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全面渗透外，美国还对中国军队实施了“猎鹰计划”，目的在于让中国军内的杰出战略家“停止思考”，对坚定捍卫国家利益的中国“鹰派”，运用“离间计”借刀杀人、逐个清除。原因很简单，这些“鹰派”不仅是战场上的“战鹰”，更是思想界的“猫头鹰”，既反美又警惕“第五纵队”，是围剿和歼灭“第五纵队”的核心力量。这就是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军方人士屡遭网络围攻的根本原因。
美国进行对华攻心战的思想总纲，可以用一名网络“第五纵队”成员所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来概括：《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其战略是：以互联网为颠覆、肢解中国的主战场，将“第五纵队”作为攻陷中国人心的主力军(洪博培在发表演讲时已流露出美国的战略动机)，以舆论思想战为主战样式，以常规空海一体战和C形地缘包围为辅助。其战术是：通过丑化毛泽东，以此否定和诋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攻击现行体制，煽动社会动乱，继而摧毁中国政治体系，颠覆中国政权。
美国对华攻心战的组织体系是很完备的，其总指挥是美国全球传播办公室。2003年1月21日，美国在原先新闻办公室、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基础上，新成立了 “全球传播办公室”。该办公室成立之后提交的第一份报告，就是《谎言工具：萨达姆的假情报和宣传1990-2003》。在伊拉克战争中，该办公室煽动了一场媒体战，统一协调了从白宫、政府各部门到军方的消息发布口径，将美军入侵伊拉克的行为一致定义为“解放战争”，并且保证政府和军方系统能对“全球24小时的新闻播送”所提出的质疑和批评给予最及时的回应。其目的有二：一是为了管控媒体；二是为了在国外发动舆论战，确保美国对国际舆论的主导权。
协助全球传播办公室实施文化战略和舆论作战的是美军网络战司令部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和中情局、驻外使领馆、各类基金会，以及各大网络公司，等等。
在具体对华舆论战役的组织指挥方面，则是由外资控制的几大门户网站，及已被西方思想盟军所控制的中国部分传统媒体担负。一些接受了美国和西方各类非政府组织资助的中国学者和企业家，则发挥了“固定炮台”的作用，在网站提供的“阵地”上，对着新中国的历史，对着现实中国的政治生态，甚至对着中国传统的道德楷模，夜以继日地“炮轰”。一旦遇到突发事件还可以借机攻击政府，这些人通过网络串联，异口同声地发难，各网站则趁机推波助澜，沆瀣一气，制造事端。
为了持久地影响中国青年，美国还派出一些美籍华人，如“空降兵”般潜入我国，组成对华“战略文攻队”。美国为这些华人精心设计如“企业高管”“经济学家” “教授”等身份，又利用外资控制的网站把他们打造为中国网络空间里的“意见领袖”“青年导师”，以影响中国青年的思想。这些“空降兵”，由于有美籍华人的身份作掩护，平时以此“招摇撞骗”、蛊惑人心，一旦有事便会迅速脱身。
“第五纵队”甚至利用“网络推手”公司，雇佣“秦火火”这样的信息暴恐分子，制造海量的谣言，采取大“V”转发、门户网站策应、国外媒体跟进等联合手段，形成强大的舆论“龙卷风”，以此围攻中国政府部门、爱国人士，丑化、抹黑中国形象，目的就是让全体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青年一代仇视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失去信心和希望。
近年来，亚太一些国家针对中国不断挑起事端，美国更是接二连三、别有用心地“指责”中国。而就在这些外部事件吸引中国人注意力的同时，“第五纵队”的网络进攻也一刻都没有停歇。最典型的事件是发生在2012年的“吴英案”。这本是一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案件：吴英非法集资达7.7亿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挥霍了3000余万用于吃喝玩乐和赌博。由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法院依法判其死刑并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复审。但逢共、逢政府必反的一些所谓“公知”、大“V”，一起发声称是中国融资制度和法律存在问题，进而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一些门户网站为他们“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最后，在舆论压力和政治干预下，迫使最高人民法院将最初的死刑改判为死缓。这个事件，使网络“公知”们深受鼓舞，认为依靠集体发难和网络助推，可以操控舆论进而影响国家政策，由此，中国网络上开始出现一波又一波的舆论围攻事件。
2013年元旦，发生了“南周”事件，在“吴英案”中利用网络兴风作浪并尝到甜头的那批人，这次居然妄图借助舆论“绑架”中央大政方针。之后，还是这批掌握了网络舆论话语权的人，又将攻击目标锁定到经批准后上网的中国军人代表，采取造谣抹黑等方式对他们进行恶毒攻击。随后则是“红十字会”事件再度发酵、被炒作，在中国国家级慈善机构被妖魔化的同时，一些背景复杂的基金会借机“登堂入室”，个别基金会的资金来源甚至与达赖集团有关。2011年7月23日，温州动车事故发生，这本是一个铁路交通运营中的偶发事件，与高铁技术、项目质量无关，然而，网络“第五纵队”却借机向高铁乃至整个铁道部发起舆论攻击，全力鼓噪中国高铁项目下马。而借此事件煽动舆论围攻背后的战略动机，一是破坏中国通过高铁布局的西进战略；二是为国外航空集团的现实经济利益服务。这和《新快报》事件中，境外机构出资雇佣中国无良记者抹黑中国设备制造企业的用意如出一辙。
