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楚：正常国家日本的挑战

by 作业本 · 2014 年 07 月 03 日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内外大新闻频发的时期，公众应接不暇，但与这些意义深远的事变相比，中国媒体和公众对这些内外变化的态度和理解更值得关注。7月1日，日本安倍内阁通过内阁对宪法条文给予解释的方式，部分解禁了所谓“集体自卫权”，即日本在本土未受到直接攻击时使用国家武力的权利。

这一变化对于日本内外政策走势都有很大影响，而在目前中日两国社会氛围相当低潮的情况下，中国公众的反应激烈本是意料之中的，也许，这正是日本方面希望达到的效果之一。所以，如果说日本通过逐步解禁集体自卫权而实现正常国家，则这一变化对于中国直接和首先的挑战还不是安全或国际格局方面的，而是对中国公众与政府国际意识和理解力的挑战。

【日本走向正常国家的稳定步伐】

对过去20年来日本国防安全政策稍加回顾，人们会发现，在冷战结束后，日本走向所谓“正常国家”的步伐一直在稳定推进。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后，围绕合法的国际联合安全行动，日本依据国际贡献论和国际协力论，完成了PKO，即海外派兵法制建设，这是战后新日本第一次大规模以安全活动角色登上国际舞台。应该说，这一决定性行动的时机、力度和内外反响控制都是相当优良，尤其是邻国等外部反应是温和和短暂的，足见其决策与施行之深思熟虑。

1996年至2000年，由于台湾海峡两岸的持续紧张局势和美日的或明或暗的联合警戒活动，日本完成了所谓“周边有事”法制。这一系列法案巧妙地利用了美国冷战后战略调整和收缩的混沌期和东亚的军事局势，利用暧昧的专业术语实质性地把日本向东亚和西太平洋投射军事力量的法制框架搭建起来，并把这种可能的力量投射与传统日本专守防卫的保守国防战略链接成一体。此举虽然在中韩等与日本有现实竞争情绪的东亚国家一度激发强烈反应，但并未从总体上造成格局与双边关系的重大变化。而且，由于这一政策与更新升级后的美国西太平洋战略高度吻合，是日本作为更平等的安全伙伴发挥更大作用的表现，实际上还受到美国的支持。

进入新世纪，随着美国反恐战争的开展，日本的国际协力法制显示出实际的军事意义，日军不仅在反恐和反海盗等国际行动中投入实际兵力，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已经以战勤补给等战地勤务和支援分队的形式实质参与了战役实施。2002年起，中日围绕钓鱼岛主权的争议进入新一轮激烈化时期，也在这一时期，日本开始冷战后最大规模的战略方针修订，其国防安全的重心从冷战时期的本土向西的抗击苏联威胁，转向西南方面的海洋，以所谓西南诸岛防卫为牵引，日本开始按照新的军事战略重新建军。新型运输舰与大型化多功能战舰的建造计划陆续面世，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美方允准之下，自2002年起，日本陆自开始与美海军陆战队在彭德尔顿兵营开展两栖战训练。这是美方开始鼓励与允许日本拥有和发展一定数量进攻性战略力量的开始。

（资料图：2012年8月24日，美日夺岛军演部队中途在东海演练直升机起降。）

正是在近三年来钓鱼岛争议日益对抗化的背景下，安倍政府开始了修宪历程，而在日本宪政体制自身的约束下，修宪的困难使其换用宪法解释的方法，以快速实现集体自卫权解禁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看到，安倍政府的前任任何政客一旦上台，如欲在对华压力问题上采取较缓和的态度，则都不能稳定执政地位，而从小泉到安倍，对华持较强硬态度的政客则能获得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支持。这是中国必须面对的日本客观国情。

【中国与日本国家正常化】

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变化体现日本朝野对其外部安全环境与日本利益和角色的认知，在这些逐渐形成的新认知对象中，中国无疑是首要的因素。不认清这一点，将很难合理和准确地理解日本的政策变化，因此也就难以对变化了的日本采取合理和有力的政策回应。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亚太格局冲击最大的发展乃是中国力量的出现。这一力量的出现除了一般性解构了传统的地缘战略格局，其冲击力又由于两个因素而倍增，其一中国新获得的庞大经济力量迅速转化军事力量和日益增长的外部投射力量，其二，由于历史心理、现实利益冲突和中国特色的国情因素，外部世界对中国运用自身的新力量的方针、准则和方向并无把握。这些担忧与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竞争交织在一起，又经常为热点事务引发的各国公众情绪所推动。与1980年代前后的中日经济互相提携与外交互相忍让不同，中日都需要考虑在新的力量对比下处理对方未来定位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如此邻近的两个大国，双方有复杂的历史情绪纠结和纷繁的现实利益摩擦，又有重大的合作需求。在一个风云急剧变化的时代里，要建立稳定的关系基础，无外乎两种方式：其一，由双方有远见和魄力的政治家倡导与创建稳定的战略对话、沟通和协调平台与框架，如上世纪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及双方关系宣言体系；考虑到双方在亚太的分量和影响，这一战略对话和协调框架甚至可以包括利益攸关的第三方或第四方，成为跨地区的多边对话和协作平台；其二，经过漫长而可控的对抗，一方终于压倒另一方，从而以一方为主导建立起新的协调体系。很显然，就中日目前的力量对比和在亚太的格局位置而言，后一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因此，前一种前景的考察就成为衡量两国关系，及这种关系中日本作为的一个坐标。

从两国安全政策互动的视角看，日本走向正常化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两国关系从密切合作走向战略猜忌与全面竞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公众应该看到，日本已经充分意识到中国力量的崛起，但中国方面则对这种力量发展和比例的变化并无充分自觉。

