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赶赴灾区的专机上研究布置抗震救灾工作。后排右一为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丘小雄。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图）
“组织上选拔秘书，总的原则应该还是看工作能力、应变能力。”
“领导人对秘书的任命具有决定性权力。”
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全会召开前，各种版本的改革方案被轮番解读，其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布的改革方案因为牵头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的从政经历，备受外界关注。
李伟担任过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秘书。朱镕基卸任后，他先是调任银监会副主席，历练两年后又出任国资委副主任。2010年，李伟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担任党组书记，官至正部级。
并无证据显示，李伟的职务变迁与其担任总理秘书的经历存在必然联系。在中国稀缺的时政信息中，领导秘书这一群体向来以低调与神秘示人。他们如何被选拔到领导身边工作，如何在领导身边开展工作，离开领导之后的仕途又会有哪些变化？
什么人能成为领导人秘书
在领导人身边工作的秘书，虽业务分工不同，但中组部任命时通称“机要秘书”。
对于选拔何种人担任领导人的“机要秘书”，根据1980年5月下发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的暂行规定》：“必须挑选成份好，政治历史清白，社会关系单纯，政治上绝对可靠，作风正派，身体健康，具有一定工作经验和一定政治、文化水平的党员干部担任。”
“组织上选拔秘书，总的原则应该还是看工作能力、应变能力。”教育部一位熟悉秘书工作的内部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脾气、祖籍等是领导人的个人化需求，“除非有特殊需要，一般不会作为选拔条件”。
十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聪敏，曾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当过10年秘书。他被选为李鹏秘书前，完全不知情。1988年春节后的一天，时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的刘华秋通知吕聪敏：“李鹏同志需要一个外事秘书，部里认为你去比较合适。”刘华秋还特意告诉他，“这是组织决定，不是征求意见。”
当时吕聪敏也是美大司的领导成员，分管加澳新和南太事务，同时担任党总支书记。但是，对于被选拔为总理秘书一事，刘华秋和其他司领导守口如瓶，没有一点暗示。吕聪敏在回忆文章里写道：“华秋同志与我谈话后，我虽颇感意外，但内心还是很高兴的。”
对于中央领导秘书的选拔方式，公开资料中着墨并不多。南方周末记者根据媒体公开报道分析，近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的来源大体分三种：
一是在地方或中央的秘书系统工作多年，或者跟随领导多年。比如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秘书丘小雄，他从1994年起就任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历练十年之后，2003年3月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据《湖北日报》2013年7月24日报道，丁薛祥已出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总书记办公室主任，丁薛祥此前任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07年他任上海市委秘书长期间，曾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有过短暂交集。
二是在部委工作之后调到中央办公厅或者国务院办公厅，直接担任秘书。丁学东1987年即进入财政部工作，20年之后升任副部长。2010年5月，丁学东从财政部调出，成为国务院现任最年轻的副秘书长。
三是在地方或中央的政策研究室即智库系统工作，之后辅佐领导人。据《重庆时报》报道，施芝鸿在任原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秘书之前，曾任上海市委政研室处长，上海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显示，2013年7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张江曾担任李长春的秘书。他从政策研究室踏上仕途，之后历任广东省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2002年任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副组长，成为李长春的秘书。
