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局，在官场上一直为人所重视，吃饭在官场上也历来有学问，重点就在这个“局”而非“饭”上。过去不少人是想一探饭局的游戏规则，以期许自己能够在饭局上如鱼得水，当然更怕自己出局。然而，新风之下，这些情况在起着变化。
官员每天都要应付许多执政难题，在上下级之间穿梭，在公众权益和行政执法之间找契合点，对此，有官员表示在吃喝中得到放松和舒缓压力，但这些饭局中依然难言轻松。
在这组文章中，我们调查了新风之下的一个县一年能省多少钱，探讨了吃喝的尺度，比照了香港官员的饭局，更回溯了饭桌上的政治。我们认为，在一年多来高层强力带动下，地方“饭局”的变化非常明显，但中国官场传统的饭局文化，仍需努力才能完全“破局”。
这组文章包括：
1.八项规定后一个县省了多少钱？——以西县账簿为范本
2.香港饭局，怎么吃？
3.饭局上，怎么讲政治
八项规定后一个县省了多少钱？——以西县账簿为范本
过去的2013年，可以说是公权的“禁令之年”，从“八项规定”到“六项禁令”，再到“纠四风”，规范吏治、整肃官场成为了今年各地政府的重头戏。见微知著，廉政瞭望将视角投射到一个西部县，在这特殊的一年里“帐薄”的变化，以及该县官场的生态变迁，为读者解读政府在新风之后怎么花钱，怎么省钱？本文调查对象为西县(化名)，工业较发达，人口50多万，2012年GDP约为150亿元。
喝不喝茅台，刘华泽这两天一直在纠结。
“县里来了重要客人，听说对方老总就总爱这一口，但这次怕是要得罪客人了。”这名西县接待办主任在廉政瞭望记者面前‘诉苦’，“上次人家来，是好酒好菜招待着，真是为难呀。”
相比于刘华泽的暂时纠结，西县纪委常委张德更是为难：“因为没有具体的接待细则，每当干部向纪委请示时，我们甚至不能提供具体意见，只能提点原则上的要求。”
不过，西县财政局副局长王钊则很高兴，他对记者表示：“八项规定出台已有一年多，西县‘三公’经费大大减少，在2013年省下了1400多万元。”记者还了解到的大县一年“三公”节省了5000多万元。
部门里的花钱谱系
在王钊口中的这1400万元中，“饭桌”上用的钱大幅减少。他说：全县在去年1~10月中，共接待中央、省市客人70余批，2100余人次，接待费用同比减少30%。一名公务员的公务接待费用预算，本来是一年一万元，在2013年压缩至9000元。
西县农工委，在年终全县大会上得到了县委书记的表扬。因为他们在2013年的接待费用同比减少了61.56%，排名第一。分列二、三位的，则是老干部局和档案局。
在另一头，招商局、农业局和计生局成为了三个“反面典型”。
不过这样的结果一宣布，当场就有人小声质疑：“被表扬那些单位，人来客往本来就少，这样简单排名，不公平！”
似乎是预料到会有一些质疑，县纪委书记钟立在会上作了情况说明：公务接待费用高的单位，并不意味着一定有问题。有招商引资任务的单位经费使用多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但要和自己往年比，和兄弟区县比；需要经常下基层的单位，出差补助、公车下乡油费可能也会高一些，我们会分别对待。
但钟立话锋一转：“据我们所知，个别单位公款接待多的原因，和领导的个人喜好有关系。有的领导家住在市里，一些接待自然放到市里去了；有的领导嗜酒的毛病一直没改过来，难免不会上行下效。”
此话一出，让台下几个单位的一把手面红耳赤。
其实，在西县纪委的调查中，各单位和各乡镇中，自带食堂的比没有食堂的接待费用明显要低。去年这里最大的一个乡镇，就因为接待费用偏高，被口头批评。有意思的是，当地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有一些“不服”：这个镇因地理位置特殊，很多组织上、政策上的示范点都在该镇，参与检查，接待学习的次数相对较多，花销也大一些。
不过县上并不同意这种“辩解”，“压缩后，再压缩。”是西县财政局局长于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吐露的未来“花钱策略”：2013年全县一般性支出预算，同比削减了10%，今年将在2013年基础上再压缩10%。
省下来的钱，怎么花？
钱是怎么省下来的？
对此，西县的经验是在管住一张嘴。
西县在30个乡镇设置廉政灶，不管来者何人，一起吃大锅饭。一份蒜苔炒肉，一份红烧茄子，再加一碗素汤，人均15块钱。
尽量不买高档烟酒，也省了一大笔开支。西县去年的酒水市场上，茅台等高档酒面临绝境。张德向记者透露：今年最常见的接待酒水，是最高价格为200多元一瓶的本地产白酒。
西县的另一个经验是通过花钱来省钱。