长期以来，中国满足于对日本右倾化和军国主义复活之类的肤浅指责，从简单的历史悲情来看待现实的中日关系，这种简单化和片面化的严重后果是，中国方面没有为自身力量的发展准备好必须的国际软实力基础。中国对和平意图的历史论述不能为外界所信用，而外界对中国力量性质与方向的担忧则为中国内部武断的蔑视所忽略。更严重的是，随着中国力量的成长和纠纷议题的增多，外部的反应都被简单地视为遏制中国的冷战意图，而甚嚣尘上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文革式对外政策理念反而普及起来，这些都给外加恶意和善意的猜疑添加了无穷的燃料。日本也因此把对华安全方面的猜忌和担忧在国际上与内部合理化。

近来，中方已经在中日关系极为冷淡的背景下提出“亚洲人的亚洲”这一中国的门罗主义政策理念，而日方安倍政权则以与中国争夺亚洲领导权回应。这标志着中日关系正朝全面战略竞争和对抗的方向急速发展。缺乏安全博弈和对话框架，猜忌和敌意在互动中增升，历史遗留的主权争议问题日益失去管控，并朝危机化方面发展，而且这种双边关系的负面发展已经开始蔓延到两国经贸关系的领域，这形成了中日关系现实的困局。

应该看到，无论是这一困局的形成，还是未来的解脱，中国都负有较大的责任。这一责任不仅是中国为自身利益必须采取的战略主动，实际上，也是考验中国新型大国之路的一个致命关口，中国必须通过解决与日本这样重要亚太大国的战略和安全稳定问题，借以向外部显示中国力量及影响的总体和平与健康性质。换言之，中国必须找到与正常国家日本打交道及共处双赢之道。不通过这一关，中国的大国之路很可能不会比战前的德国更顺畅。

【中国重建中日关系稳定的路线图】

由于中日关系对于中国的现实战略利益和未来国家发展至关重要，而现实中日本走向在亚太发挥更大作用，甚至独立作用的趋势已不可阻挡，因此，如何解套中日关系困局，中国方面需要发挥新的高度全局化战略思维。

二战结束已经70年，二战结果和雅尔塔体系早已脱离战后现实与冷战后的地区局势发展，既无现实的机制基础，也没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正如不能以1895年和1937年的历史悲情看待现实的中日矛盾和竞争，中国探索主导未来中日关系和亚太格局之路，不应以过时和不现实的历史框架为依据。雅尔塔时代的中国在亚太整体力量格局上无足轻重，而今日中国却必须探索自身力量与利益的国际合理化和合法化问题。

显示中国力量和平与健康性质的最佳方法和不可避免的功课是，中国必须通过地区安全对话和协调的机制倡导者角色出现，而为支持这种努力，中国必须显示出在重大地区和国际议题中摆脱过去弱国心态的自艾自怜，学习运用国际主流社会的基本外交方式，及对国际法体系的支持。这既需要观念和外交实践方面的新起点，更需要真实的内部社会变革的支持。

作为利益和影响充分国际主义化的大国，中国已不可能将自身利益和意图界定在传统的简单化政治说明之内，中国的影响、利益和善意必须表现为具体和连贯的政策、制度创建投资，以及作为倡导者和协助解决问题的调停者的真诚之中。这对于正常化的日本及其对华猜忌实为釜底抽薪的回应。

作为全球经济大国和亚太地缘政治大国，中日关系绝非简单的双边关系。中日关系与中美这一“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领导人共同的提法）表里相关。日本20年来加速的国家正常化步伐主要的外部动力是美国对华战略考量的变化，及美国在亚太安全部署的调整。在美国实现战略再平衡的全局计划中，日本方得到既可增进美日军事联盟关系，又能对华采取更强硬军事战略姿态的机会，防卫省的成立，战略重心向西南诸岛和海洋的转换，乃至本次集体自卫权的所谓解禁，都是这一美日军事同盟关系转型深化的结果。

没有稳定的中美战略对话和协调关系，中日关系也不可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因此，中国处理中日关系困局必须从中美关系和亚太总体的战略格局出发，以全局谋一隅。如果中美关系按照国内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媒体所希望的那样走向对抗，则中日关系也必将走向冷战式的结局。这是没有疑问的，也是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

自1950年代起，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强劲基础是两国经贸关系的保持和发展。中日互为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即使在中日有一定竞争性的经贸领域，两国经贸利益的合作前景也依然强大和深厚。而经贸利益的发展不仅符合两国根本利益，而且从长期看，经贸利益的深度交织和嵌入，以及通过这种经贸与产业合作而促进的人员交往，则会真正为两国关系奠定不可动摇的基石。相比纠缠学术性的两国历史感情存量，这种经贸利益的增量才会为困局的消除提供现实与永久的机会。把尊重历史，以史为鉴理解为拒绝合作和交往，那是一种既无逻辑，又无善意的行为。21世纪的中国不能再为负薪救火之举。

应该看到，今天的日本，即使实现所谓正常化也不是历史上军国主义帝国日本的复活，日本当代的内外环境也不可能支持帝国复活这一灾难性想象。两国关系现实的困难是巨大的，但也必须看到，今日中日双方的内外情势以及力量对比，已绝非1894或1937可以比拟，两国走出困局阴影的机会和正面资产也是巨大的。无论在过去日本地区政治和安全事务上较低姿态的时期，还是未来面对一个正常化的日本，甚至在诸多领域展开合理竞争的条件下，中国要保持健康和强劲的大国之路，也应该具有良好地处理与日本关系的能力，并在其中把握、发展和确保自身利益——

中国不必因日本是正常国家感到恐慌，在1937年尚且坚毅沉着的民族，为何要在2014年失去自信？现在，是告别极端民族主义的恐日症和恐美症的时候了，中国应该向世界展示自身作为正常国家的自信、力量、善意与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