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林则徐结束了他在新疆伊犁三年多的流放生涯。作为当时大清朝最有名望的抗英英雄和英国问题专家，当有人问起林则徐如何对付英国侵略时，林则徐却出人意料的说，不用太操心英国人，他们的志向无非是用鸦片和其他商品从中国挣点钱走罢了，而“俄夷则西北包我边境，南可由滇入，陆路相通，防不胜防”。在俄罗斯这个问题上，林公最有名且最具前瞻性的一句话是：“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
（晚清大臣外交图）
林则徐说的没错，直到他1850年逝世前，大清朝野不过是刚刚通过鸦片战争知道了英国这个强敌，对于俄国的了解和定位基本还停留在康熙时代雅克萨之战的“败军之将”，而俄国此时在华的扩张也尚未启动。尽管林公在鸦片战争前一系列对英军政外交问题的处理上大有可商榷之处，但这位“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在对俄国的认识上的确超越了他那个时代，我最佩服林公的一点是，他明明是因为英国才被流放至伊犁，但在新疆的所见所闻让他迅速修正了反英观点，突破了个人际遇和时代局限，成为了在中国提出“俄国威胁论”的第一人。
林则徐在那个时代断言俄终为中华大患注定是寂寞的，当时大清朝野对此的反应竟然是“闻者惑焉”，即便是《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在当时也认为“俄罗斯亦震我兵威，故两百载无边患”。
“吾老矣！君等当见之”，林则徐逝世8年后（1858年），他的这一“恐俄”预言终于应验了。就在这一年，俄国趁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在东北出兵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割让6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瑷珲条约》。
即使到此时，大清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敌人仍然是英国和法国，圆明园的一场大火甚至让俄国那么大规模的领土扩张显得“低调”起来。不过，明白人总还是有的，林则徐首创的“俄国威胁论”终究在大清朝野中渐而蔓延开来。
第二次鸦片战争似乎让晚清士大夫一夜之间成熟了起来，让人惊讶的是，此时对于国际形势了然于胸的士大夫已不在少数。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中一连写了数篇“反俄”雄文（《俄人志在并兼》、《中外合力防俄》、《合六国以制俄》），他极具国际视野的指出，俄国在欧洲方向的领土扩张被英、法、德等大国所压制，它的战略扩张重点很可能会逐步转到亚洲特别是中国方向上来，“此中国之强敌，不可忽也”。
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中也专门辟出“边防”一节，强调俄之边境“包中国东西北三面，横亘二万里”。薛福成判断基本与王韬一致，认为俄国的扩张重心将转移至中国，“俄非无事之国，不得于西，将务于东，此必至之势也”。
袁世凯的叔父袁保恒在呈给朝廷的密折中也断言，在大清朝的诸多外敌中，“惟俄夷为最强，亦惟俄夷为最狡”，认为俄人侵略中国时的策略往往是不动声色，暗暗布局十数年，然后在趁机“肆毒于十数年以后”。郑观应在那本著名的《盛世危言》中也做出相似的判断，“防俄宜先”。
尽管晚清如王韬薛福成这样的士大夫精英对国际形势已颇为了解，但受限于传统知识背景和思想资源，他们非常喜欢借用春秋战国时代的局面来比附晚清时的国际政治格局。正如薛福成所说，“今地球大势，颇似春秋以后、战国之初”。
在这个十九世纪的“国际版”春秋战国中，几乎所有参与“想象”的晚清士大夫都惯于将俄国比作秦国，如与俄国打过很多交道的曾纪泽就说，“俄罗斯为西洋著名杂霸之国，正与战国时嬴秦无异”。用现在的眼光看来，将俄国比作秦国的说法虽然有几分滑稽，但也算基本靠谱，两国最大的共性是，同为尚武侵略成性之国，与西方（中原）主流文化始终格格不入。
在薛福成的版本中，除了俄国是秦国之外，英国是实力足以与秦国一决高低的楚国，法国是享乐主义的齐国，德国是尚武的赵国，美国是偏远的燕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这两个二流列强则是韩国和魏国，最搞笑的是，日本被视作战国时代最为好战的小国——中山国。至于中国，薛福成虽然很有自知之明的没有将祖国列入“战国七雄”之中，却给比附成了东周，“中国尚文德而不竞武力，颇有宗周气象”，暗含的意思是，中国虽然是个弱国，但和东周一样，还是天下正统所在，是天子呆的中央之国。