跟一般人的想象不同，“并不是所有的首长秘书机构都叫办公室”。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经常与中央领导秘书打交道。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规范来讲，像是总书记、总理、委员长、政协主席，才叫办公室，其他常委是‘处’，一般叫‘某某处’”。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位内部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总书记办公室主任一般出自中央办公厅，总理办公室主任一般出自国务院智库机构；而这两位秘书一般都任该单位的副职，比如习近平办公室主任丁薛祥兼任中办副主任，李克强办公室主任石刚兼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领导人对秘书的任命具有决定性权力。”该中办人士透露，如果领导人要调人来担任秘书，则中办负责出面到原单位调人，“如果领导没有合意的人选，那么中办会结合外交等部门提供人选。”
如何当好领导人秘书
作为领导人的身边工作人员和直接助手，秘书虽不是决策者，但负有为领导决策和落实决策做好服务工作的责任。
从1980年下发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的暂行规定》中可以看出，机要秘书的主要工作内容是送阅文件：对较长的文件、电报，如有需要，应摘要后连同原文一起送阅，对领导干部阅办完毕的文件，应细致查看，如有批示，要及时处理。
岳祥曾在1958到1966年，1979到1981年前后两次担任国家领导人彭真的秘书。岳祥记得，当时中央办公厅每天都会送来很多材料，国内国际均有，“国内材料是中央办公厅文件、各省呈送材料，以及新华社的资料；国际材料则来自外交部、中联部，还有各国使馆报送的电报。”由于文件数量太多，岳祥需要从这些文件中选出比较重要的材料，摆放在彭真的办公桌上，或者等他回来后直接向他汇报材料中的重要内容。
给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做过8年秘书的黄桂芳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在吴学谦到北戴河休假办公期间，他也要负责接收和整理专列从北京送来的档案材料。不过，考虑到领导人其实是在休假，“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文件，我们就放一放”。
至于如何判断文件的重要程度，李鹏的外交秘书吕聪敏认为，秘书不能只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二传手和通讯员”，需要在职责允许的范围内认真阅读文件，掌握精神实质，“从政策上考虑问题，从全局上观察问题，从事物的内在联系上分析问题。”
总理重要外事活动的新闻把关也是吕聪敏的工作内容。
“我与许多新闻单位的记者都很熟，有非常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关系，既是合作伙伴又是朋友，配合很默契。”吕聪敏的小本子上都有各新闻单位总编室和负责外事采编的记者的电话，“一旦发现有什么疑点或问题，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弥补和改正，直至所有新闻单位都交代妥当了，心里才踏实，才能放心地去吃饭或休息。”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朱佳木曾经做过陈云的办公室主任。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工作助手，朱佳木每天除了替陈云挑选文件外，还要经常列席中央的一些会议，根据陈云的意见起草各种文稿。朱佳木曾向媒体透露：“给陈云起草讲话，不仅要写出他的思想，而且要写出他习惯的语气，这是对我很大的挑战。有时陈云改一二个字，我觉得改得真好，他常教育我看问题不要绝对化、片面性。那几年，凌晨两点之前几乎没睡过觉。”
黄桂芳有一次跟随吴学谦在北戴河暑期办公，其间中央决定设立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黄桂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为之前一直由吴学谦负责台湾事务，当中央决定由丁关根牵头成立国台办时，学谦同志就让我代表他参加了筹备会。”
“服务是秘书工作的基本特征。”吕聪敏将“服务”概括为：“调查研究、提供信息、审核把关、提出建议、沟通协调、督促落实等。”
对于秘书的工作表现，领导人有时也会直言不讳地予以评判。
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退休后写成的《闲来笔潭》一书中，有他老伴写的一篇文章，里面透露：吴官正在江西工作时，有一次，他到一家筷子厂视察。临走时，厂里拿了四扎筷子（一扎十双）给秘书，秘书不敢收，那人说，又不是什么值钱东西，怕什么？秘书实在推辞不了，把筷子放进了包里，吴官正在远处看见了，快步走过去问秘书：“你拿了什么东西？赶快送回去。”秘书挨了一顿狠批。
吴官正就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后，有一次，他生病住院，急着要出院去出差，吴官正的儿子请秘书向中纪委机关报告。“中纪委有个领导听说他住院了，来医院探望。领导走了之后，他问是谁讲出去的，然后把秘书批评了一顿。”
秘书们很低调
虽然经常代表领导人参加一些会议，但秘书们往往表现得很低调。2013年4月16日，在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的新书《看法与说法》座谈会在上，李瑞环副部级的秘书参会并在嘉宾席上就座。不过，主持人并没有介绍他的身份，整个座谈会中他也未发一言。
“这很正常。”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参与过多部领导人著作的编辑工作，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工作性质决定秘书必须低调，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首长，“新书发布会或者研讨会时，秘书一般是坐在席下听报告，不会发言也不会被介绍，会后秘书要向领导报告结果。”
