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访问的日本防务大臣小野寺五典解释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时，说可以“保卫美国”。二战后近70年里，日本一直在美国的庇护之下，现在大言不惭地说要保护美国，不知奥巴马会作何感想。
美国的确希望日本能够承担更多的防务义务，但是并不想出让大国地位。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认中美之间构建“新型关系”，但是却不承认中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此前奥巴马在西点军校演讲中不断强调美国的“领导地位”，换言之，奥巴马并不喜欢“美国衰落论”，也不愿意接受这一论调。
当学界和媒体都在谈论美国衰落时，美国总统难道浑然不知？非也。美国衰落的说法从美国崛起之后就一直存在，但是美国至今依然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更讽刺的是，当人们谈论美国衰落时，除了大国实力对比的变化之外，还在担忧没有美国霸权的世界会不会变得更无序。
若将当下美国置于美国历史长河（虽然美国立国历史只有两百多年，但是美国的历史根基却可以追溯到欧洲），便可以发现，“美国衰落论”毋宁说是美国的一种忧患意识，这也是美国能够一直盛行“衰落论”的根源所在。苏联发射卫星让美国倍感焦虑，越南战争的泥潭让美国国内陷入分裂，但美国的宪法体制带来的弹性空间让美国以退为进。
即使是现在，奥巴马在推行战略收缩，但世界权力的重心是否真的会发生转移，还有待观察。
（资料图：美国总统奥巴马）
（一）导弹，被苏联超越？
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消息一出，美国社会哗然，人们认为美国在科技、教育、工程、工业等领域已全面落后于苏联，人造地球卫星意味着苏联在导弹技术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美国难以抵御苏联的核导弹攻击。由此而起的是持续数年的“美国衰落论”，这次唱衰美国的主力是美国军方和媒体，而军人总统艾森豪威尔直至卸任也没有对这次唱衰美国的言论作出有力回击，原因在于，他并不认为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有什么了不起。
二战之后，苏联先后进行了原子弹和氢弹试验，美国的核垄断优势不复存在，运载工具就成为新的竞争领域，美国建立了战略空军司令部，而首任长官则是参与策划对日投掷原子弹的李梅将军。战略空军司令部的目标就是摧毁苏联的军事能力，尤其是战略核能力。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之后，预示着在洲际弹道导弹方面苏联取得优势。对于一直保持心理优越感的美国而言，这不啻于一次重大打击。
艾森豪威尔的首席科学顾问詹姆斯·基利安在得知苏联卫星上天之后的感觉是民族自豪感受到了伤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件事使我立即猜测我国是否严重低估了我们对手的技术能力。不可否认，苏联确确实实在美国之前完成了一项我们双方都在努力争取的技术上的伟绩。”更重要的是，苏联卫星动摇了美国技术能力遥遥领先的信念。
至于苏联卫星上天之后对美苏战略平衡有何影响，连艾森豪威尔都不知道，他唯一可以确信的是，苏联人不会疯狂到对美国发起核攻击，与此同时，美国高空侦察机拍摄的照片显示苏联并没有大规模地部署核导弹。正基于此，总统才对苏联卫星表现得漫不经心，与之相对照的是，媒体热火朝天地反思与评判，核心基调是美国安全受到了威胁。
苏联卫星发射之后不到三个月，《华盛顿邮报》耸人听闻地说，美国处于历史上最严重的危险时期，这个国家正在迅速滑向二流大国的道路上。美国正面对着导弹充斥的苏联的直接威胁，而苏联不断提升的军事能力是其日益强大的经济技术力量的展现，最终将导致苏联对全球自由发起政治、宣传和心理上的进攻，从而让美国处于长期危险之中。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各路媒体纷纷跟进，在媒体的热炒之下，导弹差距已然成为事实。《时代》周刊指出，导弹差距是否意味着力量差距？《星期六晚邮报》则担心，我们有没有勇气和力量抵制克里姆林宫的威胁？
当盖瑟报告解密之后，人们才发现，《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有些夸大其词，将盖瑟报告中的一些猜测当作结论，比如，报告中估计苏联在导弹方面可能超过美国，如果是那样的话，这对美国是个威胁。此外，盖瑟报告提供的信息本身也有夸张之嫌，曾起草NSC-68号文件的保罗·尼采也是盖瑟报告的主要起草人，众所周知，NSC-68号文件是美国遏制苏联的纲领，也是冷战的宣言书。
