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东亚，会重蹈一百年前欧战的覆辙吗？还是会如一些国际政治专家的预测，进入一个新冷战情境？东亚何去何往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考虑东亚国际政治现在所面临的结构变迁。
其一，中国的崛起导致东亚区域内实力均衡的迅速改变，造成次要国家（secondary power）如菲律宾、越南与国力相对下沉的大国（major power）如日本感到不安。
其二，二次战后，日本与中国、韩国、北朝鲜没有真正和解，各方的历史认知与战后的东亚国际秩序严重脱节。东亚各国均对此国际秩序与“对方”感到怨恨不满，都以为自己受到欺负。汪宏伦把日本民族主义的这种怨恨称为“东亚怨恨的重层结构”（汪宏伦，《从战争论到新历史教科书：试论日本当代民族主义的怨恨心态及其制度成因》，载《台湾社会学》第19期，2010），其实也可以适度调整后运用到中韩台。不过，此种心理状况不完全可以用民族主义高涨加以解释，民族主义高涨甚至可以反过来说，只是这种心理深层结构的爆发与催化剂。
其三，直到今天，作为亚太区域的安全提供者的美国，仍缺乏通盘的全球大战略思考。哈佛大学相当鹰派的帝国主义赞成论者尼尔•弗格森在2014年2月22日美国版《华尔街日报》以《美国在全球的撤退》为题，毫不客气地批评美国唯一近似大战略的“回到亚洲”，只是让北京疑神疑鬼、徒增紧张而已，另外又使得中东地区陷入更大的混乱，他认为根本没有道理可言。
亚洲会因中国与美日关系恶化而进入新冷战吗？在小泉纯一郎当日本总理时，因为他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已陷入所谓的政冷经热。2010年9月，因日本逮捕冲撞日本公务船的中国渔船，中日又再度进入政冷经热。安倍在2012年底上台后，连经济交流也逐渐低迷。从这些发展来看，中国是否将与日本（或美日）发展出新冷战关系，仍值得继续观察。
冷战作为管控国际冲突的一种模式，曾经起到了避免大型热战的作用。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美苏两大阵营尽管冷战，但没有大战爆发。此种冷战模式也有国际关系新现实主义大师肯尼士•沃尔兹的背书，他认为两极对立比多极关系更容易管控。他这说法的一个面向，就是批评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欧洲型（多极）势力均衡政治的风险（Kenneth N. Waltz,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cGrew-Hill）。
但现在的中国并非彼时的苏联，中国没有输出革命的企图，也没有推翻目前的世界体系的野心，更没有一个与美国或西方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此外，中国与美国日本的经济紧密相关，这跟当年美苏阵营的关系不可同日而语，地理政治环境也非常不同。目前来看，我们也很难想象东南亚各国会真正加入具有冷战意义的中国阵营或美日阵营。这不是说个别的东亚国家在某些议题上不会选边站，而是说全面的敌对关系形成不易。所以，“冷战”很不可能成为管理东亚国际关系的一种模式。
再回到1914的比喻。1914年以前的欧洲经济关系紧密，英德也非常紧密（不要忘记英国的皇室其实是德国贵族后裔），这与今天的东亚或亚太毋宁是比较接近的情况。在类似的国际政治经济情况下，思考欧洲从19世纪以来到1914年的国际关系互动与管理模式，就比较实际。就此来说，安倍的外交国防幕僚借镜1914年以前欧洲的国际政治，有其一定的眼光和老谋深算之处。只不过，任何的历史比较，都很难有百分之百的吻合。如何精准掌握其中差异，以提出较符合今天东亚国际情况的诠释，才是关键所在。
天普大学日本分校的当代亚洲中心主任罗伯特•杜杰瑞克在2014年2月20日《外交官》网站上发表一篇妙文，题为《中国不是1914年的德国》，反驳安倍把今日中国比附为1914年德国的说法。杜杰瑞克举出以下五点：其一，中国的社会不如德国稳定。其二，中国的军队比不上德国的陆军；德国统治阶层高度看重从军报国，子女均在国内。其三，中国的科研不像当年德国是世界第一。其四，德国有盟友而中国没有。其五，中国的人口已经开始老化，当年的德国人口是很年轻的。总之，中国没有当年德国的优越条件。所以，对其他国家来说，中国没有当年德国可怕。对中国而言，须知自己比当年德国脆弱，战争的风险更大。杜杰瑞克的意思是说，日本美国欧洲一些恐惧中国崛起的人，不需要小题大做，因为中国没那么可怕。
即使如此，亚洲仍不是不可能陷入1914年以前欧洲的国际政治局势。日本现在在亚洲与世界上试图建立抗衡中国的联盟，这像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或圈套，一旦中国对号入座，就可能带动亚洲走向欧战前夕的欧洲。只不过，日本虽然自己假想为当年的英国，但日本可能更像是1914年的法国，一个在19世纪初叱咤欧陆风云的拿破仑法国，到了1914年已是一个国力下沉的大国，想要西边抓紧英国，东边拉俄罗斯来夹击德国。
在这个景象中，2014年的美国更像1914年的英国，一个日不落涵盖四海的帝国；印度有如1914年的俄罗斯，越南则是当时的意大利，菲律宾便是塞尔维亚。这样的战略情况设想，当有助于理解势力均衡策略中的自身处境的风险，有助于避免一些基本的战略错误，如德国迷信自己可以克服两边夹击的宿命，孜孜于以军事战略克服此腹背受敌的格局，而未能以外交与大战略化解此种包围。以昔观今，启发不少。不过我们仍需要认知到，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均衡政治的情况作为参照，存在重大的局限，因为欧洲最终未能跳脱两败俱伤、同归于尽的历史命运。
中国虽比不上1914年的德国，但今天的中国却在日本的大战略下，并因为中国自己在南中国海的强力主张，正在使周边一些弱小国家如菲律宾或越南因感到来自中国的威胁，转而配合日本的势力均衡联盟，共同抗衡崛起的中国。如此发展下去，中国便不由得陷入当年德国的境况。历史上一个霸权取代另一个霸权，往往皆由战争决定，大国间主导权的和平转移如何可能，乃国际政治中的最大课题之一。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一个霸权将主导权和平拱手让给一个新兴霸权的契机，由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新霸主的历史性时刻。其实，这个英美间霸权的和平转移是中国和平崛起以及与美国一起创造新型大国关系的最好样本。
