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企何以在中东等热点地区，屡屡遭遇看似不相干的风险侵袭？
伊拉克的战火和中国企业的海外风险
自上月初突然恶化的伊拉克北部局势，令伊拉克战争以来被公认为“最大赢家”、获得当地众多大项目、大合同的中国，一时间成为传闻和热议的焦点之一，坚持不懈唱衰中国十多年的美籍华人章家敦抛出了“让得利最多的中国去轰炸ISIS”的大哉之论，而欧洲媒体上则有人质疑，中国会否因此从伊拉克战后的最大赢家，变成最大输家。“两千多中国石油工人被困无人过问”之类小道消息，更一度传得沸沸扬扬。
如今消息面已比较明朗：路透社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外媒援引当地消息来源报道称，24日向巴格达撤退受阻、被困在一处营地等待陆续撤离，并由使领馆人员陪伴的千余名中国员工，并非传说中的“石油工人”，而是参加伊拉克萨拉哈丁省萨迈拉电站基建工程的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伊拉克成套事业部员工。综合各方信息，中国在伊拉克的国企员工逾万人，但在危险区域内的并不多。
自2003年伊拉克战后首次石油招标起，中国“三桶油”就相继试水伊拉克石油产业，其中最大赢家，是和英国BP联手屡屡斩获大项目的中石油，其经营范围主要集中在南部鲁迈拉一带，处于什叶派控制区并远离战火，中石化通过收购瑞士阿达克斯石油勘探开发公司，试图进入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的石油开发市场，却因库尔德自治区和巴格达当局间的矛盾，一度陷于尴尬，中国油企在伊拉克北部基尔库克等地的经营、开发活动，也因此受到制约和影响。自“阿拉伯之春”爆发，叙利亚内战加剧以来，伊拉克北部局势持续恶化，大规模战事事实上从今年1月ISIS占领费卢杰等地即以开始，但伊拉克当局（甚至包括地方许多派系和势力）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一直小心翼翼维持石油产业的运转（深陷战区的白吉几经战事，却几乎未曾停工）。有国内援引海外报道称，中国外交部“要求当地使领馆组织加快在28日前撤出驻伊拉克石油项目员工”，但核实海外原稿，要求加快撤离的，仍是处于战区等危险地带的人员、项目，尤其前述水电站项目被困人员。
中国国企何以在中东等热点地区，屡屡遭遇看似不相干的风险侵袭？
首先，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一方面对海外能源、原材料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另一方面，为确保这些资源的开发、输送，及消化巨额外汇储备，开始大量承接、投资海外大型基建项目和基础设施工程。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是后来者，风险低、收益大的地区和领域，往往已被工业化国家的企业、资本捷足先得，这在客观上迫使中国企业、个人另辟蹊径，“人弃我取”，在诸如战后伊拉克、阿富汗、南北苏丹、埃塞俄比亚欧加登、尼日尔河三角洲等他人不愿插足或撤出的地方开拓。这些地方往往是机遇多、风险也大，部族、宗教、政治、经济、城乡、贫富，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交织缠绕，在这些地方加大“进入”力度，相应就会增加许多风险。上世纪90年代，中国国企利用各国对苏丹投资风险顾虑重重、犹豫不决之际，在当地获得投资成功，2003年后的伊拉克石油领域，中国国企又复制了这种“富贵险中求”式的成功。
这种成功的前提，是当地政局和社会确实恢复稳定，否则就徒然见其险，而不见其富贵，南北苏丹间的摩擦、冲突，曾令中国在当地投资和利益受到波及，而此次伊拉克北部局势的恶化，又直接危及中企及其员工的人身、财产安全。
中国海外利益近几年来扩张迅速，而中国维护海外利益的手段、能力，尤其思维、战略的演进，却与实际需要拉开了距离。尽管几年里，中国相继在诸如利比亚撤侨等非常时刻有所表现，领事保护等工作也得到加强，却仍无法满足“热点即时反应”的需要，尚难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国际合作等综合手段，更全面、更周到地维护热点地区中国国企和国企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就更不用说通过“无声的压力”，消弭隐患于无形了。