由于掌控着传播迅速、动员力巨大的网络媒体，同样的一批人按照操纵“吴英案”舆论的手法，又制造了“陈宝成事件”。2013年8月11日，原《南方都市报》记者、现任财新传媒记者陈宝成在家乡平度为拆迁维权，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刑拘。随后，大批网络“公知”掀起了声讨平度政府的声浪，一些接受西方资助的法律学者也倾巢出动，借法律名义给青岛市委、市政府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海外“金主”在美国情报机构的指挥下，出巨资资助大批律师、记者进驻平度，鼓动当地村民反抗政府，试图将平度事件搞成一起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通过该事件可以看出，网络“第五纵队”已经具备高度的组织化、程序化特点，一旦有机可乘，他们就借助网络直接向中国法律体系和政府发起攻击。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王维佳分析新浪微博上有关“吴英案”的言论之后提出：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实际上为“党派性”的意见表达和特定政治观念的宣传提供了主要渠道，这一平台上所提供的言论与意见，与任何传统媒体相比，都具有更明显的“党派特征”和“宣传意味”，而不是公共性和开放性。在微博特定议题的讨论中，影响舆论的意见领袖由社会角色和阶层属性十分相近的固定群体构成，持有同质化的政治观念，与这些政治观念相悖的事实和意见很难进入群体的讨论中；这一群体在讨论特定政治议题时，有着明确而统一的政治目标，并利用网络空间主动发起政治动员，试图影响现实政治决策，甚至推动政治体制变革。加拿大西蒙雷泽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赵月枝对此评论说：在社会性与公共性的宣称下，我们看到了微博上面“赤裸裸的阶级性”。这应证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经典的一句话： “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赵月枝指出，今天我们要反思：公共性是不是以阶级性为基础的？是不是不能抛开阶级性来谈公共性？
在国内一小部分反动学者，利用网络掀起反共、反政府乃至反华舆论狂潮的时候，十四世达赖集团、热比娅、疆独、藏独等邪教组织是“第五纵队”的盟军，不失时机地予以配合，妄图内外联手、里应外合地颠覆社会主义中国。
隐形外资军团以网权力为抓手，隐秘地控制网上思想舆论阵地
2013年初，在一些所谓“公知”针对经批准后上网发言的中国军人代表的围攻中，这些披着“微博知识分子”的人与美欧等西方世界的远程舆论配合更是“默契”。境外反华网站还发出《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的文章，攻击中国军队是“中共独裁专制的堡垒”。他们认为，利用网络舆论的动员、围攻，通过 “一个个看似小，却意义十分深远的战役，步步为营”，不断拱卒，再持续10年左右，中国便可“颜色革命”成功， “迎来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美国和中国国内的西方“带路党”，大概把中国当成了尚未垮塌的苏联。美欧各类媒体对中国“公知”们的每一个“胜利”都及时鼓励，但对于中国爱国网民迎头痛击这些为虎作伥的“公知”，中国网管部门和公安部门狠狠打击，并将其中上蹿下跳的带头者一举抓获时，美欧媒体却装聋作哑不发一声。
最后是豢养一批网络“打手”，以被判刑法办的“秦火火”等人为代表，持续制造各种谣言，以此搅乱网络舆论环境。他们采用美国全球传播办公室的舆论战术，围攻那些为党、国家、民族仗义执言的爱国人士，抹黑、颠覆传统道德楷模和标准，攻击国家机关，损毁政府形象，手段恶毒、态度嚣张。
互联网是美国发明的一项划时代技术，在中国绝对是一个新生事物，但这个新生事物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和震动，超过以往任何一种技术发明：互联网引入中国仅仅10多年时间，就几乎蔓延到中国所有角落。
在中国忽视这一新媒体革命浪潮的时候，美国却抓住机会，入股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然后，又帮助这些有着“中国肤色”的网站在中国“攻城略地”，等中国官方恍然大悟也着手建立网站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大型门户网站，都已经被外资所控制。
与此同时，美国还对网络新媒体的从业人员进行了政治甄别、思想培训和资本绑定。美国派出在“微软”“谷歌”任职的美籍华人，对各大门户网站的主要管理人员进行全方位的培训，控制网站内容制造团队、技术团队人员的任用、提拔。通过这种思想上、资本上的双重控制，美国彻底地把这些掌握中国大型互联网公司的人，培养成了美国“普世价值观”的忠实信徒和美国战略的全力推行者。体现在行动上，这些由外资控制的中国门户网站，不断推荐、发布那些追捧西方价值观念、贬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文章和新闻，而对广大爱国民众、学者和言论观点则进行压制和屏蔽。这就是近年来，丑化毛泽东、诋毁中国共产党、攻击中国政府、抨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污蔑道德楷模、贬损英雄人物、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充斥此类门户网站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党和政府的宣传系统中，媒体坚持正确、客观的舆论导向和把关标准，是极其严肃、十分明确的。但在外资控制的各大中国门户网站，利用其网络新闻自主权，有意选取具有反共、反政府意识形态的各类学者、作者，作为特定版块的信息内容制造者，同时，又利用技术手段，将这些言论和观点强行推介给广大网民，扩大负面影响。通过开设微博，将特定人员轻易打造成所谓的网络“意见领袖”，进而通过这些人大量吸引网民、败坏舆论风气，形成对抗政府和传统媒体宣传力量的新平台，成为美国对华战略“武器库”中的“重型武器”。