但我们必须认知到，1914年以前欧洲的势力均衡体系，最后归于彻底失败，后果是欧洲特别是大英帝国自我终结其世界霸权。这是一个毒性很强的处方，绝非2014年的世界应该学习模仿的对象。如果亚洲走上这一条不归路，最后的结局很可能赔上亚洲现在蒸蒸日上的繁荣与为数众多的人命，同时更可能使得中国的崛起脱轨。从长远的眼光来看，这绝对得不偿失。
早在2000年，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爱隆•费德堡（Aaron Friedberg）写了一篇《欧洲的过去是亚洲的未来》，从新现实主义分析为何亚洲的国际关系会愈来愈像是19世纪欧洲；他的理由是亚洲已出现走向多极势力均衡的雏形，加上中国的崛起造成亚洲形势更趋紧张多变（“Will Europe’s Past be Asia’s Future,” Survival 42(3), Autumn 2000,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2013年11月中国跟进美日前例，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这其实就是一种鹦鹉学舌。互相模仿乃人之常情和人性弱点，如果日本继续操弄欧洲型的势力均衡政治，中国逐渐就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现在，我们还看不出中国有任何的东亚或世界大战略，除了韬光养晦与和平崛起两个口号作为指导以外，实际上仍在摸石头过河。
中国最需要思考的是：如何不步上德国的后尘？如何不被日本“做成”下一个德国？如何消解目前由日本主导、美国撑腰的均衡战略攻势？我想要强调，中国对安倍战略的应对，绝不能仰赖无限上纲的民族主义，也不能仅靠美国对日本的约束；虽然中国需要让美国深刻认知到，纵容日本继续玩火的后果可能是玉石俱焚，而这绝非美国所当为或世界所乐见之事。
更关键的是，中方需要谋定一个大战略，以化解日本建立于死胡同的19世纪欧洲势力均衡政治，主动重新布局、导引局势，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解决东亚难局，而非见招拆招、处处被动。唯有如此，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东亚的繁荣才有可能，也才能免于战乱，缔造出更长远实在的东亚和平。
实现东亚的长久和平，欧亚的历史与所谓的欧盟模式仍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2010年6月鸠山由纪夫总理下台后，“东亚共同体”在日本已成为死语，鸠山欲把东海转换为“友爱之海”的呼吁变成了众人笑柄。但这不是欧盟模式在亚洲失效，反而是中国在亚洲推动亚盟实验的契机。日本实已再度放弃以其经济与软文化优势，带头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机会。当日本再度回头看而不向前看，中国大可以汲取欧盟的启示，以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化解日本以军事对抗为核心的势力均衡战略。在我看，这也是中国在参与WTO以后，再度自我转化的时机。吸取欧盟模式的积极要素因势导利，因势弭恨，因势正义，因势合情，将可望不经由战争，以和平的手段，重建一个走向东亚和解的新东亚国际秩序。
这样的设想如何进行呢？可分地区分项目，不求一日走到共同体。且不再以经济金融合作为主，因为东亚的经济紧密度已经够高。东亚的问题不在于经济缺乏整合，更非人的交流太少，而是在经济活动与一般民众往来以外，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安全等方面的整合度太低，共同处事的历练太少。经济整合的密度已经颇高，但与区域内政治社会环境共同治理的经验短缺，落差过于巨大。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没有共同政治目标的经济整合无法消弭战争，这的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的深刻教训。在具体事例上，中国可主动展开协商，促成南中国海的共同行为准则，更要主动成立一个“南中国海资源环境组织”，与相关各国各地共同管理分享南中国海的资源，共议航行安全等问题。邀请美国和韩国成为准会员，也可让日本加入成为准会员，但前提是日本放弃历史修正主义。
另一个想法，则是在中国日本韩国越南泰国印尼等地成立一个“东亚文化机构”，收集整理研究发展所有东亚文明的物质与非物质资料，即一个21世纪继往开来的新“四库全书”新“永乐大典”计划。诸如此类的东亚非经济整合项目都应该认真考虑，以使中国崛起产生完全不同的意义和面貌，而不是只有船坚利炮而已。
中国与东亚需要共同思索：我们真的想从2014回到1914，真的让2014成为1914吗？还是要让2014在百年后成为一个令人向往的、东亚和解的里程碑？这个抉择正考验着今天的我们。最后，谨以曹植的《七步诗》借古喻今：
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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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孟翰系日本千叶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教授，本文原刊于台湾《思想》杂志2014年6月
作者：蔡孟翰，出身南朝，学本洙泗，志在天下，浪迹四海，思想既东且西，观点亦左亦右。目前委身于日本某国立大学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