既然是俄国是秦国，那么顺理成章的是，必须借用“合纵”的历史经验才能对付它。比如王韬的防俄策略就是“合六国以制俄”，认为中国必须与英国日本结盟，“然后励精图治，发奋为雄，盛兵备，厚边防，乃足以有恃而无恐”。总体来说，晚清士大夫精英们虽然高唱“俄国威胁论”，但同时基本也都是“恐俄症”患者，几乎没有人认为大清朝可以独力抵挡俄国的扩张，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国际上找盟友。
将“合纵思维”推至登峰造极乃至走火入魔的是张之洞。尽管张之洞在呈给朝廷的《论驭俄疏》中也表示要自力更生，对付俄国要练出四支精兵：首先是蒙古骑兵、其次是包括喇嘛兵在内的西北军和东北的八旗骑兵、最后是李鸿章的北洋军。但可能张之洞也知道练兵不太靠谱，但随之却提出了更不靠谱的国际大战略。
说实话，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中，从未看过如此充满想象力的结盟大战略。张之洞是这样说的，如果俄军打过来，我们可以将西藏阿里送给英国，换取英国出兵里海；割让台湾岛的一部分给日本，让日本出兵库页岛切断俄国的东海口；派使节到土耳其挑唆其出兵收复失地；再以重金收买德国，让德国出兵攻俄。
在张之洞的纸上谈兵中，联合英、日、德、土四国共同进攻俄国简直是手到擒来，一副谈笑中樯橹灰飞烟灭的架势，大言不惭的断言俄国的下场是首都圣彼得堡最后都保不住，我猜他一定是看多了《东周列国志》特别是《三国演义》中纵横捭阖的桥段。不过，在嘲笑张之洞的天真烂漫之余，我竟然也发现他在此也做出了一个无比精确的历史预言，认为俄国的亡国一定是内外夹攻所致，“俄之精锐渴于外，俄之乱党起于内”，没错，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俄罗斯帝国完完全全照搬了张之洞几十年前写出的亡国剧本：外有德国，内有列宁。
你可以说张之洞、王韬、薛福成，甚至林则徐是可笑的，他们受制于陈旧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资源的匮乏，在他们的时代中说过做过这样那样的时代笑柄，比如林则徐就曾说英国人离开中国茶叶就会大便不通而死，又比如王韬自大狂的说过“地球之全局则在我中国”，大外交家薛福成还做过重振八旗铁骑以对付俄军洋枪洋炮的旧梦。但是，作为那个时代中国最为精英的一群知识分子他们在这场“千古未有之大变”中还是时有灵光一现，林则徐的“俄罗斯大患说”以至张之洞的“内外夹攻说”均是类似的天才预言。即使是看之可笑的联日抗俄，也并非如表面那么荒诞不经，毕竟，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如果没有日本主观上的野心，也就没有击败俄国客观上为中国保住了东北。
到了1875年，“俄罗斯威胁论”终于第一次进入了大清政界的主流思想。在这一年，清廷内部爆发了著名的“海防塞防之争”。
你可以说，这是一场大清战略重心在东海还是在西北边疆之争，但从实质上来看，这其实就是中华第一大敌是日本还是俄国的战略之争。一个残酷但却无奈的事实是，当时的中国还严重缺乏同时保卫新疆和海疆的资源和实力，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海防派首领李鸿章和塞防派首领左宗棠在观点上很难说有高下之分，事实上，当左宗棠最后赢得了这场战略之争，从而在1877年集中全国之力收复新疆的18年之后，海防派首领李鸿章就在东海输掉了甲午战争，输掉了台湾。而如果当时李鸿章赢得了“海防之争”，放弃新疆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好吧，我只能用一种非常犬儒的“历史后见之明”来看这个问题。二战后，日本吐出了甲午时的战利品，中华民国光复了台湾；但鉴于俄罗斯对华的历史记录，被其吞并的中国领土除了前几年那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半个熊瞎子岛之外，均是有去无回。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关于日本和俄国谁才是中华的第一大敌，左宗棠应该说是笑到了最后。
也可以说，林则徐笑到了最后。据说，林则徐曾与当时尚是布衣的左宗棠有过一次命定般的相见，在一次彻夜长谈之后就认定“西定新疆，舍君莫属”，将自己在新疆收集的资料和最后几年的未竟事业全部托付给左宗棠，而左宗棠最后的确也是不负所托。
在一个个条约中，在一声声炮响中，林则徐“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的时代断语居然穿越了时空，对此，最有发言权的，一定有蒋中正。
来源：腾讯《大家》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后，年仅3岁的宣统皇帝登基，成为了大清帝国第12位皇帝。在随后的政治卡位战中，一群年轻的满洲亲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力，掌握了大清帝国最后3年的政治命脉。