2013年，西县共采购节能产品1838万元，占同类产品采购金额的63.13%。西县国资局将各单位原来较耗电的10967支T8型灯管，换成T5型节能灯管，综合节电律达到了48%。“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都是各单位自己掏啊，最开始大都不愿意，我们挨个给这些单位做做了很久工作。”西县国资局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而在外界关注的政府采购领域，从以前“只买好的贵的”向“物有所值”转变，追求 “少花钱”和“花得值”。该县财政局一名主管预算的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去年各单位压缩开支，在政府采购上比上一年共节约了700多万元。
此外，“腾笼换鸟”也是西县的惯用招术。
为了物尽其用，西县新设了单位固定资产的“公务舱制度”，把档案馆闲置的档案架划拨给别的单位用，把市委办空置的桌椅拨给一事业单位使用，这又为西县在账簿上省了一笔。
西县民政局办公室主任张明则给记者讲述了该局的“公车使用史”，他说：“民政局共有3辆公车，一辆年久失修，但修理费用高不划算，报废年限又没到，只能干放在车库里；一辆是技术落后的手动挡，司机开下乡踩着脚都疼。”民政局申请购买公车的条件虽已达到，但也没有被上级允许。而交通局因主要办事人员要值夜班，需要买一张便携钢丝床，这一件事由也要向纪委询问，在当下是否合适。
省下来的钱怎么花？简单来说，要用在了“刀刃”上，那怎么区分是不是“刀刃”呢？
廉政瞭望记者在西县财政局的一份文件中看到，2013年，西县节约出的财政资金主要投放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因西县正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社会保障工程，这是节约款项中花费最多的领域，也是财政资金使用的民心所向；还有突发灾害援助，在一次重大泥石流灾害中，西县动用了节约的部分款项，安排给交通部门，用于救灾。
并未“官不聊生”
县委书记带着方便面下乡，是西县人尽皆知的事，一度还登上过省级媒体。
当地一名纪委干部向记者表示：“人家大领导都能做到的，我们只是学习而已，目的是不给基层增加负担。贵州去年不就规定了吗？省委省政府和省直部门负责同志到乡(镇)、村调研一律自带干粮、方便面。”
据他回忆，有一次，来了上级领导，西县某单位要留人进餐馆吃饭，被婉拒，说：“你们县米粉有特色，最出名，要不然我们就一人来一碗米粉如何？”
因没有具体的标准，让某些单位在执行中不知如何拿捏，大多是异常小心，“宁左勿右”。西县司法局在接待一次来客访察后，给县纪委报告并咨询：“让他们自己去找吃饭的地方，我们各自回家吃可妥？”
没了大吃大喝，大部分官员都表示欢迎，西县国土局的张明就对记者说，“以前自己搞接待，一个星期要参加四五次饭局，现在一个月都吃不到两次，‘三高’也降下来了。”
不过，对公务员的荷包也卡紧的话，不少人就要紧张了。
据王钊透露，西县经济较好，基层公务员一年的收入大约在四到五万元，但去年光是福利就减少了数千元。一些公务员们甚为发愁，纷纷抱怨自己沦为“中低层收入者”。此外，对公务员个体的补贴也几乎绝迹了，如县国土局取消了对本单位中层干部每月120元的通讯补贴和值班补助。
前几年，各单位还流行组织人员外出旅游，每人每次补助2000到3000元。如今，这一块基本化为了泡影。
“对于过去年底泛滥的购物卡和红包，我们正在反复盘查”，张德表示，“但还是收到两起举报，说有人在顶峰收礼。”
过去，在西县人情交往的主要方式有吃饭、打牌和送礼，但现在这三项活动都在慢慢减少，“准确说，不如过去那样‘大张旗鼓’，要让这些完全绝迹，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张德表示。
一名西县官场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还谈到：“公车私用查的很严，用公车麻烦，心里不舒坦，我自己有私车，为了方便，我宁愿开私车。”在西县官场里，私车的购买率正在上升。但也有人对此表示：“说明干部不差钱嘛，远没有外界所说的‘官不聊生’局面。”
但对不知分寸的官员而言，意义就截然不同了。西县纪委在2013年，共查处没有严格执行八项规定的官员13人。其中，有大张旗鼓摆宴席的，有公费旅游，有吃拿卡要的。西县某镇村支部书记梁某，使用村集体资金带着家属出门旅游，事情过了3年，照样被追查。
官场的吃喝接待少了，官员们也自由闲适了不少。西县普通民众看到了往日见不到的景象：周一至周五的傍晚，西县的各部门官员，甚至有县领导，在河边陪着老婆孩子散步闲逛。
