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日本自民党和公明党达成协议，决定修改日本宪法解释，解禁日本战后一直执行的禁止使用集体自卫权的防卫方针，并在7月1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通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天傍晚召开记者会进行了说明。
笔者从头到尾看了安倍的记者会见实况转播。令笔者惊讶的是，一贯以“中国威胁”作为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背景和理由的安倍，这次不仅没有拿中国说事，甚至也没有提到钓鱼岛。当记者问起解禁集体自卫权和钓鱼岛争端的关系时，安倍好像还故意回避了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此处无声胜有声，安倍在这里正向中国传达着一种信息。
（资料图：当地时间2014年7月1日，日本东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发布会，对解禁部分自卫权作出解释，以寻求国民的理解。CFP 供图）
（一）两次相同主题的记者会有霄壤之别
在7月1日的记者会上，安倍在论证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必要性时所举得唯一一个例子是：在海外发生战乱时，有救助能力的美国作为日本的同盟国，去救助并运输从战乱地逃离的日本人，这时，美国舰船可能会在日本近海受到攻击，这虽然不是对日本的攻击，但救的是日本人的性命，因此自卫队需要守护美国的舰船，为了实现这一点，才做出了这次内阁决议。
《北海道新闻》的记者提及钓鱼岛，安倍没有正面回答他有关钓鱼岛的问题，而是侧重解释了实行集体自卫权的“新的三个条件”。
而在5月15日，安倍接受了“关于重建安全保障法律基础的恳谈会”提交的有关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报告，并在15日傍晚召开了记者会。
在谈到研究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背景时，安倍矛头直指中国和朝鲜，他说：“正像连日来新闻所播报的那样，在南海，每时每刻都在持续着以武力为背景的单方面行为引起的国家之间的对立，这对我们来说并非事不关己，在东海，日本领海频频遭到侵犯，海上保安厅与自卫队的诸君以高度的紧张感，持续着24小时的警备态势，而朝鲜的导弹射程涵盖大部分日本。”
当有记者以中国与越南对立的激化为例询问解禁集体自卫权后日本在这一地区的作用和贡献时，安倍说：“我们所要讨论的，正是这种情况。”
（二）解禁集体自卫权后安倍所面临的吃紧课题
同样是有关集体自卫权的记者会，安倍为什么会表现出如此的不同？这与安倍政权所面对的吃紧课题的变化有很大关系。
安倍的政治理想，主要就是“脱战后体制”，使日本摆脱“战败国的桎梏”，走向“正常国家”的道路，因此，安倍二次内阁开始后，他所着手进行的主要政治课题有二，首要就是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从严制定《特定秘密保全法》，填补日本没有，但在普通国家中都存在的《反间谍法》的空白，强化国家的谍报与反谍报的机能。
早在2007年，安倍第一次任首相时，就想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想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为蓝本，创设自己“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作为独立国家的统治机能，也许将来日本也会像美国的那样，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之下设置中央情报局（CIA）。
安倍内阁的第二个政治课题就是使日本实行普通国家都能实行的集体自卫权。早在安倍在小泉内阁任官房副长官的时代，他就深感“为了维持日本的独立，保卫国民的生命，日本需完善这方面的法制”（7月1日的记者会见）。
而要实现这两个课题，需要有外部的“威胁”，使日本面临“危机”，造成“国家安全保障形势非常严峻”的态势，从而凸显定立新法和修改宪法解释的必要性，不然很难得到民意与执政党内部的支持，正好这时石原慎太郎给他制造了钓鱼岛问题，他便“借坡下驴”，热炒“中国威胁论”和钓鱼岛问题，而今他的两个“政治夙愿”都已经实现，炒热“中国威胁论”就失去了紧迫性，而接踵而至的吃紧课题，需要他和中国改善关系。
目前他所面临的最大课题是经济课题。安倍上台后，打出了振兴日本经济的“三支箭”：“第一支箭”，即大胆的金融政策，无限制的量化宽松措施；“第二支箭”即机动的财政政策，大规模的公共投资；“第三支箭”即唤起民间投资的成长策略。
所谓“第一支箭”，实质就是日本国家银行——日本银行把金融机构手里的长期国债大量买来，向金融机关大量供应货币，促使金融机关向企业贷款，让企业手里有钱进行设备投资和扩大生产；“第二支箭”，是以公共投资带动GDP和雇用；“第三支箭”是日本产业与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革，增加产业的收益性。
