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德国：扭曲的椭圆形社会

by 作业本 · 2014 年 06 月 20 日

反社会的人

德国是中产社会最为典型和成功的国度之一。庞大而富裕的中产阶级，完善的社会福利，健全的法治体系，稳定的社会结构，让德国在统一之后迅速成为欧洲大陆发展的标杆。所以当德国记者瓦尔特·伍伦韦伯在《反社会的人》中大声疾呼，德国社会处于分裂的边缘之时，让所有人吃惊不小。根据大量的调查采访，伍伦韦伯描绘了一幅让人陌生的德国全身像：隐秘和贪婪的上层阶级与懒散和麻木的下层阶级正在形成自己的世界，他们隔绝了与德国主流社会的交流，将整个社会推给了中产阶级，人们一直以为最为合理的椭圆形社会结构在德国正在变为三个德国的平行社会，两头阶级的离心力逐步让德国失去了凝聚力。　　老死不相往来的各阶级

财富的增长是否会消除中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差距，下层阶级是否在摆脱贫穷的同时获得相应的社会认可和地位了呢？伍伦韦伯的调查结果是让人失望的。

通过持续走访下层阶级社区的很多家庭，作者发现，绝对意义上的贫穷几乎在德国绝迹。现在德国下层阶级已经无需用革命来取得权利和财产，德国政府完善的福利保障让下层阶级拥有了人均居住面积以上的住房，成为了最大的电子产品消费群体，拿着超过很多低级别工作工资的救济金，过得算不上体面但是绝对温饱。德国对下层阶级的救助已经精确到每个人需要多少片黄瓜和几盒冰激凌，连口味都研究过了。这种看似接近共产主义的救助带来的是什么呢？作者的总结是懒惰、隔绝和世袭。很多人发现工作收入还比不上救济金，他们断然选择长时间失业，已经根本无法体会到工作带来的满足和荣誉。在文化上，下层阶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式样，性、暴力、庸俗娱乐节目、饲养宠物、痴迷电子产品几乎成为了这个阶级的标志，书籍、艺术、思想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和他们绝缘了。而且在子女的教育上，无论是下层阶级还是整个社会都采取了忽视的态度，他们的后代绝大部分都会继续维持下层身份，所谓“一朝下层，一辈子下层”。一个完全平行于主流社会的下层世界就这样形成了。伍伦韦伯哀叹道，这个阶级最需要的不是钱，而是教育和知识。钱没有开启阶级间流动的大门，但是不对称的教育却让整个下层社会几乎封死、凝固。

下层如此，上层阶级呢？快速的经济增长让德国的富人们拥有的财富达到了让人咋舌的地步。10%的德国人占有了全社会66.6%的财富，最富的1‰占有了25%。放在200年前，这种足以引发10次革命的贫富差距却在德国没有引起太多的社会思考，更不要说反抗了。为何如此？伍伦韦伯指出，上层阶级除了对财富的欲望以外，其他都退化了。他们不再是社会精英，大型企业的运营者，政治领袖的候选人，智力财富的创造者，他们只有一个身份——投资人。他们只需把巨额财富委托给精明的理财公司进行投资，就可以坐拥利益，然后过自己“与世隔绝”的生活。凭借财富，德国的上层阶级更是营造出神秘的生活圈子，作者也感叹难以介入和观察，而且一般的富人也难以进入圈内。他从和个别上层人士的接触中发现，他们对整个社会的认识已经完全偏离事实。正是这种生活方式和文化上的隔绝，让大众只知道有一个上层阶级，却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们是谁，他们是怎样的人。质疑和反抗是无法对准一个抽象概念的。

把责任留给中产阶级

上层和下层阶级都有自己的平行世界，虽然它们之间永远都不会有交集，但是伍伦韦伯却认为他们有着惊人的相似，那就是都寄生在中产阶级周围。

说到下层阶级的寄生，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伍伦韦伯也做了生动的描述。他走访的下层阶级，都已经丧失了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感，甚至是对债务和子女抚养这样的基本义务也不愿承担，更不要说纳税这样的公民义务了。其后果就是德国各级政府支出中有25%以上都被这些不劳而获者占有，有些地方政府的支出比例更是高达40%。这严重影响了德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投入。

而上层阶级为何也不承担责任呢？伍伦韦伯发现除了文化已经脱离主流社会，缺乏起码的政治意愿以外，国家在税收政策上的失误，税法的漏洞成为了富人逃避责任的温床。富人的投资收益税率竟然比个人所得税还要低，遗产税是一个大窟窿，避税行业过分发达，这些导致富人贡献税收的比例一路下滑，中产阶级上缴的税收超过了总额的70%。可以说德国的中产者在不知不觉中滋养着两个庞大的寄生阶级。

富人与穷人的帮凶

上层和下层两边拉扯，中间独撑局面的形成有着复杂而长久的社会原因，但是伍伦韦伯认为金融与救助业两个畸形行业的助推，才是德国问题的关键。

此次金融危机中，德国政府背负巨额债务挽救银行，保护了上层阶级的财产，却让中产阶级用税收买单，其中暴露出的金融规则其实只是金融业帮助上层阶级占有财富的一个侧面。伍伦韦伯认为自从克林顿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以来，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府在实际操作中基本放弃了对投资性银行的监管。加之金融交易日益电子化，高速高额交易的频繁，不仅让交易监管困难，更使得银行丧失了几百年积累的信誉传统，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投机机构。在缺乏民主的金融创新中，留下来的只有虚拟的财富和泡沫，对实体经济毫无助益，当它们大到一定程度就可以绑架政府和社会，让中产者独自承担危机的损失。而上层阶级是金融业的最大主顾，当然也就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如果说金融业的问题不是典型的德国问题，那么救助业的畸形就德国味十足了。这个传播人道主义的行业在伍伦韦伯笔下已经完全变了形。德国政府简单地认为钱可以解决一切，大把花钱给救助业，同时又把大部分的救助业务承包给私人公司。由于法律规定救助业不能有盈利，为了拿到更多的钱和隐藏自己的收益，这些公司只能不断扩展自己的业务，它们的目的就变成了不是消灭救助对象，而是想办法培育和扩大救助对象。例如，德国的残疾标准一再降低，就连学习障碍也成为了残疾类型，而救助者完全不想帮助孩子们学习，他们更希望这些人留下来，一生都成为一个需要救助的人。这样的救助让孩子、政府、纳税人都变成受害者，唯有救助公司获利。更为可怕的是，救助公司通过政治游说，基本上让政府放弃对行业的监管，德国各级政府几乎只需要给钱就完事，很多没有科学验证，大而不当的救助机构肆意发展起来，造就了一个200万人就业庞大的依附行业，蚕食着德国的财力和社会创造力。

可以看出这两个行业所持有的原则已经完全背离宪政社会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初衷，所以伍伦韦伯认为它们违反了社会的发展规律，这两个产业支撑的上下层阶级实际上变成了反社会的人。抛开德国这个背景，我们可以发现，上述现象在很多国家都存在，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的文化隔阂，阶级层级固化，社会流动性减弱，财富资源靠身份来分配等等，已经不是德国特产，伍伦韦伯的观察也就具有了更宽泛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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