能吃和不能吃的界限
有人说，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吃喝绝不仅是填饱肚子的问题，它已成为一种交际手段，甚至被称为事业的“润滑剂”。那么，新风之下，官员们吃喝的尺度到底在哪儿呢？
李红是西部某县级市的城管局副局长，对于那些数不清的饭局，他和其他人一样都觉得累，但又不得不打起精神应对。“市里有名领导感叹过，吃饭不是生理的需要，是感情的需要。”李红在廉政瞭望记者面前露出一丝苦笑。
不过，奢侈浪费、大吃大喝之风却与厉行节约的宗旨格格不入，八项规定中的重要内容，就是遏制舌尖上的腐败。
当“中国式应酬”遭遇八项规定，一些官员们似乎不会吃、不敢吃了。
请客容易送客难？
《陋室铭》中有句话，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句话用在公务接待中却并不准确。上级、平级、下级，在过去都能从公务宴请中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
“最能成为座上宾的，自然是上级领导”，李红掰着指头向记者诉说，以往要过年了，四大家分管城管工作的领导，都得请到，还不能厚此薄彼。不同的宴请，规格自然不同。
此外，在李红往年参加的宴请中，和城管局平级的一些重要单位一把手也少不了。李红介绍说，市里的单位很多，城管局并不会邀请每家单位的领导，但诸如财政局等单位的一把手，一定会在受邀之列。至于下级间的宴请，早在去年春节前就全部取消，全局不再组织团年，局里各大队、科室也不再团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多数单位的情况与李红所在的城管局类似，下级的宴请与聚餐已绝迹。比如团年宴，没有一家单位今年有此计划。至于对平级与上级的宴请，部分则保留了下来。
在西部某县的建设局，就明确规定，部门内不组织聚餐，只有上级单位或外地单位有客人来时，才进行接待。不过该局副局长表示，中国素来讲究待客之道，外地来的客人，自然还是要接待一下。八项规定出台后，县委确定了接待工作的八字方针：热情周到、勤俭节约。“按照我的理解，对待客人，摆在第一位的还是热情周到。”
为何取消平级或上级的宴请较为困难？除了官场里“唯上”的心态，也有许多现实的困境。一名县民政局办公室主任告诉记者，关于接待的有些具体问题，不是县里、市里能解决的，还需要更高层面来协调。“过去年年请，现在突然取消了，有的人难免有想法，请客容易送客难啊！”
浙江温州曾出台过被网友誉为“史上最细”的公务接待标准，明确公务人员在温州市内从事公务活动，确需在当地就餐的，所有人员一律吃工作餐，每人每餐不超过60元。
不过温州官员也表示，这项规定仅限于同城接待，对于上级单位或到温州考察学习的市外单位，并不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内部的事情好解决，比如各乡镇民政干部的年终大会，按过去的惯例，开会之后所有人要聚餐，从去年开始这顿饭就取消了。但外面来的客人还是要接待，像在外地流浪的人员被遣返回来，我们总要接待一下负责这项工作的外地民政系统工作人员。不过按什么标准接待，现在还没有具体说法。能否全国统一规定，凡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食宿全部由原单位报销，当地不再负责？”
吃多少算是大吃大喝？
八项规定出台后，为人深恶痛绝的官员大吃大喝之风得到极大扭转。不过当廉政瞭望记者赴各地采访“落实八项规定情况”时，数名纪检监察系统的干部却纠正了记者的说法：“不能说是‘落实八项规定’，应当是‘落实八项规定的精神’。”
一名纪委干部解释说：“八项规定是针对中央领导人提出的，它的适用对象也是中央领导。至于各地，是要落实八项规定中体现出的厉行节约，严禁铺张浪费的精神。”
既然八项规定并不是针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一个条分缕析的“硬框框”，那么在贯彻执行时，各地如何掌握标准？
姚锐是西部一名副县长，他所在的市，按照八项规定的精神，制定了九项规定，而县里又进一步细化，制定出十项规定。“总的精神都是严禁铺张浪费，但条款更具体。比如市里的规定，明确了公务接待一律不上烟酒，县里则规定接待时不得点海鲜产品。”
一名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介绍，现在公务接待中一般不会出现高档酒了。“关于什么是高档酒？市里有个文件，说的是茅台等一类名酒。这个‘等’字如何理解，上面也没明确说。我们的理解就是，凡是价格与此相近的，都属于高档酒。”
