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是诺曼底登陆的纪念日，借着这个活动，法国总统奥朗德一下子成为世界外交舞台的主角。作为东道国能够将当年的敌我双方聚拢到一起，历史的恩怨也就在相互的谅解中真正进入历史之中。2005年反法西斯胜利六十周年，普京邀请了五十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其中包括中国、德国、日本等国元首，很难想象明年普京还能召集如此规模的纪念活动，对历史的认识并不是一直在进步的。只有在欧洲，诺曼底才能从一个血战的坟墓变成欧洲团结的里程碑。
与当下东亚紧张的局势相比，欧洲就是一座和平岛，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参加诺曼底登陆纪念活动时与参加诺曼底登陆的老兵认真握手。2004年，德国总理施罗德首次参加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纪念并发表了演说，承诺德国将严肃地承担历史责任。施罗德与法国总统希拉克的拥抱也代表着法德之间从情感上的和解。一般的“常识”都认为，欧洲今日的和平源于德国真诚的忏悔与认罪，比如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的惊人一跪。无可否认，德国人对历史的真诚是欧洲在情感上超越战争痛苦历史的关键一环，但仅仅德国人的认罪与忏悔并不足以改变欧洲，从根本上说，德国人的忏悔也是欧洲反思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纳粹德国的毁灭，也是现代欧洲的毁灭，欧洲工业文明一百多年的积累毁于一旦，欧洲引以为傲的文明变成了瓦砾堆。
对于德国而言，只有融入欧洲才能获得重生，而对欧洲而言，只有接纳德国才能获得稳定与和平。自1871年德国统一之后，欧洲就面临着一个难解的“德国问题”，一战与二战的原因有所不同，但是根子还是如何在欧洲安放一个德国。诺曼底登陆就是一个典型的象征，没有美国等欧洲以外的“盟军”，英国或者法国根本无法搞定德国，诺曼底登陆盟军在人数上相对德军有上百万的优势，但德军依然抵抗，抛开战争的性质，人们对德军的战斗力和意志力依然保持敬畏。可以说，德国是欧洲和平与战争的关键所在。
两次世界大战更像是欧洲内战，中间只有二十年的休战期，放宽历史的视野，无论希特勒还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可能都不再是战争的主要责任者，若是如此，当这些人已经离开历史舞台，那么，历史责任也将被带入坟墓。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十年前承认德国是战争的发动者，而为什么一个以哲学见长的国家会陷入战争的激情之中呢？德国人的反思也不仅仅局限于谁应该承担战争的责任，而是将历史的反思导入国家构建的过程之中。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欧洲，国家形态各异，就像亨廷顿所研究的，那个时候的欧洲越来越多的国家经历了一次民主的退潮，法西斯主义不仅在德国流行，在东南欧也被广泛接受。
德国陷入二战的泥潭与希特勒的上台有关系，但是这个失败的艺术家为什么能够德意志第三帝国的主人呢？关键还是魏玛共和国的失败，一战之后，德国建立了民主制度，魏玛宪法成为一纸空文，德国被重新武装，并一步步陷入了战争的泥潭之中。并不是说德国人喜欢战争，而是被少数人裹挟其中，比如反犹主义激起了剥夺犹太人财产的贪念。人性中的恶念若不加以遏制就会像病毒一样蔓延，魏玛宪法的失败可能是德国走向战争的一个根子，为什么这部宪法会失败呢？宪法并不等同于宪政，没有执行机构的宪法就是一个法律文本，战后德国对魏玛宪法失败的反思就是建立独立的宪法法院，就像德国中央银行护卫德国马克一样守护着宪法。
当宪法司法化之后，宪政就有了物质与法律的保障力量，德国的民主也被称为“战斗型民主”。这一概念是德国流亡政治学家卡尔·罗文斯坦在1938年提出的，当时的欧洲民主正被民粹主义侵蚀，为了捍卫民主需要在立法与司法上进行改革，禁止反民主的组织与言论，这种“不民主”的行动恰恰是为了捍卫民主。在德国，宪政秩序算是“移植”而来，需要不断培养宪政文化，法律精神、司法程序成为德国宪政秩序的创建与巩固提供了可能性。比如说，对历史的反思也进入司法范畴之中，否认大屠杀是必要被判刑的。历史反思或者悔过已经变成了法律议题。将历史记忆变成一种法律的程序，历史正义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程序，这既是德国人的历史态度，也是德国国家的重塑。
