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看看澳大利亚废除碳税会引起怎样的反应，但没有看到。是反应还在酝酿中，或者反应已经有了只是还没见报道？至少现在看来，风平浪静。
澳大利亚成为全球首个废除碳税的国家，这是7月17日发生的事情。这天，参议院通过以39票对32票通过废除碳税的议案。去年11月21日，这一议案也在澳大利亚众议院通过，那次投票前，媒体报道澳大利亚各地有6万人的抗议游行。这次没有抗议的消息，只有工党和绿党在一如既往地表达反对意见。
废除碳税的议案在参议院几次过堂。仅仅一周前，废除碳税的议案还刚刚在参议院遇挫。再往前，3月20日，参议院也否决了废除碳税的议案。只是，3月时工党和绿党在参议院还拥有多数议席；7月新一届参议院里席位发生了变化，碳税被废除已无悬念可言。
7月10日参议院废除碳税投票失败，完全是投票策略的结果。拥有3名参议员的帕尔默团结党支持废除碳税，但主张企业节省的碳税应返还给消费者。政府提交的议案未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个党就对废除碳税议案投票反对。这种“技术性反对”使废除碳的历史性时刻晚到了一周。
大会上接受全场起立鼓掌。那一年，接替霍华德的总理陆克文在上任第一天就签署了《京都议定书》。2011年吉拉德政府公布碳排放税政策细节：2012年至2015年实施固定碳税，2015年开始建立澳大利亚碳市场，2018年完成与欧盟碳价统一。2012年7月起，数百家排放最多公司被征收每吨23澳元碳税并逐年提高2.5%。
开征碳税产生巨大影响。碳税支持者表示，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比未实施碳税的2011年还增加1.2%，失业率未受到影响，农业将长期受益。但反对者大量增加，能源价格提升，每个家庭每年增加550澳元开支，碳税被认为伤害了经济，降低了商业竞争力。2013年选举中，阿博特以废除碳税、取消碳交易计划争取选票，再次参选的陆克文也主张废除碳税，以提前开展碳交易代替，但民众选择了更彻底地取消碳税的阿博特。
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西方人崇尚绿色生活”吗？
世界上开征碳税的国家并不多，澳大利亚成为首个废除碳税的国家，无疑是通过碳税和碳交易达成减排的一个曲折。在工业发达国家中，澳大利亚的碳排放总量并不突出，但人均排放量超过了美国，位居全球首位。这与澳大利亚能源、采矿比重大的产业结构有关，但也与高排放的生活方式有关。
例如2009年澳大利亚公布的人均住房面积达到83.8平方米，而居住的郊区化特征则使家庭汽车数量及日常行使里程增加，这些都导致温室气体排放。从平均生活水平来说，发达社会里水电等公共物品和各类消费品的耗费也都要大得多。
人们平常多看到“西方人崇尚绿色生活”的新闻。这未必不是真实，但崇尚绿色生活，与是否愿意绿色到影响其生活方式和排放水平的程度，却是另一回事。
碳税被澳大利亚人废除，表明他们并不愿意为已经形成的“正常生活”多花钱，也就是说，人们不愿意减少日常生活中的排放。发达社会“崇尚绿色生活方式”的另一面，是绝不会将生活排放降低到发展中社会的水平。这跟今日中国的城市白领不会愿意把自己的生活排放降解温饱山乡的排放水平一样，尽管城市白领的“绿色生活理念”比温饱山乡里的山民要明确得多。
另一个问题，排放的经济考量与政治考量谁为先？
工党和绿党表示，废除碳税将使澳大利亚成为全球“贱民”，沦为全世界的“笑柄”，阿博特是“史上最目光短浅、最机会主义、最自私的总理”。反对碳税的人则指责工党和绿党“极端伪善”，阿博特声明废除碳税是政府“经济行动战略的基础”，对企业和家庭都是好消息。显然，一方是基于控制碳排放的政治，一方是基于现实的经济。
开征碳税当年，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率增加了1.2%，但难以将这一增长解释为碳税无损于增长，因为当年增长的原因是什么，没有碳税是否增长率能更高，无法判断。而碳税的可见后果则是明显可感的，居民开支增加，一些中小企业破产，能源与矿产业竞争力下降。这样的代价，是否值得付出，结论各不相同。
澳大利亚的碳税，不是基于自身的“环境和资源承载力”，而是要担负起全球治理上的责任。碳税符合生态主义的政治正确。作出碳税承诺后要有行动，这是基本的政治诚信。政府轮换不影响法律和政策连续性，这是国家政治成熟的表现。总之，从政治上讲，有太多的理由使碳税、碳交易继续下去。
但最终，碳税废除了，碳交易计划也取消了。这是经济原因，但仍然可说是政治原因。兑现承诺，于当选者是义务，于选民是权利，这是政治。任何公共事务，在民主社会框架内都涉及到态度取舍、利益博弈，都可以成为公共政治。任何公共事务的处理，因民众支持或不支持也变成政治问题。
“碳税在澳大利亚被政治化”之类的评论，基本上无意义。政治就是众人之事，民主社会里，“政治化”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原无所谓绝对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娱乐、体育等分野。在一个非民主的社会里，因为一切都可以被“掌控”，上述分野才可以较为固定地存在。
还有一个问题，澳大利亚废除碳税为什么没有引起太大波澜？
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早已是人所共知的大事，据说已关系到人类的生存。联合国气候大会有时开得挺悲壮，有的岛国都被海水上升急哭了。不过，国家之间、政治家之间仍然是各不相让、相互指责的，大会的惯例就是劳而无功。
这或许可以证明国家和政治家们的荒谬程度，人类生存都要不保了，还争来争去，而不是赶快求生，这不是火场上度方步吗？但实话说，也正是这样一种情势，让人不免怀疑碳排放问题到底有多紧急，全球变暖究竟是真实的危机，还是以危机为由头的全球议题制造。
我不相信谁能自私和爽快到生死不顾的程度，全球气候若要恶化到人类遭殃，那岂不是同归于尽？如果现在面临的真是这局面，早就该同心协力了啊。但美国为何长期对《京都议定书》不以为然，加拿大为何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日本为何明确表示不参与第二承诺期，澳大利亚为何废除了碳税，就算对减排最为起劲的欧盟为何对技术和资金支持推三阻四，而且发达国家的民众基本不考虑降低人均排放水平，发展中国家则都在要求补偿因后发而导致的历史性的排放不公正？这些现象怎能让人与排放的危险联系起来？
如同美国、加拿大、日本的态度只被视为一种遗憾，澳大利亚废除碳税也没有被谴责，排放政策问题终究只被视为内政，而未变成真正的全球治理。这是因为危险没有被看到，还是因为其实没有多少人真的相信危险已存在呢？碳在真实地制造人类困境，还是在被塑造为一种新的政治？
作者：刘洪波，当代著名杂文家、评论家。《长江日报》评论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