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总量即将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经济规模有望在2020年前后超过美国。然而2014年4月末，来自世界银行的预测称：“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如果真是这样，这一超越比普遍预期早来了6年。
世界银行的这一预测，再次引发国人的争论。中国的GDP上去了，可是我们的国家在军事、政治、文化、环境、教育等领域还比较落后，单纯的经济高速发展，使得中国在世界眼中就是“暴发户”。不错，我们还真就是了！不过，请大家放宽心，中国的“土豪”形象，总归比30年前，又穷又土好得多。何况美国在120年前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时，何尝不是“暴发户”？但是，又过了30年，人家就华丽转身，变身“高富帅”，指点江山到今天。
军事上很弱小
说起1894年，中国人肯定是“一把辛酸泪”，清国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被日本联合舰队全歼在自家军港里，在朝鲜、东北，日本人势如破竹，把中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不得已，清政府与日本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大家或许不知道，今日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如果在1894年与日本人交手，下场肯定和中国人差不多。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开始执行一种缩减军备的政策。当时，美国大多数政治家认为，美国并不需要强大的陆海军。因此，对陆海两军实行了大规模裁减。1866年国会所批准的和平时期的陆军正规军为54302人。到1876年时，陆军最高编制数为27442人。中国人甲午战争中投入了淮军主力3万多，被十几万日本军队打得全无还手之力，换美国这27000人，恐怕也挡不住日军的攻势。
美国军队直到美西战争时数量才有所上升。1899年，国会通过议案规定陆军正规军为6.5万人，志愿兵为3.5万人。这一数量仍不能和甲午战争时的日军较量，与欧洲列强相比，简直是“一穷二白”。
据有关资料记载：1870年，英国的陆军常备军总额为30.2万人，1880年时约为32万人，1890年时约为37万余人，1900年时约为57万余人；同一时期的法国陆军共编有20个军平时每军共约士兵12000人，战时可扩编至24000人，总兵力达50.2万人。1990年，德皇威廉二世颁布命令，将德军陆军平时编制又一次加以扩大，使总员额达545000余人。同一年的俄国的陆军总额高达64.7万人，1900年更是增长至112万余人。
美国海军比陆军实力强点儿，有限。1883年，美国国会投票通过拨款建造3艘轻巡洋舰(“亚特兰大”号、“波士顿”号和“芝加哥”号)以及1艘通信快艇(“多尔芬”号)，这些舰只组成了“白色舰队”。到1889年期间，国会又增批了再造8艘装甲巡洋舰、3艘非装甲巡洋舰、6艘钢制炮艇、3艘重装甲巡洋舰和几艘低舷铁甲舰。如此规模的美国海军，虽然比北洋水师和日本联合舰队厉害一些，不过差距有限。要知道，同时代的北洋水师，也拥有2艘铁甲舰和8艘巡洋舰呢！
美国这点海上力量与英国、法国，甚至德国这样的军事大国相比，不值一提。1882年，英国就拥有装甲舰74艘(含在建者5艘)，非装甲舰85艘，共计159艘，总吨位在71万多吨。1890年时合装甲舰和非装甲舰共254艘计892361吨；1899年时为472艘合126万多吨(含鱼雷艇在内)。1890年代的法国海军共有各类舰船480艘，总排水量达65.25万吨。德国和俄国虽然不是海洋大国，其海军还是比美国人厉害一大截。
这就是美国人在取得世界经济总量第一时的军事能力，相比较今日之中国，在世界军事格局中的地位，还是很欣慰的。
政治腐败 司法不公
美国人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他们的民主政治。但是，在十九世纪末时，民主这个工具并不能阻止美国的政治腐败。格兰特总统在位时期(1869-1877年)就发生了两起重大丑闻，即信贷公司丑闻和威士忌酒帮事件。
信贷公司丑闻就是在修建拓展西部的联合太平洋铁路时，公司经理建立了一家所谓的信贷公司，然后向这家公司提供大量的建筑合同。修筑铁路的实际成本只有4400万美元，信贷公司则收取了9400多万美元。一进一出就是5000万美元。这在当时绝对是天文数字。聪明的美国腐败分子绝对是刘志军们的祖师爷。国会议员艾米斯就是这个大买卖的操盘手。他为了防止政府调查，到处分发公司股票，从中得到好处费的高官包括了众议院议长和副总统等重要人物。
威士忌酒帮事件是指税务官员、酿酒者与商贩勾结共同偷税高达数百万美元的事件，案件牵扯到了财政部的主要官员和格兰特的私人秘书。换言之，就是财政部长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双双落马！
十九世纪后期，美国存在着一种被称作“政治机器”的政治组织，以此为中心由一套制度安排。他们绕过法律，以大老板和利益集团的利益马首是瞻，成为一个利益均沾腐败集团。1890年，政治机器控制了美国20个大城市中的一半以上。他们分配公共职位，长期控制着市议会席位和地方检察长的任命权。他们偷窃国库。以纽约市为例，有超过二亿美元被腐败分子弄走。与他们相比陈良宇只能自叹不如。
腐败分子们还通过泄漏与利用内部信息，很轻易的获得，如高架桥、高速公路、街心公园等项目，或者在公共工程开工之前，预先廉价买入附近地皮套利。他们控制着政府采购，赚取大量回扣。通过违规出让特许经营权获得高利润，等等。
与此同时，司法领域的腐败同样严重。培根那一句：“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十次犯罪所造成的危害还要严重，因为犯罪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败了水的源头。”在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就是一个笑话！美国权贵控制着政治机器，他们能影响并操纵着各州和地方法官的选派，把持着法官席位的任命权。于是，许多法官纷纷沦为政治机器的帮凶或傀儡。他们包庇罪犯，为他们减刑或直接赦免。此外，大老板们用钱摆平法官和陪审团也是家常便饭，不知多少罪犯逃过了法律的制裁。那时的美国简直是遍地是李庄和斯伟江。