(当地时间2014年6月7日，法国拉康布，德国士兵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
是不是只有德国人在反思这场战争呢？若是如此，那欧洲还是无法摆脱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芥蒂，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仅仅是由德国人而引起的吗？反犹主义是欧洲流行的思潮，当德军入侵之后，助纣为虐的被侵略者也不在少数。诺曼底登陆可以说是欧洲战场的转折点，同时也是欧洲国家构建的转折点，法西斯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激进主义被倒入了垃圾堆，欧洲人的绝对主权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爱国主义情感也被批判与超越。爱国主义是一种群体性的情感，也是一种世俗的宗教，当然也是一种非理性的力量，战场上敌我双方都以爱国主义为自己的残酷行为辩解。只有将爱国主义的情感倒入宪政国家的笼子里面，才会避免因爱国而战的悲剧，德国人将宪政与爱国主义有机结合起来，而欧洲其他国家也进行了类似的反思。直到当下，任何倡导法西斯主义的政党都不会有政治前途，而极右翼的领导人会被其它国家的同僚冷落。历史反思在欧洲已经成为共识，爱国主义情感与战斗型宪政民主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已经形成。
德国人对认错并没有排斥感，当年参加诺曼底登陆的老兵们基本已经故去，但是时间的尘埃并没有抹掉欧洲与德国人的记忆，与之相伴的是，德国的“历史责任”依然被传递下来。德国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一个民主的政治认同以及真正的社会整合只有通过德国人承担集体责任方能获得。即便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负面过去，也能成为社会融合的力量之源。捍卫历史真相已经不仅仅是良知的问题，而是国家认同的重要环节，从上代传下来的并非“集体罪过”，而是一种在过去曾经主张罪行的文化背景与生活形态，若不彻底地清理，在罪恶的土壤中难以培育宪政之花。这也是德国人能够真诚认罪并承担起欧洲团结责任的根本原因所在。
战后德国的崛起之路依赖于欧洲，将欧洲视为自己的舞台，德国人的谦卑换来的是谅解，时至今日，德国是欧洲的柱石，不仅在经济方面如此，在外交更是如此。乌克兰危机以来，德国一直扮演着协调人的角色，借着诺曼底登陆纪念活动的契机，默克尔与普京也举行了会谈，法国人塔台德国人唱戏的模式更为明显。吊诡的是，当年是英美与苏联合力夹攻德国，而今天则是普京备受孤立，在关注大国政治的戏剧性转折的同时，德国人的成功更应该值得学习与借鉴。
默克尔的出席已经不被新闻界广泛关注，这本身就是德国人的胜利。欧洲人放下了二战的仇恨，也原谅了德国人，更重要的是默认了默克尔在欧洲外交与政治中“一姐”的地位。德国人通过战争没有获得的声望与荣耀，现在通过和平的方式牢牢握在手中。宪政让德国获得了重生，也让欧洲完成了历史性的大转型，德国大哲康德曾提出“民主和平论”，而德国的历史经验似乎更加印证了宪政和平论更加靠谱。
没有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的集体转向，诺曼底登陆的纪念日未必会像今天这样“跑题”，世人都将欧洲和平视为理所当然，诺曼底登陆纪念日的主要议题被置换成为乌克兰危机，以及欧美与俄罗斯之间的大博弈。
诺曼底登陆纪念日，映照出欧洲国家的成熟，也折射出世界各国在成长进程中道路有别，快慢不一。
(当地时间2014年6月6日，法国乌伊斯特勒昂宝剑海滩，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仪式，奥巴马擦眼泪。)
作者：孙兴杰，博士，专栏作者，游走于理论与历史之间，读书为文，传播常识消灭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