生，四五六是普通班，主要是混毕业证的。笔者被分在六班，一开始便知道“举业”无望——普通班出一个中专生就是爆炸性新闻了。其实这个前景大家都看得很明白。
有一次，我们那位具有江湖气质的校长在全校大会上传达了一句新民谣，叫住“清华北大，不如有个好爸爸”，我们听得似懂非懂。不过从朴素的投入产出分析，行动的结果是，高一时候的六个班，到高三的时候，已经辍学流失了两个班(主要是普通班)。而这个时候，几份报纸成天议论“读书无用论”泛起之类看似新鲜，殊不知已经有两千年历史的话题。
我们那时已经深刻地知道，那些所谓的“知识”，几乎全是屠龙之技，甚至包括那张将来要获得的毕业证，也难以派上多少用场——那时候我们大部分人都有做“个体户”思想，给人打工意识并不强。下面就说一说高中各门课程是如何与我们的乡居生活并不相干的：
语文：“字”，可能还会学一些100年都用不上的怪癖字，我记得最牢的，是“爨”；“作文”，主要是写议论文，考试的时候，经常会让你辨析“想当将军的士兵是不是好士兵”之类大而无当的话题，也没什么用；至于偶有涉猎的“作品赏析”，提供的作品都很“高大上”，而大家都喜欢看的武侠和言情小说却不准赏析。结果很多人练气功、恋爱，走火入魔。一言以蔽之，需要的不教，教的不需要。
政治：该课程设置，一门接着一门，一本教材接着一本教材，教材语言拗口难懂，其实中心思想很清楚，车轱辘话讲那么多干嘛呢？我后来上了大学，一直在查找是哪些人把那些如此深刻、富含智慧的社会科学，糟蹋成这个样子。
英语：20多年过去了，那么多原本就不打算考大学的高中同学，哪一个曾经利用英语查找过一份英文资料，或者与英美人对过一句话？而当年我们确实是花了无限光阴的啊。
数理化：那些知识，真的与乡居日常生活没有多大实际关系。使用车辆、电器、种子化肥农药，看得懂说明书就行了。
历史地理：有一点用，有助于看懂《还珠格格》、《新闻联播》等电视节目。
有人说，读以上教材，可以培养人的谈吐、视野，改变人的思维方式，但难道没有更好的方式吗？即便作为“知识”学习，一年就可以了，何须三年时间，很实际地讲，我们没有学到派得上用场的知识。
为什么要求我们学这些派不上用场的知识？说白了，是国家需要高端的管理、科研和生产人才，但是不知道人才在哪里，于是就下了“海捕文书”，全体学习，以便从中找到想要的人，如此而已。
就家长而言，无非期盼出现奇迹——我的儿女开了天眼，忽然聪明上进，成了体制内有铁饭碗的人了，而事实上，这样的奇迹比彩票中大奖还难。
在公开市场化之前，“大中专毕业证”这种文凭，是除军功之外，合法分配社会资源的有效凭据。当年恢复高考，在功能上类同于恢复科举考试，尽管考试内容完全不一样，但效用完全一致——给读书人以出路，给贫寒家庭改换门庭的机会，选人相当公平。
不过录取率太低，绝大部分人实际上是陪读的，我那些从高一到高三先后辍学的一百多同学，就是“读书无用论”的坚定信奉者和践行者。
市场化以后，首先嗅到商机的是大学。大学高层们很快发现，考取功名，进入体制内——也就是今天之所谓大学，是很多家庭几代人的梦想。扩招，如果从现代国家的理念上讲，可以用文件语言称之为“提高全民族素质”，但从科举制的角度来说，实际上等同于卖功名份额——原来并无希望考上大学的，实际上成了捐功名的人，最初几年，挟市场经济大幅度扩大就业之福，整个社会尚能吸纳这么多突然冒出的有“功名”的人。但后来，毕竟社会吸纳能力有限，捐了功名也无工作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于是，再次倒逼出“读书无用论”。
整体而言，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才起点标准越拉越高，80年代前期——中专，80年代后期——大专，90年代前期——本科，90年代后期——重点本科，新世纪之初——硕士研究生，零年代中期——博士，零年代后期——海归博士，可以预见，今后还将抬升到教授，鉴于教授太多，还得把他们分为一、二、三、四等。一句话，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国民教育体系和学位体系，其遴选和培养人才的功能，已经迥异于产生该体系的故乡。
而这个过程，恰恰也是身份固化的过程，譬如要进入体制内，现在的起点仍然是大学本科，在上世纪80年代，要取得这个身份是很困难的，但后来，不要说本科，混个硕士博士，对很多人来说，使个眼神就可以了，因而对权势家庭的子女来说，进入体制，获取编制，更为容易，在社会资源更为紧缺的中小城市，很多更有权力的公共职位，都理所当然地优先属于权势家庭的子女，这是一些调查报告所证明了的。这时候，不得不再次回味我们的中学老校长那句描述零星现象的“清华北大，不如有个好爸爸”。
值得注意的是，100年后的今天，“科举制”的再次式微，到现在为止没有引发大的社会问题，最重要的原因，是它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在科举道路上的失意士子提供了另一个分配社会资源的舞台，使之暂时有了一个栖身之处。
问题在于，这个栖身之处越来越逼仄，一个普通工人农民的孩子，即便有个重点本科的文凭，在功名道路上，无效的可能性更大，进党政系统难，进待遇优渥的国企或事业单位也难，进去之后要升迁更难，更多的人涌进血汗工厂，又或者干一些朝不保夕的工作。
这种前景，无比有力地助长着“读书无用论”。现在可以来分析一下所谓“读书无用论”的实质——“读书无用论”中的“书”，对贫寒子弟来说，本身就是无用之书，那么有用的书在哪里？
其实就在政府举办的不少技校、职中、职高，甚至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不久前，笔者一位朋友的侄子——一位985学校排名比较靠前的毕业生，才刚刚刚进入一家专门修理汽车的职校学习。而过去以本科、硕士、博士为序列的选人机制，使职业教育边缘化，这些学校甚至成为收纳问题青年、被民间舆论妖魔化的地方。相信它的正名机会正在到来。
“读书无用论”的消失，有赖于社会能够提供有用之书。“读书无用论”的问题，既是中国读书人，尤其是那些对教育有决策权的读书人的问题，同时也在教育之外。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任大刚，男，四川人，作为编辑和管理新闻评论者，担任过东方早报评论部编辑和主任数年，其实志在学术，出版过《与孔孟对话》一书，后翻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