目前前两支箭已经初见成效，日本的GDP连续6个季度呈正增长趋势，在安倍政权下，GDP已经累计增长4.2%，但是这两支箭都是一时性的“强心剂”，日本银行的储备资金如用来大量收买国债，持续不了几年就会告罄；公共投资更是勉强而为，截止2013年6月，日本公共债务首次突破1000兆（万亿）日元，约为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两倍，是所有发达国家中公共债务最高的国家，财政面临着破产的危机，虽然今年4月增加了消费税，但是历史经验证明，如果没有经济成长的支撑，增加了消费税会使国家税收不增反降；不会减少国债的发行，反而会使其增加。
1988年，竹下登首相实现消费税构想，翌年正式施行；1997年，桥本龙太郎首相将消费税率提高至5%（此前为3%）。由于增税造成了景气低迷，这两次增税最终都没有使税收增加。1989年实行3%消费税以后，一般会计税收从前一年的54.9兆日元增加到60.1兆日元，但是由于增税带来景气倒退，到了1994年，年度税收跌到了51兆日元，比没增加消费税之前还低。1997年4月1日实行消费税增至5%，当年一般会计税收从52.1兆增加到53.3兆，但是1998马上惨降到49.4兆。1988年度，日本新增国债为7.2兆日元，1989年度因增加消费税下降到6.6兆日元，但是在1990年度立刻反弹到7.3兆日元。1996年度，日本新增国债为21.7兆日元，1997年度由于消费税增税下降到18.5兆元；但是到了1999年度，一下子反弹到34兆日元。因此，日本目前的好景气如果没有第“三支箭”“成长战略”的支撑，很可能只是“一过性”景气，如昙花一现，然后就堕入经济与财政的低谷。
但是安倍内阁有效果的“第三支箭”迟迟无法出台，出台的一些计划也似乎无法改变日本经济的结构性危机。从1989以来，日本的结构性危机来源于需求不足造成的通货紧缩，追其原因则是整个日本社会的少子化和高龄化。从社会学上看，老龄化社会必然出现消费不断钝化的趋势。一般说，一切人生最大的消费，如住宅、子女养育及教育等，在老人那里都已支付完毕，享受感性消费的欲望和承受能力也与日俱减，加之日本的医疗、养老制度完备，不需要很大的支出，因此消费需求不足是必然趋势，而日本现存的1500兆日元金融资产中（存款等），60岁以上的人占有的资产60%；50多岁的占有22.4%；50岁以上的人占有的金融资产为82.4%。另一方面，20-30岁的人仅仅为0.3%，这样就出现了老人大量储蓄而年轻人无钱消费，甚至没有能力结婚并建立家庭，这也促使日本少子化的倾向日趋严重。
要改变日本的这种社会、经济上的结构性危机，绝不是几年之内可以实现的。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2012年的调查，日本企业向海外进军的最大理由为“海外有需求”的，占全体的74%；而回答“国内需求减少”的也有55%，同时《日本中小企业白皮书》显示，向海外进军的企业，日本国内的雇用也会因为工作增多而增加，因此对安倍政权来说，要实现成长战略，最快的手段是不断开拓新的消费市场。
而在中国，一个庞大的消费日本商品的市场正在不断成熟，前日本银行驻华首席代表、日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濑口清之指出：调查显示，年平均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中国人，对日本制品的消费热情非常高，而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中国人2010年为1亿人；2013年为3亿人；到2020年将达到7亿-8亿人。不断增长的赴日旅游的中国游客旺盛的消费能力，也证明了这一点。
据日本观光部门最近统计，中国观光客具有非常旺盛的消费力，在韩国、台湾地区、中国大陆、香港这四个访日人数排前四位的国家地区中，中国大陆个人消费额最高，总支出额（包括机票等旅行前支出和到日本之后的支出）为281，552日元；香港第二，为185，816日元；台湾地区第三，为156，930日元；韩国第四，为113，749日元。而从购物消费上看，中国游客购物消费金额占各国游客之首，平均每人达11万日元，而排在第二位的俄国游客为63000日元，与中国游客相差甚远。
据日本4家最大的百货公司统计，从中国1月31日开始春节连休以来，这些百货店以面向外国人免税商品为主要销售额的店铺销售额大增，三越伊势丹2月份以来的销售额同比增长10.5%；大丸松井屋、高岛屋、崇光也别增长5.5%-2.1%。三越银座店免税品销售额是去年同期的3倍；高岛屋新宿店是去年同期的2倍。据三越银座店反映，因为中国来该店的客人是去年的3倍，他们也将销售目标定位为去年的3倍。
日本消费税增税以后，大大打击日本国内消费，4月的营业额速报显示，著名大百货公司高岛屋和经营松阪屋、大丸、PARCO等大百货店的J.FRONTRETAILING公司营业额减少的百分比都在两位数以上，但5月两家公司的营业额减幅度大大缩小，高岛屋减少6.6%，J.FRONT减少7.7%，而状况最好的三越伊势丹百货仅减少2.7%。特别是中国游客喜欢光顾的三越银座店，4月销售额不降反增加1.1%，5月更是大幅增长。究其原因，外国游客的高额消费是百货店对抗增税后营业额下降的法宝。
据日本百货店协会表示，随着访日外国游客的日益增加，4月针对外国游客的免税商品营业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4.3%，达到约61亿日元，是自2009年开始统计以来首次超过50亿。5月，J.FRONT免税商品营业额增加22%，而三越银座店因免税商品营业额增加53%，首次超过了整体销售额的10%，因此完全未受增税影响，店铺营业额连续16个月上升。从国家和地区来看，中国游客的消费额度大大增加，高达1，188亿日元，同比增加127.4%。