李红则拿酒打了个比方，一般局里内部吃饭，都是喝一百多块钱的酒；邀请其它局的领导，就得上三五百块的酒。至于邀请上级领导，那得看领导喜欢喝什么。“两桌人喝一瓶200多块钱的酒应该不算什么，但喝了七八瓶几十块钱的酒照样要算大吃大喝。”李红表示，“对饭局是否奢侈的定义，并不是因为酒的品牌，或者说酒的价格，这必须看饭局的档次和规模。”
华东地区一名接待办主任对廉政瞭望记者说，现在都讲吃工作餐，不搞宴请，但工作餐的标准如何掌握？究竟50元/人算工作餐还是80元/人算工作餐？“有次邻县县长来考察，关于工作餐的接待标准如何制定，我们也拿不准。最后还是区委书记决定，安排去酒店吃自助餐。据我所知，那家酒店的自助餐就是168元/人。”
姚锐向记者坦承，在整治大吃大喝现象时，确实面临着一些疑惑。“究竟吃多少钱的宴席，算是大吃大喝，目前还缺乏标准。”他介绍道，清理办公用房时就很简单，上面有规定，哪种级别的领导能拥有独立办公室，不够级别的就坚决清理。还有处级干部的办公室面积是多少，厅级干部是多少，文件上一目了然，凡是有超标的，限期清退。
四川省纪委一名处级干部告诉记者，他们已经了解到下级单位的许多意见，目前正在调研，力争能尽快出台操作性更强的规定细则。
一些市、县一级的纪委负责人则建议，上级部门出台的细则，既要考虑到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少搞一刀切，也要拿出让人一目了然的硬指标。“规定太细，缺乏操作性不行，但要是标准太宽泛，极有可能会有人钻空子。”
由于具体标准有待细化，便衍生出另一个问题——有些行为，在某地算是违规，到了另一地，却又并未被禁止。
一名东部地区省级纪委的干部王宇告诉记者，他所在的省也曾考虑出台一个细则，对婚丧喜庆的桌数进行规定。但一番调研之后又作罢。“每个人的社会关系不一样，亲朋圈子也不同，不太适合搞一刀切。”
官员饭桌去哪儿了？
“虽然各地纷纷出台针对大吃大喝的禁令，但有时候又不得不吃，我们只能转战第二、第三战场。”中部地区一名县委秘书长王安东表示，“吃得最多的是单位食堂，当然也有一些具有政府背景的酒店，最有印象的一次，是在反贪局的审查点吃的，那里的厨师是从五星级酒店请来的，手艺不错。”
据廉政瞭望记者了解，很多单位去年干的最多一项工程建设就是翻新食堂。“餐厅外表跟大排档无异，大部分菜式是普通家常菜类型，但里面的包间有专用电梯直达，吃什么，只有参加接待的人才知道。”王安东说，“有几次在吃饭的时候，县领导都点名要他去‘关上门’”。
广东某省直机关一名中层人员赵力经营着其单位的餐厅，并很早就开始做公务接待，还带了不少政府圈子里的朋友前来就餐。如今该餐厅在政府圈子里小有名气，甚至，外省一家国企广东分公司的负责人也“慕名而来”，宴请广东当地一些在政府工作的朋友。
位于大院里头的餐厅能把外省国企吸引前来做东，这让赵力意识到相关部门对铺张浪费的敏感程度。“除了隐秘的原因，食堂怎么说都比酒店会所便宜，不容易出问题，”赵力说，“虽然他们依然是用公款结账。”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无论公款吃喝转移到哪里，采取多隐秘的形式，最终还是要拿发票报销。财政预算不够严谨细化、对假账审计不力、公务接待长期缺乏标准和监督，是造成公款吃喝屡禁不绝的根源。
一名市直部门的办公室主任告诉记者，许多单位的接待费用居高不下，绝不仅仅是管不住自己的嘴，而是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费用，最后全用接待费冲掉了。刹住了吃喝风，也要堵住这个大漏洞。李红也说，团年宴上发出的那些红包，最后都会统一归入接待费中报销。
某县纪委副书记介绍曾经查办过一起案件，有名局长拿着公款去行贿，最后又用餐饮发票把这笔钱报销了。一名省级纪委的党风室主任告诉记者，该省纪委曾联合财政部门，下发了规范财务制度的相关文件，明确规定凡是公务接待报销，必须要单位公函与接待清单。公函由被接待单位出具，证明本单位人员确实到了当地，需要对方出面接待。接待清单上则写明宴席菜品与出席人员。
不过他也承认，在落实这项制度时，存在打折扣的现象。有些单位是接待之后，再来补办公函与接待清单。甚至还有单位，没有这些单据，一样在报销。有被查处的财务人员还显得很委屈，说：“自己在这个单位上班，一把手签字让报销的钱，自己敢顶着不报？”(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香港饭局，怎么吃？
一名高官和部分餐厅老板相熟，勉强安排一些看得上眼的饭宴，但经常要欠他人情成分，高官不想每次都打人情牌，所以不敢再问，有时唯有自己掏腰包补差价。