在具体操作中，国内一些责任部门和某些派驻机构、人员，出于对确保国家战略资源供应稳定的考虑及政治、经济实际利益的考量，在“项目获批”和“安全确保”间，总是把前者放在核心地位，一切都要为项目让路，这样的结果，往往只看见利益，却忽略了风险，使得一些本可回避的恶性事件最终遗憾发生。一些国企经营者则在项目前期调研中忽视风险，在项目开展过程中也掉以轻心，最终自食恶果。
热点地区经营的中国国企有许多特殊习惯，如现金积累多、习惯大量雇用本国职员、喜欢封闭式管理、遇到不测惯于用钱解决、喜欢走上层路线，等等，这些都让中国企业、员工容易成为各种针对性袭击的目标：现金多易被歹徒觊觎；大量雇用本国职员会被当地人视作抢走饭碗；封闭式管理容易引发工潮；花钱消灾可能让歹徒把中国人当成“储蓄罐”、“摇钱树”，并让其他地区、组织的觊觎者起而效尤；喜欢走上层路线则可能有意无意地卷入当地矛盾、是非，并被迁怒者当作发泄对象。
如果说，类似此前利比亚和此次伊拉克北部的“战火中风险”更易得到重视，那么另一些“没有硝烟的风险”则往往被忽视，而这些风险所造成的国家财产损失，未必在战祸之下。如中铁建在沙特麦加轻轨项目中因成本计算失误等原因，导致至少42亿元的损失。之所以出现这种“没有硝烟的风险”，一方面，许多国企和决策者责任心不强，预研不充分（如阿尔及利亚某基建项目，原文120页的标书，中文翻译件竟只剩25页，结果连最基本的“计价标准”都搞错，据此提出的投标价自然低得吓人，可以说巨亏从一开始就注定），一味“抢单”，盲目压低价格，另一方面，某些中国驻外机构片面将中标、签约当做衡量自身政绩的标准，对隐患、风险视而不见，甚至反感他人提及，最终导致“问题项目”泛滥。
此外，一些国企在同一热点地区的盲目竞争，也造成不必要的风险，此前在苏丹，“三桶油”盲目竞争就曾给喀土穆当局以渔利之机，而在伊拉克，“三桶油”在南、北方的各行其是，也一度增添了政治上的被动，和经济上的内耗。
尽管ISIS6月30日宣布“建国”并自封“哈里发”，但此举恰同时得罪了中东乃至世界上相关各方的利益，迫使原本各怀心思的各方不得不暂时一致对付这股连“基地”等极端势力都认为极端的武装力量，随着战事的胶着，ISIS将不得不在控制区内竭泽而渔“以战养战”，这将迫使暂时和他们结盟的逊尼派当地部落、势力发生分化。伊拉克政府军有25万人，装备精良，其背后的主要支持者——什叶派在伊拉克是人口多数，库尔德人虽与巴格达当局矛盾重重，却同样和ISIS的原教旨主义格格不入，从长远看，伊拉克的安全、尤其被视作该国命脉的石油生产安全，未必如想象中悲观。
尽管如此，出于对中国国家海外投资和海外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负责，有关方面理应从此次事件中获得更多启示。
如果在决策前做足风险评估、市场调查功夫，许多不幸的事件原本可以减轻甚至避免；如果有关方面和个人不是把能源、利润等要素放在过于突出的地位考量，更客观、更全面地分析投资、作业环境，决定项目取舍，许多灾难原本不应发生。事实上，在民族矛盾尖锐、恐怖活动和武装冲突频发的热点、焦点地区不顾一切地推进资源开发，在不能得到切实保护的情况下，其结果往往是既牺牲了生命财产、又无法得到想得到的经济利益。
如果有关部门能加强对海外相关地区的信息披露、信息管理，完善预警和通报体系，许多企业和个人在决策时就能多一些参照，少一些盲目；如果海外使领馆、经商处和其它相关机构在信息反馈时能改变片面追求签约率和签约金额的传统思维，在日常工作中多一些责任心和主动性，许多资金的损失、人员的伤亡都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减轻。
如果有关企业、个人在海外投资、海外经营中能多一些冷静，少一些冲动；多一些对当地人、当地风俗和法规的了解、尊重，少一些盲目和自大；多一些依法经营的理念，少一些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主义；多一些大局观、公益观，少一些惟利是图和目光短浅，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规避风险、化解反感和积怨，将大多数危机消弭于未然。
当然，在危机爆发，热点凸显之际，发挥中国的大国影响力，运用国家机器和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手段，最大程度地维护中国海外权益，不但应该，而且必须，但在这方面，事后的应对、补救固然重要，事前的未雨绸缪、预警防范更是关键之关键，避免“焦头烂额”，见招拆招、亡羊补牢不过是中策，曲突徙薪、化风险于无形，才是根除对中国海外利益威胁的上上策。
作者：陶短房，知名专栏作家、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