除了微博、微信和论坛之外，搜索引擎也是如此。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多年来网络传播带来的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已使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愈加尖锐和复杂。一大批工作在电视媒体、杂志报纸、影视界、音乐界、出版界，以及教学科研岗位的人，像被“僵尸”病毒控制的电脑一样，不知不觉地被“意识操纵”，从而将自己被网络舆论洗脑后的思想和言论，通过自己所能掌握的电视节目、教学内容、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音乐作品等向粉丝、观众、读者、学生传播，进而扩散、形成了一种反党、反社会、反国家体制的不良舆论风气。
美国深知，信息不仅是舆论话语权，也是一种军事权力、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美国的网络政策和网络战部队，就是要把这种世界新的权力形态变成美国特权。为此，伴随着战略东移围堵中国，美国正在通过网络对中国发动一场信息思想战。
美国此次战略东移的如意算盘主要有两点：一是保持强大的随时可对中国实施快速军事干预的能力，保持对中国的军事高压态势，以压促变、以压促乱；二是一旦时机成熟则快速出手，与在中国内部培植的“第五纵队”里应外合、“扳倒中国”，除掉未来可能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最大战略对手。
结语：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是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和舆论管理、思想引导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但是，随着近年来网络传播技术兴起带来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越来越处于被动地位。归根结底，还是一些职能部门的不作为导致的。最为直接的证明是，一些高校的教授公然发表违反党纪国法的文章和言论，但令人诧异的是，这些散布反动言论的教授、学者们，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行政处分，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党纪处分，所在单位的宣传部门、组织部门，乃至负有责任的教育部门、司法部门集体“失聪”“失明”“失语”，奇之怪哉！这种不作为也在当今社会上引起巨大争议。
此外，由于各主要门户网站均被外资控制，其内容制造团队也是由外方选配，因此，管理层甚至整个工作团队都由亲西方人员担任。国家虽然限制了商业门户网站的新闻采编资质，但这些网站通过篡改标题、转载博客文章、选择并加工亲西方的传统媒体文章等手法，非常巧妙地绕过限制，担负起西方文化“战略炮台”的使命。它们将那些反毛、反共、反政府人士，通过技术手段打造成“意见领袖”，再由他们煽动和制造社会舆论事件，在网络上兴风作浪。而传统媒体在此类意识形态斗争中，基本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况。
可以说，在美国实现网络化社会转型的10年间，是中国受到网络威胁和舆论攻击最为严重的10年，也是我们政治安全状况最差的10年。由于职能部门对网络管控不力，造成了今天网络上反党、反政府、反华负面舆论横行泛滥的局面，严重毒害了社会风气和中国青年一代的心灵，给党的形象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中国社会中被美国所传播的“普世价值”洗脑的中国人已不在少数。而美国正是看到这样一支力量在成长壮大，在深入中国的各个阶层，所以采取接触与遏制的战略，外压与促内变相结合的战术，一边从国家层面上试图把控中国，一边又在中国内部大力培植“第五纵队”，平时用以牵制中国，关键时刻则发挥内部瓦解和颠覆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如何从社会规律上研究经济改革和政治安全的问题，已经不仅是学术层面也是决策和操作层面的问题。
习主席之所以强调指出，“意识形态是极端重要的工作”，正是看到了当前中国思想和舆论领域的严峻现实。中国改革开放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系统工程，坚持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成功与否的根本保证。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意义也恰恰在这方面。
来源：国防参考作者：国防大学教授 戴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