盖瑟报告与媒体的广泛讨论造成了美国衰落的氛围，也激起了美国社会的危机感。一些政策分析家也参与其中，艾伯特·沃尔斯泰特和亨利·基辛格便是其中的代表。沃尔斯泰特在《外交》季刊发表了题为“脆弱的恐怖平衡”一文，他认为所谓的战略平衡是靠不住的，俄国人不仅会将核战争作为一种战争形式加以运用，而且能够忍受巨大的牺牲，因此，他嘲笑艾森豪威尔“在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之前，我们还在沉睡”。亨利·基辛格在苏联卫星上天的那年出版了成名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此后又出版了《选择的必要》，认为导弹差距可能会引起苏联的核讹诈，如果美国没有足够的核报复力量的话，苏联就可能会对美国进行讹诈甚至进攻。
当全国上下都在讨论导弹差距时，艾森豪威尔似乎不为所动，他并不反对美国发展导弹技术，但是却在增加军费开支方面保持谨慎。很多人开始攻击总统不负责任，“艾克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说法不胫而走，艾克是艾森豪威尔的昵称。直到1960年，艾森豪威尔才作出了比较激烈的回应：“我为防务奉献了一生，而且我对它的了解几乎比任何国人都多，因为我已经把我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了它，并且我的根据是只要对政府和国家有好处。”
艾森豪威尔说得没错，媒体和公众之所以“误解”他，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总统拥有高空侦察机和侦查卫星拍摄的照片，所谓苏联拥有上千枚核导弹的说法是一种想象。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之初，美国握有核优势，但是他也不知道如何将核优势变成政治优势，苏联发射卫星也不足畏惧，因为苏联领导人不会疯狂到用微弱的核优势来进攻美国。
艾森豪威尔的淡然是正确的，但在冷战风紧云骤的背景下，民众的恐惧也有情可原。艾森豪威尔即将卸任之际，美苏之间导弹差距的说法几乎不攻自破，美国拥有了先进的侦察卫星，北极星潜艇下水，三位一体的核打击体系更加完备，印证了艾森豪威尔在苏联发射卫星之后的断言：我们起步晚，但是会很快超过他们。
苏联卫星造成的“导弹差距”更多的是一种神话，在艾森豪威尔谨慎的领导下，美国没有陷入大规模扩军的狂热。而肯尼迪及其后来的约翰逊将美国带入越南战争的泥潭，造成了美国衰落的事实，并带来了一种难以治愈的“越南综合症”。冷战期间，共和党总统似乎更倾向现实主义，艾森豪威尔如此，尼克松亦如此，反倒是民主党总统在战争问题上显得不谨慎。这与冷战后共和党在外交政策的转向大异其趣，尤其是小布什总统频频发动愚蠢的战争有根本不同。
（二）越南的梦魇
从1965年美国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之后，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美国不仅在外交上陷入了被动，而且国内政治共识也在分裂。后来尼克松总统扮演了当下奥巴马的角色，对美国进行战略收缩，从越南撤军，要求盟国承担更多的义务。
曾经参与越南战争决策的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回忆录中写道：“当一九七三年美国最终离开南越时，我们失去了五万八千名男人和女人，我们的经济由于多年沉重和不适宜的战争支出受到了严重损害，我们社会的政治统一遭到破坏，几十年都不会恢复。”这是对越南综合症的最佳描述，一个超级大国为何会在小小的越南折戟沉沙呢？共产主义的魅影以及强权政治的古老传统让美国人如同“温水煮青蛙”般地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
曾担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富布赖特认为，越南战争是一场徒劳无益的十字军东征，“长期以来，我们的决策者把印度支那战争看作是中国的解放战争学说的一项检验，因而把它看成是中国征服亚洲的庞大战略中的一场代理人战争”。就像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一样，美国在越南撞得鼻青脸肿，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经济状况持续恶化。
1971年5月，美国出现了自1893年以来的贸易赤字，越南战争尚未停歇，大量的财富被消耗在战场上，与之相关的另一个战场的危机更加严重，那就是美元危机。二战结束后建立了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货币体系，美元获得了如同黄金一般的地位，但是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做法导致一个问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特里芬难题”：美国只有通过逆差才能输出美元，但如果逆差过大，国际货币市场就会对美元的币值稳定性持怀疑态度。