文化粗鄙 暴发户横行
如今的美国文化虽然不能说是独领风骚，但在马克•吐温笔下的《镀金时代》有钱有势的人全部是暴发户。
1897年2月，大名鼎鼎的纽约富婆布莱德利•马丁夫人在豪华的华道夫大酒店大排筵宴，搞了一次举世瞩目的化装舞会，军说花费高达数十万美元。化装舞会中的土豪们，一个个打扮成波旁王朝贵族的模样，大厅布置的如路易十五时代凡尔赛宫廷，马丁夫人装扮成斯图亚特王朝的玛丽女王，带上了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的宝石项链。他的丈夫假扮路易十五。到场的六七百客人大多化妆成欧洲的王公贵族，穿戴的珠光宝气，土豪气派跃然纸上。酒店门外，250名警察负责安保，以防“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屌丝们来捣乱。负责安保的就竟然是日后的美国总统，当时的纽约警长西奥多•罗斯福。
美国有钱人们的文化品位和生活方式如此“土豪”又如此没文化，这简直就是19世纪末美国文化的一种写照。1889年，美国学者维布伦以一本《有闲阶级论》狠狠的扒了“土豪”的皮。《有闲阶级论》以社会学的方法论，深刻分析了“穷奢极欲”的动机，发明了“炫耀性消费”这个新概念。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文化，几乎就是不存在的，美国人刚刚完成“致富”，刚刚开始有了一点“闲”，他们还不会享受生活，何谈拥有文化？美国人对欧洲文化亦步亦趋，完全是巴黎和维也纳的应声虫。上德国读大学，到法国学文化，是当时美国人的“美国梦”，在欧洲人眼中，美国人除了“有两个臭钱儿”真是一无是处。
劳工困苦不堪 运动此起彼伏
如今的美国已经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但是十九世纪末时，劳工问题则非常严重。高速的经济发展伴随着政治腐败，美国的贫富分化相当严重，大量农民破产，工人则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892年，来自农业、劳工和改革组织的代表聚集在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决心推翻美国这个被工业和金融托拉斯腐化的政治制度。他们宣布：“我们在国家濒临道德、政治和物质崩溃之际举行会议。腐败支配着票箱、议会和国会，甚至法院的廉洁。从政府不公的多产温床，催生了两大阶层——流浪者和百万富翁。”
1893年的金融恐慌让劳资矛盾更加激烈。当时，欧洲很多国家已经通过了不少“劳工法案”，欧洲的工人已经有了禁止童工、最定工资、工伤保险等基本福利。美国工人似乎被排除在问世间之外，资本家还在大量使用童工，美国还是全世界工伤死亡率最高的工业化国家。大多数产业工人仍旧每天工作10小时(钢铁业为12小时)，工人所挣工资达不到体面生活所必需的最低水平。这是什么！这就是“带血的GDP”，
不仅如此，群体性事件更是此起彼伏，1892年，在卡内基位于宾夕法尼亚霍姆斯特德的钢铁厂，厂家为打破铁业、钢业和锡业工人联合会的激烈罢工而雇用了300名平可顿公司私人侦探，双方爆发激烈枪战。1894年，芝加哥城外的普尔曼公司因削减工资引起罢工。在美国铁路工会的支持下，这场罢工不久使全国铁路系统很大部分陷于停顿。美国人几乎坐在了火山口上，革命一触即发。
按理说，这样一个军事上弱小、政治上腐败、文化上粗鄙，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国家，再有三年五载就该完蛋了。不料！美国人在这个“最好的，也是最坏的”时代，以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为推动力，在“美国梦”的指引下，顽强的发展了起来，竟然走向了一条康庄大道。这里我们有必要感谢三种人。
首先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在这个肮脏的时代，不顾一切的站了出来：作家辛克莱在小说《屠场》中，揭露了大芝加哥地区肉类加工厂的不卫生状况，谴责牛肉托拉斯操控全国的肉类供应；德莱塞的小说《金融家》，让普通人一眼看穿了大企业的诡计；诺里斯的《章鱼》抨击不道德的铁路管理层；斯蒂芬斯的《城市的耻辱》揭露了地方上的政治腐败；记者塔贝尔揭露标准石油托拉斯的丑闻，就连《麦克卢尔杂志》和《科利尔杂志》等通俗刊物，也开始刊登描述托拉斯、高级金融、不洁食品和铁路滥权行为的犀利文章……这些知识精英成为了社会进步的先锋，他们掀起了一场“进步运动”。第二种人是伟大的资本家们，二十世纪初，一批大资本家在被人民群众指着鼻子骂了十年之后，终于醒悟了，他们认识到“与民同乐”的必要性。于是，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大型公益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兴盛起来，给巨大的社会财富提供了“回馈社会”的有效渠道。第三种人是那些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在世纪之交，美国历史上出现了两位被基辛格称为“最伟大的总统”一一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尔逊。他们倾听美国人民的声音，顺应了民意，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遏制垄断财团通过了反托拉斯的法案，制订了严格的监管体现，以税收调节贫富差距，推行劳工福利，扩大社会保障，严厉的反腐败的同时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民主化。在外加上告别“门罗主义”开始有所作为。三十年之后的美国，竟然傲视群雄，取代大英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
作者：纪彭，《国家人文历史》副主编；新知沙龙创始人。著有《民国干才——丁文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