“载字辈”中的佼佼者
宣统皇帝(溥仪)的生父，26岁的醇亲王载沣担任了摄政王；两个亲叔叔载涛和载洵都加封了郡王衔。不久，21岁的载涛掌管禁卫军，24岁的载洵得到了海军大臣的职位。在此之前，40岁的镇国公载泽出任度支部尚书，控制了大清国的财政权；42岁的肃亲王善耆当上了民政部尚书，获得了大清国的警务权。
如果说“载字辈儿”仅仅是因为血统就能走进权力中心，倒也未必。大清帝国走到1908年，已经度过了悠悠260余载。凤子龙孙大把的，其中能上位的，还算是有点真才实学。就说这个摄政王载沣，也算是有过历练。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西狩。第二年，大清国签下《辛丑条约》，《辛丑条约》中第一款就是清廷派醇亲王载沣赴德国道歉，并在克林德被杀地点修建一座品级相当的石牌坊，为德国人“涤垢雪侮”(注：八国联军侵华的导火索，就是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义和团事变期间，被清军枪杀)。这显然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硬不起，软不得，搞得不好还会被人骂为汉奸。作为大清国第一个出访西洋的亲王，年仅18岁的载沣展现了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成熟，有理、有力、有节，令本想侮辱中国的德皇对他也称赞有加。德国人认为他“慎重外交，不辱君命”。
因出洋而名闻中外的载沣，回国后受到慈禧太后的重视。1903年春，刚满20岁的载沣就被任命为随扈大臣。1906年春，受命管理对守卫京城负有重要责任的健锐营。1907年6月19日，24岁的载沣受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从此，他成为“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军国大计莫不总揽”的最高机密机关的领导成员。
改革力度超过张之洞的政治明星
1905年，大清国逐渐从八国联军侵华的打击中走了出来，缓过了这口气儿。与此同时，立宪的日本打败了专制的沙俄，深深地刺激了大清国的统治者们。这一年，清政府迈出了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在出洋的“五大臣”中，37岁的载泽和44岁的端方尤为耀眼。
五大臣中的头一名，是身为皇室宗亲的载泽。他也是五大臣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载泽回国后，立即成了君主立宪政体的鼓吹者，并说服了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使得“立宪”成为了大清国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
五大臣中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是端方。当年，有“旗下三才子”之说，所谓“旗下三才子”指的是大荣(荣庆)、小那(那桐)、端老四(端方)，他们三个都是皇上着力培养的青年干部。纵观端方的一生，闪光点几乎都是不断带兵平定各地的“乱党”，可谓是革命党人的一颗克星。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慈禧逃亡西安，端方以拱卫周备，深得慈禧欢心。当年，各地义和团闹得厉害，陕西却在端方治下十分太平。义和团没起来闹事儿，教会也比较收敛，足见端方的本事。这一点，太后老佛爷看在眼里。局势稳定之后，端方出任湖北巡抚，与张之洞搭班子。
端方的改革力度也超过了张之洞，甚至在政治上也比较自由化。他曾顶住张之洞的压力，帮助湖北留日学生办报纸，还曾资助典型的革命派人物——蔡锷。这些也只有根红苗正的亲贵才敢干，干了也没有人会怀疑他的政治动机。
1905年，端方被召回北京，任闽浙总督，未及上任，便成了“五大臣出洋考察”的人选。此时的端方与载泽一样，成了满洲贵族中推动立宪的积极分子。同时，这两颗政治明星也受到了西方媒体的巨大关注。
1909年，端方出任直隶总督。这年11月15日，慈禧奉安大典隆重举行。作为朝廷大员之一，直隶总督端方参加了葬礼。按照成例，一位官员可以带几位仆从跟随。在端方所带的仆从中，有3位摄影师。他们用冒烟的照相机拍照的行为很快就引起了葬礼主管官员的注意。结果，端方被牵了出来，并因此而落马。
这可帮了袁世凯和革命党的大忙，因为端方在军事上很有一套，如果由他掌握直隶，或许可以消化掉袁世凯的北洋军。而且，端方与张之洞搭班子时一手缔造了南方新军，如果有端方在朝里顶着，新军未必会乱。
