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在亚洲的进展，有时候的确令人叹为观止。它一再地刷新了人们对于许多传统观念的理解和掌握，同时加上了许多眼花缭乱的元素，使传统解读显得笨拙而过时。
泰国军事政变就属于这种癫狂现代性的一种表现。一方面，军方的确主导了此次政治格局的改变，软禁了前总理英拉，解散了过渡政府，接管了行政机构，军队上街。无论如何看，都是一次军事政变；但是，股市没有大跌，一枪未发，英拉主动向军方“报到”，连旅游业也有条不紊，甚至游客们还坐在军方的车辆里，各种摆POSE，感觉像一场军事题材的嘉年华，哪有军事政变那种血流五步、满城风雨、剑拔弩张的气氛？
兵不血刃的政变从来都是军事政变的最高境界。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军事政变都制造了无数的悲剧与悲情，尤其为文学和电影行业所热爱，例如阿根廷和巴基斯坦的军事政变，好莱坞不知道已经从中赚取了多少眼泪和美元。泰国军事政变如此喜感，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当地时间2014年5月24日，泰国曼谷，示威者集会抗议军方政变。泰国军方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军方发言人正式证实前总理英拉等人被控制，目前他们十分安全，被安置在有足够人身自由的地方。图片来源：CFP）
在我看来，这么奇葩的军事政变也就在现代的亚洲才能发生了。自1980年代以来，亚洲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变革，已经快速地进入了经济化时代，非军事化已经成为主流。以往军人政府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多数已经坍塌，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全都转入了平民政府时代。仅存的几个军国政府，都被周邻国家目为怪物，比如缅甸。
可是，军人退出政府并不意味着军人退出政治。尽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都已全然民主化，但是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国家与地区，却仅仅只是少数。军人虽然不再直接掌握政权，但是他们自身已经演化成为政治力量或者准政党，并且惯常性地成为左右和改变政局的力量。
泰国的军队就是一个典型的样板。自1990年代民选政府成立之后，泰国军方在国家政治权力中的作用就已经在退潮。不过，它一直维持着政治影响力，军方是一个独立的政治系统，并不因为某个政党的起伏而成为一个附属于政治的国家力量，而是凌驾于国家之上，旁观并且随时准备改变国家的方向。
一个健康国家的军队，从来就不是被某个政治势力和某种政治变动所左右，它只是一种国家的暴力机器，本身不具备任何的原动力或政治意识。虽然它并不依附或听命于某个政党，但却必须在政府或制度的控制之下。
泰国的政治力量元素众多，他信和英拉拥有着以中下层贫民为主的红衫军；而中产和精英阶层则拥有黄衫军；国王普密蓬代表着宗教与政治的巅峰，几乎行使着政教合一的权威，虽然隐蔽在君主立宪制的安排之中；军方是一个隐秘而狰狞的力量，随时等待着反啮民选政府；地方势力则各自偏安，却不能形成制度性合力，建立真正的联邦议会。
每种力量之中都有着利益的纠葛与对国家方向说一不二的政治冲动。他信和英拉直接诉诸下层平民，期待的是甩开精英阶层，重新从底层平地建起一个稳固的政治大厦；黄衫军本身毫无政治议题，但是却无法容忍红衫军对于利益格局的破坏；普密蓬的唯一责任与欲望，就是保证泰国王室的与天地偕老，以宗教的君权神授思维，在民众中放肆地建造崇拜；军方被迫退后，虽然不再愿意直接出面掌握政权，但是却也不愿老老实实地蜕化成为仅仅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机器。
因而，泰国的民主制就是一座浮沙之塔，看起来选举制、宪法、宪法法院、三权分立一应俱全，但事实上每种政治权利都有改变政治格局的能力和欲望。街头政治之所以屡奏奇功，就在于直接诉诸民众或人民的斗争，能够直抵这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根本软肋。
所谓的自由和民主制度，从来都是由一套根本性的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准则所共同构造而成。自由乃是公民自治的制度安排，每个民众都有充分的信息与权利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投奔或依靠某个政党，不过是个人政治利益与诉求的认同；民主就是一套协商方法，在各个个人、地方、组织、势力的利益之中寻找某种平衡或者契合与妥协；选举乃是对代言人的信托机制，委托其代表某个地方或团体的利益进行发言。于是平民与精英各安其位。代言人不符合期待的时候，便通过选举机制撤换，议会遂成为稳固国家的根本设施。
街头政治不是为了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或者格局，而是一种日常性的利益表达方式，或者对其代言人的施压，或者表达对一些机构力量的不满，其目的都是为了提升自身的政治发言权。所以我们看到西方国家永不落幕的示威游行大幕，一会儿是环保组织，一会儿是妓女团体，一会儿是工团，你方唱罢我登场，可是政府还是政府，国家还是国家。
亚洲的奇异民主恰在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从根本上并不相信妥协的安排，而是各自都拥有着对国家、政治与制度的议题（agenda），甚或是力量组合。这与亚洲国家民众的自我权力意识十分相似。整个东亚仍然弥漫着强大的平均主义欲望和仇富心理，坚信只有通过国家制度的全盘重置，才能够使贫富分化的现状得以解决。他信和红衫军逢选必胜的原因，就在于其直接诉诸平民力量的极左思维，能够最有效地调动民粹主义力量，运用最原始的力量左右国家局面。
在这一点上我们几乎不能不佩服韩国。这个国家从金大中时代开始，就完全地进入了市民化世界。从韩剧的兴盛中我们几乎可以体察到这个民族极其伟大的转变：辛迪莱拉式贫女进入豪门的程式化故事，恰恰一再地说明了民间对于巨富豪门的宽容接纳：唯有通过智慧、努力与运气，才能改变自身的命运。这是一种健康与正常的价值观。
反观其他亚洲国家的民主意识，民众都蠢蠢欲动地希望通过一次革命、政变、颠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几乎对所有的制度安排都心怀仇恨。他们诉诸清官、领袖、革命家，期望以全面的翻盘，进行利益的再分配，从中获得自己的一杯羹。这是懒惰与暴力的底层思维，不幸地恰巧与不安分的政客心有灵犀。
好了，这次军方真的出来了。一场嘉年华的狂欢演出了。那又怎样？他信的群众基础还在，黄衫军还是那么烦扰，国王还是那么稳坐泰山。你以为军方能怎样？不过是又一次的风水轮转。精英阶层进不了下层，下层没完没了地心怀叵测，军方再一次退回幕后，一切都不过等待温度湿度的契合，再来一遍万里河山一片红。
徒劳无功，虽然兵不血刃。
亚洲民主从来不乏激情，可是从来匮乏深谋远虑。亚洲民主制度的未来，且行且纷繁吧。
作者：连清川，专栏作家，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