最近，四个饭局成为香港茶余饭后的谈资。饭局的主人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从1月6日到14日，她连续在自己的官邸宴请了60多名立法会议员，拉开了香港新年“政改饭局”的序幕。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句话如今在香港，似乎正在被改写成——“革命需要请客吃饭”。
自去年7月中旬香港立法会举办午宴，邀请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与立法会议员们破冰交流政改问题以来，各种“政改饭局”近来就开始在香港政坛流行起来。
也许有感于此，1月17日，港府公布新的《馈赠及公务酬酢一般指引》，再次强调公职人员在进行公务宴请时，须坚守节俭原则。
请谁吃，吃什么
在香港，“政改饭局”谁来吃、吃什么、怎么吃都有一套规则或者界限。
首先，请什么人很重要。
一般说来，这类饭局邀请的对象包括持不同政见的社会各界人士，以便让受邀者在轻松无压力的情景下，交流讨论，凝聚共识。林郑月娥主持的“政改饭局”，邀请的就是不同党派议员。特首梁振英去年连办的三场“政改饭局”，受邀者范围更广，包括反对派学者、议员以及香港记者协会等等。
如果有不请自来的人，就很麻烦了。
2012年香港立法会选举时，有一方选举阵营的人在吃饭，算是个“小饭局”。中途，一名“江湖大哥”，据说是不请而来，往那一坐，被人拍到。搞到最后候选人都要专门打电话给电台解释，说跟黑社会没有关系。
在什么地方请客也有讲究。
一般来说，这类“饭局”不会去大酒店或者会所，多是在官邸进行。林郑月娥举办四场晚宴的地点，就在其山顶白加道政务司司长官邸，梁振英的饭局则设在礼宾府。虽然“饭局”没有向媒体公开，但早有记者守候在官邸门外。
饭局的形式不定，有圆桌也有条桌，一般都要吃2个多小时，与会者一起参与讨论，有时候也有小组会议，每人一般都有足够时间表达意见。
饭局当然要吃饭，吃什么的规矩就更多了。
整体而言，主办方会精心安排，但同时也厉行简约精神。如张晓明去年7月赴立法会参加午宴时，菜式就较为简约，一汤一饭加四菜，另加两个甜品。香港立法会主席曾钰成开席前致辞时表示，“酒微菜薄”通常是主人家的客套说话，但当天的午宴却是事实。
至于林郑月娥的“政改饭局”菜单，也是相当简单，只包括五道主菜(野菌豆腐、姜米碧绿虾仁、清蒸海斑、蕃茄烤肉排和咖喱鸡)、一汤(粉葛赤小豆鲮鱼唐排汤)，都是香港常见的菜色。
看到有鱼翅，吓得离席避嫌
为何港府的饭局如此简约？原来，香港特首、问责官员或首长级公务员每年都会摆下不少饭局，宴请社会各界阶层。为了防止浪费，港府对公务员酬酢开支一直有严格的规定，每人的开支，包括食物、饮品及小费在内，上限是午宴350港元、晚宴450港元。
除此之外，港府对公务饭局还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包括公费举办的中式午宴上，尽量只点6道菜或以下，并把吃剩的饭菜包好取走，避免造成浪费。
另外，政府人员安排宴请时，需得体之余，也不应予人奢侈印象。所以，以公费安排的饭局餐单不应包括昂贵食材或濒危物种，包括不能吃鱼翅。
有问责官员向本刊记者分享时透露，有次出席朋友婚宴，来前已经问明主人家会不会鱼翅供应，对方也回答说没有，但后来对方更改菜单后没通知。当日，侍应上菜时，该官员不以为然，吃了一口后赫然看见菜上列明是鱼翅，吓得急急离席避嫌，怕给人发现而大造文章。
有负责采购的香港政府相关职员也向本刊记者表示，政府内部对宴请客人的午晚膳开支有明确指引，所以宴请内地官员和考察团时往往要“左计算右计算”。
他透露，有次在内地宴请官员，最后不但超出预算，更尴尬的是在场宾客都吃不饱。因此，不少香港官员对于中央政府较早前力推限制“奢华风气”的“八项规定”时都拍手叫好，内地官员减少豪饮豪食，而特区官员也不会在请客上“自暴其短”。
由此，不少香港官场中人都戏言，很怀念唐英年任香港政务司司长年代。原来，嗜好红酒的唐家中珍藏甚丰，当年他就常自动请缨，免费“包起”全场红酒作公务宴客。这次林郑月娥也为尽待客之道，准备了“家传秘方”的XO酱赠予各出席饭局的议员。
没获这些眷顾的部门，唯有定期留意各大超市酒价行情，碰上大减价，趁低吸纳，狂扫大批平价红、白酒，以备日后宴请之用。
450元还是要打人情牌
香港特首、问责官员或首长级公务员每年摆下的饭局，究竟会花多少钱呢？
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透露，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局长以及首长级公务员所用的公务宴请开支只有约4000万港元，如以全港市民计算，每人只支付约5.8元！