端方再次回到历史舞台已是1911年5月，他被委任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此时，“保路运动”如火如荼。四川总督赵尔丰因此被免职，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湖北新军前往镇压。端方到四川后，武昌起义已经成功，以至于军饷不济。端方的手下军官挑动军队哗变，端方和弟弟端锦被哗变的士兵杀死。
辛亥革命中表现抢眼的军事人才
说到晚清之中有谁能带兵，除了端方之外，当属铁良和良弼。
铁良的祖父曾为江西吉安知府，但是随着祖父和父亲的相继去世，家境败落，最贫苦时一度断炊。无奈之中，铁良只得放弃科举。从神机营月薪一两的“书手”干起，历任通政司参议、大理寺少卿、户部侍郎等，最高做到了陆军部尚书，可谓一步一个脚印。
铁良是晚清贵族中少有的人才，他担任陆军大臣期间十分注意训练部队，使得中国建立了一支可战之军。1903年，铁良赴日本考察军事，回国后清廷设立总理练兵处，统一编了新军。庆亲王奕劻为总理，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为襄办，并暗中监视袁世凯。
1906年官制改革，兵部、练兵处和太仆寺统一为陆军部。铁良专任陆军部大臣。慈禧恐袁世凯尾大不掉，将北洋六镇中的一、三、五、六镇尽数划归铁良统领，造成铁良与袁世凯相抗的“均势”。
实际上，早在1905年，铁良任户部尚书时，就开始着手从财务上对北洋军“钩稽精核”，使得北洋粮饷捉襟见肘。同时，铁良开始在军中培养自己的势力，他依靠留日归来的良弼联络士官学生，与袁世凯嫡系倾轧。不仅如此，铁良用人不拘一格，后来成为革命党人中的军事人才的吴禄贞、蒋百里，都是这位王爷提拔上来的。
1906年春夏之交，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纷纷回国。8月26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讨论立宪事项，在这次会上，关于立宪缓急，铁良和袁世凯又发生了一场争论。在他看来，主张设立大权独揽的“责任内阁”，还想担任副总理大臣的袁世凯，野心已昭然若揭。
1906年11月，清廷颁布上谕，设陆军部，一切军务均归其管辖，任命铁良为该部尚书。袁世凯大势已去，只得主动交归北洋六镇中的四镇。次年，袁世凯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明升暗降，失去了军权。1908年慈禧太后、光绪帝死，铁良因劝说隆裕太后训政，企图排挤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排挤出京，调任江宁将军。
尽管如此，铁良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仍然相当抢眼。他与两江总督张人骏死守江宁。江宁陷落后，他又跑到陕西组织了一支部队，经历大小数十战，攻克了十几座县镇，几乎控制了全陕西。就在此时，清帝宣布逊位，这位忠心耿耿的王爷只好放下武器。
最后的皇权捍卫者
晚清宗室中另一位有军事才能的人就是良弼。良弼，姓爱新觉罗，虽出身满清宗室，然而血统疏远，其远祖是努尔哈赤之弟，该支系后又因故族籍被革，直到嘉庆年间才得以归宗，且仅是“红带子”，身份低于真正的帝胄“黄带子”。良弼还是“苦出身”：他幼年丧父，家业早衰，全赖母亲抚养。
不过，比之平民百姓，贵族毕竟能获得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22岁时，良弼由湖北省选送赴日留学；入成城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4年后，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二期毕业回国，入练兵处，成为了陆军第八标统带官。后擢升禁卫军训练大臣。
或是得益于早年的磨难，良弼没有八旗子弟的纨绔习气，为人简朴上进，讲究忠孝，且有真才实学，此外尚有清廉、知人善任诸般优点，在集体堕落的晚清官僚队伍、尤其在宗室中，堪称鹤立鸡群。
1912年1月12日，良弼与溥伟、铁良等组织“君主立宪维持会”(俗称“宗社党”)，反对南北议和与清帝逊位；1月26日议事完后回家，在光明殿胡同家门口，遭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杀手彭家珍向其投掷炸弹，被炸伤左腿，不治身亡。
《清史稿》记载，良弼临终之际，反赞刺杀他的彭家珍“奇男子、真知我者也”，并感叹“我本军人，死不足惜，其如宗社从兹灭亡何？”良弼死后，宗社党大多鸟兽散，大清王朝也在一个月之内寿终正寝！
(摘自《文史天地》、《北方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