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目前是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名誉会长。“他的秘书出席活动时，我们会制作铭牌，但不做介绍。”复旦管理学基金会的陶老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般我们将秘书安排在第二排、李岚清正后方的位置，如果只有一排，就在首长旁边。
许多领导人退休之后，都会考虑将过去的工作文稿或讲话指示集结出书。“出版社不会跟首长直接联系，文字秘书在其中做桥梁。”张振明透露，“常委退下来后，至少有两个秘书，文字秘书和生活秘书。有时也会合二为一，文字和生活是同一个秘书在打理。”
在筹备李瑞环的《看法与说法》一书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贺耀敏常会在晚上12点接到李的秘书打来的电话，转达领导对书的修改意见，甚至在2013年除夕晚上，贺还接到了秘书打来的电话，“说首长又有想法了，想改哪儿”。
在出版社正式介入领导人出书流程之前，也会有专门的文稿小组来负责领导著作的前期整理工作。在该小组中，领导人的现任秘书甚至是前任秘书都会参与。“这些秘书接触过很多工作文稿，一些他们可能也亲身经历参与起草，对文稿比较熟悉。”张振明透露，前朱镕基办公室主任、现任江西省副省长李炳军就是朱镕基多部著作的总协调人。
不过，跟领导人秘书打交道也有不少规矩。从外交部调到李鹏身边工作的吕聪敏记得，有一天，他突然听说外交部定了一条规矩，凡与中央领导人办公室联系工作，事先应请示，而且只能由司领导打电话。“对此，我倒有点不习惯，我同礼宾司和地区司熟悉的人说，凡是同我联系工作，不必非要让司长、处长打电话，为了不误事，谁打都可以，这样解决问题比较快，我这里24小时‘开门’。”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
李岚清现在的秘书是中办的一个局级干部，复旦管理学基金会的陶老师说：“基金会有一个秘书长，是我们学校之前的党委书记（副部级干部），如果我们要向首长请示，一定是要通过党委书记联系他的秘书。”复旦管理学基金会中还有两位退下来的国家领导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和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他们两人目前的秘书都是处级干部，联系他们要相对简单些，陶老师说：“有事我们可以直接给他们打电话。”
“大领导的秘书比较规范，中办管得很严，平时也不怎么出来。”陶老师对协会三位中央领导秘书的印象都不错，“他们看起来彬彬有礼，不像地方上有的秘书还是挺油滑的。”
离开领导之后
普通民众倾向于认为，在领导人身边工作的经历会为秘书往后的从政履历加分，但一些领导人秘书更多地从“领导人对自己的启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短暂地当过国家副主席王震的秘书，他这样形容自己的转变与成长：“有机会当秘书，对自己的学习、成长是很有利的，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充实自己，使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知识上成熟起来。我过去是一介书生，对政治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在王震同志那里当了三年秘书，对我的成长进步有很大促进。”
黄桂芳在吴学谦去世后回忆：“学谦同志的以身作则、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作风，为我起到示范作用，让我能够较为顺利地完成由秘书向使馆领导的角色转换。”从1991到1998年间，黄桂芳先后出任驻菲律宾大使、驻新西兰兼首任驻库克群岛大使，驻津巴布韦大使。
许多秘书不再为领导人服务后，大多走上了领导的岗位，而且在新单位往往担任“实职”。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秘书孙伟，从2000年吴邦国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开始给他当秘书。2003年，吴邦国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孙伟又担任了委员长办公室主任。2011年初，孙伟调任山东，成为省委常委、副省长，不久后成为常务副省长。
据《华商报》总结，由于国务院总理分管经济工作，其在任时的秘书很多离开首长身边后，会被调任经济部门。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秘书丘小雄，从2003年3月开始任总理办公室主任。2008年，丘小雄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三年后改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
“领导人退休之后，秘书一般是不会追随着继续为领导服务的。” 上述教育部人士这样分析，“体贴的领导一般会在距离退休前几个月到半年左右时间里，安排好秘书的去处。”（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张盖伦 南方周末记者 刘斌 实习生朱琳、周楠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