不过这还是有不少灰色地带。
审计署去年审查2011年12月举办的国际廉政宣传短片比赛及工作坊开支时，就发现该年12月6日晚上，相关人员宴请实际开支为每人523元，超出上限。但由于时任廉政专员汤显明命令，将酒水分开结单，将开支降低到每人431元，算是蒙混过关。审计署在报告中就批评，廉署非常不诚实。
因此，香港特首梁振英履任后，宣布励行申报守则，并进一步收紧对官员收受利益的要求。
新公布的《馈赠及公务酬酢一般指引》，虽然规定公务午宴及晚宴的人均开支，分别以450元及600元为上限，较以往规定的350元和450元为多，但有关开支须包括食物和饮品支出、服务费及小费；至于在同一场合另行购买的饮食费用，亦必须计算在活动总开支内。
香港行政署回复本刊记者查询时指出，早在2011年，行政署就曾向大约30间位处于不同地区的饭店(包括中环、金钟、湾仔、铜锣湾及尖沙咀等)，查询一般午宴及晚宴的餐单价钱，及独立厢房设宴有否设定最低消费等相关数据作参考，亦考虑了其他的相关因素，例如多年来消费物价指数的累计升幅等，决定调升宴请标准上限。
虽然，前港府公务员事务局长王永平认为，“若要在中环包房食饭，450 元或有困难”，但前香港廉政公署调查主任、民主党总干事林卓廷仍认为，午餐上限达450元是“相当豪华”，应该要节俭。
一名香港高官私下向本刊记者说，指引早前已经在内部实行，每次请客吃饭，他叫手下向中环、金钟、湾仔一带“像样”的饭店问价，对方都回答说很难安排，因为以目前物价，又要包房，一般都超过上限，不知道如何安排菜单。
有部分餐厅老板和这名高官相熟，勉强安排一些看得上眼的饭宴，但经常要欠他人情成分，高官不想每次都打人情牌，所以不敢再问，有时唯有自己掏腰包补差价。
本刊记者扮顾客向政府总部附近饭店查询，不少官员及议员光顾的中信海都酒家，八人包房午宴最低消费为5000港元，不算其他的，每位已过600港元。香格里拉酒店的夏宫中餐厅更要8000港元，还未包括贴士、酒水。
有分析指出，根据行政署内部指引，虽然已经提高午膳晚餐费上限，但目前香港社会通胀如虎，中西区更是高消费之地，高官如果要跟从指引请客，只有改到湾仔或坐港铁到远至尖沙咀一带吃饭。
这年头，在香港做官真难！
饭局上，怎么讲政治
官场饭局文化中的不少问题，我们今天必须正视和做出改变，真要刹住公款吃喝风气和饭局潜规则，需要治源头和抓过程，更要文火慢炖，运用疏导之法。
饭局，是人们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在不少人印象中，官员尤好饭局，十八大之后，这些饭局明显减少，但不妨碍在饭桌上，依然要讲政治。
有人归纳过，大家通过饭局可以产生决策，可以张扬势力，可以收纳或排斥，可以论资排辈或攀比高低，最重要的是，可以让这个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活动，升华成细致和有效的政治工具。但官场饭局文化中的不少问题，我们今天必须正视和做出改变，真要刹住公款吃喝风气和饭局潜规则，需要治源头和抓过程，更要文火慢炖，运用疏导之法，达移风易俗之效。
谁请客不重要，谁被请更重要
吃饭，在官场活动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也是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在过去，请谁吃？去不去？吃什么？这里面都大有文章。
原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就和商人吉立昌特别“投缘”，经常在一起吃饭。一次，倪发科应吉立昌的邀请，去吉家吃羊肉饺子。吃完饭后，倪发科顺手挑了吉立昌3块较大的玉石籽料带回家。官员老是跑到商人家里吃饭，这种官商关系自然是很不正常，如“大师”王林家就经常举办官员盛宴。
能参加一定分量的饭局，意味着一种资格。意义越是重要的饭局，自然越封闭，级别越高的人才有资格参加。在古希腊，谁要是单独吃饭，会被认为是可耻的，因为不同的餐桌决定着人群划分。
有时候，通过几次吃饭，本来不认识的人可以建立甚至加强联系，构织起一种特殊的关系网。原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爱交朋友、爱请客是出了名的。在重庆，王的东北客人不断，这些大小饭局中，就有徐明这些圈内朋友。王立军还吃出了科技，在他的一百多项专利中，包含了“循环式传菜火锅宴会桌”。据说该专利能够自动循环传菜，并能供十数人或数十人同桌方便用餐。