而中日政治关系的冻结，使中日经济关系受到很大影响，日本财务省4月21日发布贸易统计初值显示，日本2013财年度（2013年4月至2014年3月）贸易逆差（即进口额大于出口额）为13.7万亿日元，同比增加68.5%，连续3年创下有可比数据的1979年以来历史新高，为连续三年出现贸易赤字，“安倍经济学”期望通过日元贬值推动出口的预期没有实现。
部分分析师认为，日本出口产业承担的进口成本日益增加，可能会侵蚀经常账，日元的避险货币地位恐怕岌岌可危。日本贸易逆差的产生，与中日关系恶化有很大关系，最近两年来，日本在中日贸易中的地位急剧下降，数据显示，2013年中日贸易额折算成美元为3119.9518亿美元。其中，日本对华出口贸易额为1298.8328亿美元，比上一年减少10.2%；日本从中国进口贸易额为1821.1190亿美元，减少3.7%。
自从中国推行改革开放的1980年前后起，日本对华出口基本一直排在首位。但在2012年7-12月，韩国超过日本跃居首位，2013年1-6月，日本又被台湾地区超越，下滑至第3位。而与排在第4位的美国的差距也正在缩小。
日本作家、记者井上久男在今年3月的日本杂志《文艺春秋》中撰文说：“中国国内在2013年销售的汽车比上一年增加13.9%，达2198万台，首次突破2000万台，连续5年为世界第一”，“在日本国内，有一种说法正在流行，就是认为不用去中国，去东南亚也一样赚钱，但是整个东南亚的汽车市场不过才350万台，不到中国市场的1/6，而且由于国家不同，所需要的车的种类及语言都不一样，和单一的巨大的中国市场相比，需要细致地对应，将来是有希望的市场，这一点没有错，但是从现实的观点看，其规模是无法替代中国市场的”，而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所造成的中日关系的紧张，“会使日本人的个人和企业自助的努力化为泡影，承担很大的风险”。（《文艺春秋》，2014年，3月特别号）
而从旅游业上看，日本今年制定了外国游客每年达到2000万人的计划，并希望中国人达到每年600万人，这样旅行消费额可达4.3兆日元，超过日本护理设施产业的4.1兆日元和清凉饮料产业的3.5兆日元，直接经济效果中附加价值效果为2.0兆日元，能创造39万人的工作机会。在波及效果中，生产波及效果为10.4兆日元，附加价值效果为5.4兆日元，可以创造85万人的工作机会。但中国人来日旅游在日本购岛后一直到去年9月持续下降，虽然最近有所恢复，但始终在130万人左右徘徊，远远没有达到在正常的中日关系下应该达到的预期水平。
（三）日本正在为实现中日首脑会谈积极努力
安倍政权在两个最大的政治课题告一段落后，一个吃紧课题就是怎样使日本经济避免一过性景气，实现持续成长，而改善中日关系，是日本实现成长战略的重要一环。
最近一个阶段，日本政界人物频频访华，为安倍斡旋于11月将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会首脑峰会（APEC）上举行中日首脑会谈事宜。
由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率领的超党派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5月4日下午到达北京，并在这次访问中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张德江等举行会谈，这是自民党要人自2012年年底自民党夺回政权后所见到中国最高级别的领导人。高村提出安倍首相希望11月实现日中首脑会谈的问题，张德江表示将向习近平主席传达。
6月24日，访华的日本社民党党首吉田忠智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举行了会谈，探讨了在亚太经合会首脑峰会上举行中日首脑会谈的可能性，俞正声曾表示，搁置争议对双方都有利。俞正声还针对APEC峰会中日首脑会谈一事表示，重要的是双方努力促成会谈的氛围。
6月27日，访问中国的日本国土交通大臣太田昭宏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会谈，这是2012年12月第二届安倍内阁上台以来，日本阁僚首次访问北京并与中国副总理级领导人会谈，太田谈及北京亚太经合会上中日首脑会谈的可能性。
而由于政治课题的需要，安倍在此期间一直没有停止“喷中”（反华）。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接受了记者采访说说：“一方面日方领导人口口声声说对话大门是敞开的，但日方自己的行动却关闭了对话的大门。这就像人与人的关系，一方面要挥拳头打人，一方面又说要对话，这是不可能的。首先要表现出善意、诚意，这样双方才能共同讨论一些问题。但是日方目前的种种行为，中方很难考虑安排双方领导人的会晤。”
而在7月1日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记者会见中，安倍“喷中”（反华）戛然而止，可以说是他发出了一个信号。
作者：张石，资深媒体人，著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寒山与日本文化》、《东京伤逝》、《孙中山与大月薰：一段鲜为人知的浪漫》等，译著有《铃木大拙说禅》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