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两难选择一直让美国历届总统挠头，尤其1960年代之后，日本和西欧经济复苏，美国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受到挑战。随着西德经济的快速发展，马克也在升值，为了与美元挂钩，德国央行需要购买美元以维持马克与美元之间的比价，但是形势比人强，马克升值是市场的选择，投机马克的人都赚钱了，美元的强势地位受到挑战。
德国央行购买美元的压力日增，欧洲美元的额度在飙升，几百亿美元在欧洲资本市场“流窜”，美联社的记者称：“欧洲美元的巨大水塘正在欧洲泛滥。”由于美元定价过高，美国出口受阻，贸易逆差依然继续，国内经济动力不足，而欧洲市场对美元的认可度在下降，在欧洲旅行的美国人发现，一直坚挺的美元在欧洲不那么受欢迎了。
尼克松必须采取措施才能挽救美国经济的颓势，1971年8月，尼克松将总统经济顾问召集到戴维营商讨对策，起草经济咨文。8月15日，尼克松突然在电视上宣布，终止“黄金窗口”，切断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关系，对多数进口商品征收10%的附加税。尼克松事实上埋葬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欧洲盟友对于“尼克松冲击”大为震骇，连他最亲密的盟友基辛格事前都不知晓，这是尼克松的一贯做法。埋葬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帮助美国走出困境的关键一步，尼克松也不知道会带来何种后果，就像时任副财长的保罗·沃尔克在巴黎副部长级会议上所表示的，美国没有解决危机的方案，这与蛮横的流氓做法又有什么不同呢？
精明的基辛格料定欧洲国家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他建议就货币问题进行一次最高级别的会谈，为了防止欧洲国家一致对外，会谈应该采取双边而非多边的形式。如基辛格所言，关键的经济决策绝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政治性的，法国虽然不是经济强国，但是却有政治地位，因此，美国需要从法国突破。通过与法国谈判并达成协议以确立蓬皮杜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当然协议是有利于美国的。
美国派出了不擅长经济事务的基辛格与一流财经专家出身的蓬皮杜讨论货币制度改革问题，令基辛格大感意外的是，他不仅埋葬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而且还基本确定了主要货币间的汇率，无知者不仅无畏，而且还有可能卓有成效，基辛格真是范例。
令美国人大感意外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的地位居然没有受到削弱，一直困扰美国好几届总统的烦恼丝居然被尼克松给斩断了。尼克松本人对外交和安全更感兴趣，在他的回忆录中几乎对斩断黄金与美元的联系只字未提。由于没有可以替代美元的货币，因此，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美元依然是主导货币。在慌乱中的临时决策居然改写了国际货币的历史，美国人应该感谢尼克松的鲁莽之举。
不过，无论《第一滴血》中的兰博多么勇猛无敌，都无法掩盖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只有当美国从强权的麻醉剂中清醒过来的时候，越南综合症才慢慢治愈。如富布赖特所告诫美国人的：“让我们希望不要再起飞了，只要重新站起来就行了，站着本来是自然赐予我们的姿态。”
（三）“衰落论”是解毒剂
“美国衰落论”就像感冒一样周期性引发美国社会的头痛、咳嗽，即使不打针吃药也能够自愈。从越南战争以来，美国又经历了几次衰落论的侵袭：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而美国则在伊朗丢尽脸面；20世纪80年代欧洲和日本经济增长迅速，“日本第一”成为美国的梦魇；1991年海湾战争虽然大胜，但是却是“乞讨”盟友出钱打赢的；2001年9·11之后，小布什发动两场战争让美国的软实力萎缩……
衰落论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新一轮的衰落论来袭，并且成为2012年美国大选的主题。
对美国人而言，每一波衰落论都是一次社会动员，就像里根所说的那样，“我们首先必须找到那些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最富裕、最进步的国家的因素，判断美国到底出现了什么差错，然后使美国重新踏上正轨”。
作者：孙兴杰，博士，专栏作者，游走于理论与历史之间，读书为文，传播常识消灭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