2005年，广东村级换届，广州市增城石滩镇麻车村的两名村主任候选人雇用20多辆中巴车，争相宴请全村9000多名村民吃饭，一吃就是10多天，花费超过百万元，结局自然是得不偿失。事后当地有人表示：“这就是不懂‘政治’，哪能这样大规模‘撒网’呢？一下子请这么多的客人，已经失去了请客的本意。”
就客人来说，更多时候，是担心别人不请你，那意味着你被这个群体冷落了。知名记者褚朝新说：出门在外搞工作，你若处处拒绝别人，连饭都不吃一顿，工作也自然常常很难开展。对方会觉得你这个人不好接触，满肚子的阴谋诡计和可怕的念头，“不然，他怎么连饭都不吃一顿”。
当然，有时候被邀请，也并不意味着全是好事。在鸿门宴里，刘邦接到项王邀请，不想去也得去，在宴席上居于下首，政治前途与身家性命悬于一线，话语权在项羽手中，自家只能设法周旋，席间剑光闪闪，也只能佯作无事；同样，刘备受到曹操邀请一起青梅煮酒，席上也是言不由衷，好不辛苦。
而现在的官员只要听到纪委请喝茶、就像听到廉政公署请喝咖啡，早就汗流浃背。自然，人们关注的也不是请客方，而是客人。
谁点菜不重要，坐哪里才重要
法国历史学家让-马克·阿尔贝说过，饭桌上的老大不是那个吃的最多的人，而是吃的最少的，他不仅掌握着餐桌，还掌握着用餐的话语权和节奏。
一度，权力与胃口相关，食量大似乎意味着统治力强，如樊哙在鸿门宴上的表现就非常出色；而一把手则是通过吃饭，可以保持属下的对立和竞争从而维持均衡。在西方，如果哪个政治家不能喝酒，或者“吃不动”一桌丰盛好菜，就不会受选民喜欢。如前法国总统萨科奇因为不喜饮酒，被民众视作不能“平易近人”。
鲁迅曾经说过：中国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厨房。言下之意，国民们不过是这个大厨房里的食客。能上桌，说明你已经得到了主人认可，但这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的考验更为严峻。
在官场饭局开席之前，总会由一个人发表祝酒词，一来体现自己的位置，二是加强和客人之间的联系。前法国总统普恩加莱有过一番高论，他认为没有祝酒词，宴会就不顺。
不得不承认，历史上发明圆桌的那个人是个天才，因为圆桌的含意是“平等”和“团结”。相传，亚瑟王的圆桌打破了12骑士的等级，每个人都看似平等了，但其实并非这样，比如亚瑟王的位置后面就撑着华盖，因为他才是NO.1。
NO.1坐的位置自然是很讲究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主位，有的地方谦虚地称为“主陪”。主位为什么要面对大厅的入口？据历史学家的研究，这儿可以观察全体，以及人员的进入，从而起到控制整场宴会的作用。其他人往往则是以这个席位为中心，按重要程度依次围聚，在整场饭局中，大家都在靠近中心，关注那个人的语言和动作传递出来的蛛丝马迹。
上世纪克里姆林宫的餐桌上，曾经展现过森严的等级，所有人的目光都要专注于斯大林，频繁祝酒后，大家起身走向领袖碰杯，权力的集中由此得到了象征体现。希特勒也经常在宴会座位的安排上煞费苦心，离自己近的该是戈培尔或戈林没有定论，全看此时需要鼓励还是制约他们。
当然，给其他人排位子，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这种席位的安排是很讲究和复杂的，坐什么样的位子对应着什么样的职务、年龄、亲疏关系。当然这种排列并不固定，席间要是有人临时加入，这种脆弱的平衡就得重新被打破。
一名市政府副秘书长对廉政瞭望表示，有时候，一块桌布都有非同寻常的含义。如果有几桌客人，且难以用方位设置的办法来突出主台，就要利用主台与其他餐台的桌布色彩不同、餐具的不同来突出主台。为避免敏感的“次序高低”问题，在桌次安排上不用数字，而是通过花卉名称不同加以区别。
上述官员是北方人，他说以单位名义宴请客人有一定规矩：一般副主陪在主陪的对面，1号客人在主陪的右手，2号客人在主陪的左手，其他可以随意。但有些地方经常会让客人坐在主陪的位置上，而副主陪的位置坐了一名司机，“大概他们觉得，这个位置是上菜的地方，一点都不重要”。
据湖南衡阳市接待处网站上一篇文章介绍，多桌宴会各餐桌之间的距离应不少于1.5米，主宾桌四周和主通道的距离应不少于2米，餐桌距四周墙壁应不少于1.2米。
当然，和民间请客一般由主人点菜不同，官场上的主位者往往不会亲自点菜。“负责接待的办公室主任通常会在领导来之前把菜点好，等主客到达之时凉菜必须上好，绝不能让桌子空着，这是大忌。”上述人士表示，“但现在这些规矩已经简化了不少。
吃什么不重要，说什么才重要
钱钟书说过，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
常被人们忽略的是，名画《最后的晚餐》和《韩熙载夜宴图》中，就没有一个人的眼神在盯着食物。有人说，在官场，吃饭的目的并不简单，宾客们的肚子大多并不饿，有人甚至很少体验饥饿，吃饭是为了维持一种关系，或解决一个问题。
吃的简单，并不代表不尊重客人。四菜一汤是最早的国宴标准，但即使这样，有的外宾还是觉得多了，因为在外交场合，一般不能剩菜，前法国总统希拉克夫人就“吃撑”过。原外交部长李肇星在自己新书中透露，自己参与和推动了几项礼宾改革，将国宴改为三菜一汤，不主动上白酒。
既然吃什么不重要，那么什么才是饭局中的精华所在？有人说，餐桌是一个特别的政治场域，它像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政治的角力、权势的较量皆在这里无声上演，“吃饭是最细致而有效的政治工具”。
饭桌上，官员们的话通常不少。有地方官员表示，饭桌上碰到一个北京来的官员，大家总会追着问这问那。梁文道说，爱在饭桌上聊官场轶闻，多半是为了展示自己人脉广，消息灵。但据褚朝新的认识，“这里面相当多都是酒精刺激之后的真实流露，这种真实并不等同于他认可你的价值观，万万不要因为对方拍着胸脯跟你说了几句真话就以为遇到了真爱。”
廉政瞭望记者也经历过一些官员在饭桌上“嗨了”以后，要跪下来和你拜把兄弟的场面，那种感情的流露，绝不亚于去年在餐桌上下跪的泰州官员张爱华。分清饭桌上的真话和假话，那是会吃饭的表现。
毛泽东和张澜、黄炎培、柳亚子这些民主人士在饭桌上一边小酌小饮一边共商国是，这是肝胆相照的真话，许多治国方略也是在这种谈笑风生的聚餐中酝酿而成；周瑜在群英会上大摆筵席，表面上和老同学蒋干“推心置腹”，暗地里却反过来对老同学“杀熟”，骗得曹操斩将，这就是明显的假话。
据廉政瞭望记者采访得知，饭桌上最令人反感的，是一些职务不高，却官气十足的人喜欢“即兴指示”。一名媒体人回忆，他曾在某省跟一官员吃饭，桌上除他外都是此公的下属。此公一讲话，桌上另一人就立马放下筷子拿起纸笔记录，其他官员则对此视若无睹。
在哪儿吃不重要，最终成果才重要
据媒体报道，王岐山在广州、海南、北京等地任职时，交游士林，商界学界亦多故人。但去年的所有饭局，王岐山都一应不赴。他邀请朋友们到家里做客，开伙煮饭，既遵守了中央规定，又避免了老友生疏。
习近平在一次与领导干部交流谈心时就指出：对领导干部来说，除了工作需要以外，少出去应酬，多回家吃饭，省下点时间。官员喜欢吃吃喝喝，是很多人的固定印象。其实，一部分官员早已厌倦了应酬吃喝，很愿意回家吃。
原江苏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用博客展示过一幅招商的宏大场景。当地干部为了不同的项目，盯着不同的客商，有时在一个饭桌上能碰到好几路招商人马。张新实戏称“成了吃饭游击队”。
好在当时这些官员们“吃”出了成果，在上海新世界大酒店的45层旋转餐厅上，同时坐着市档案局的正副局长，上海市委接待办的处长惊讶地说，我们见过全国各地那么多招商的人，从来没有见过档案局的人也出来招商。饭桌上的一个客商当即表示，一个月之内打1000万元到宿迁注册投资。
饭桌上解决问题，有时可以提高效率。1999年春节，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到湖北看望慰问灾民。除夕夜，朱总理及家人召集随行人员吃了一顿家庭式的年夜饭，席间谈到了能否涨工资的问题，但就当时的形势恐难实行。在国家计委任职的张国宝提出增加节假日的问题。他说是否可以增加节假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休息机会，也是提高福利的一种方式。对这个问题，席间大家似乎都赞同。春节假期后，朱镕基回到北京就把此事提上议程，通过正常程序，最终得以落实。
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早些年在无锡主政时，接受过人民网的一次访谈。他说：“我非常想回家吃饭，但确实没有太多的时间，现在我是把回家吃饭作为一种奢侈。我们来来往往的客人比较多，作为一个地方的领导，我们要尽地主之仪，我们要代表城市来欢迎他们、接待他们，通过欢迎他们、接待他们，我们介绍无锡的情况，同时我们也通过这个渠道来加强城市与城市之间，上下级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的沟通和联系，使相互之间理解、促进、帮助。 ”
官员并非不能在外吃饭，关键要把好尺度。当然，没人提倡官员必须天天“回家吃饭”，这不，刘志军妻子还说他天天晚上都回家吃饭，从不出去呢。
（来源：廉政瞭望 刘霄 舒炜 龙在宇 凌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