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发生政变，正如许多分析家所指出的，是因为漫长的政治对立找不到妥协、了局的途径，而社会已付不起沉重的代价
如果说，国际社会尚有对5月22日泰国军事政变本身及过程感到惊讶的，那么泰国人早已见怪不怪了，这个东南亚国家80年来政变不断，迄今已是第19次了。
当然，时代不同了，政变也在与时俱进，一些熟知掌故者称，在上世纪60-80年代政变频发时，每逢政变，电台电视台就会反复播送爱国歌曲，随后便是军方声明，一些播音员因此潜移默化，形成了“政变播音腔”，以至于国民听见这种腔调，便知道政变发生。如今时过境迁，选举成了天然正确的政治模式，政变频率变得稀疏，上一次还是2006年底的事，当年谙熟“政变播音腔”的播音员们早已退休，爱国歌曲倒是照播不误，宵禁也是照旧（全国范围内，22时至次日凌晨5时宵禁），却与时俱进地增加了“网络宵禁”的新内容。
就过程而言，的确有些让人眼花缭乱：5月20日，泰国陆军司令巴育将军等宣布以“泰国军事维稳中心”取代政府系统的“维稳中心”，正式接管泰国所有军政权力，并实行戒严。5月22日，巴育在曼谷军人俱乐部召集政治对立各派头面人物开会，试图促成和解、共识，结束为期7个月的漫长政治危机，结果对立双方——亲他信的“红衫军”和反他信派示威者均表示不能接受，巴育提前离开会场，随即宣布政变开始。并短暂扣押与会代表。次日，泰国军方勒令对立派系多名政治领袖，包括他信派的前总理颂猜、看守政府总理尼瓦探隆和对立派的前总理阿披实等向军方报道，前总理英拉则下落不明。
之所以发生政变，正如许多分析家所指出的，是因为漫长的政治对立找不到妥协、了局的途径，而社会已付不起沉重的代价：漫长的政治对立已造成至少28人死亡，泰国经济命脉，包括旅游业和海外投资，都出现大滑坡，红衫军所代表的外省贫民，和反他信派所代表的曼谷精英、南部胶农，形成了谁也奈何不了谁的“恐怖政治平衡”，无论协商或选举，都难以打破这一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泰国人只能驾轻就熟地回到所谓“热启动模式”，即通过政变让一切从头开始。
政变后的泰国暂时中止了宪法，看守政府被解散，选举产生的下议院被停止活动，行使政府职权的，是由巴育任主席、三军司令和国家警察总长为副主席的“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这也同样是历次泰国政变的惯例。
泰国在近代政治演变中十分特殊：从未沦为殖民地；最初的近代化改革，是由王室推动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拉玛五世）；最初的改革派清一色的王室成员；成为君主立宪国家，靠的是军人政变（1932年），而王室同样是默许者。
由于当时的泰国对西方政治学一头雾水，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正是当时泰国唯一有机会接触外来文明的国王和王族，而他们的改革，又必然从最关乎国家兴亡的军队、军官团开始，这就造成了泰国政治的一个传统，即重大政治变革往往由国王主动发起，而军方则成为“热启动键”，且政变从不将目标对准国王——通俗地说，军方是泰国最坚定的保皇党。
正因如此，看似“一碗水端平”的军方，其实是有倾向性的。据消息人士称，军人俱乐部的会议上，军方提出三点建议：解散临时政府，成立新临时政府，对立两派立即停止示威。很显然，这三点建议更有利于反他信派，因为临时政府是亲他信的为泰党组成，而红衫军正酝酿发动大规模示威；政变发生后，尽管各派政治领袖都被军方控制，但被“停摆”的却只有民选的过渡政府和下院，非民选且充斥保皇派和反他信派的上院等机构则一切正常，尽管这是历届泰国军事政变的惯例，但同样离反他信派“暂停选举，成立非选举的‘人民委员会’接管政府”主张更接近。只不过素贴等反他信派所主张的“非民选政府”，应该由他们这些非军人反对派主持，而军方则索性自己接了过来。
问题是，“热启动”能解决什么？
如前所述，选举如今已成为“天然正确”，就算军方可以罔顾政治压力，但长期的军管，势必进一步导致外资、外国游客的恐慌和撤逃，令泰国经济雪上加霜，正因如此，接下来的事态发展恐仍只能“一切照旧”：或军方主动，或由年迈的国王出面，重新“一键切换”至下一次选举模式——而这样的选举，多半还会回到“他信派一选就赢”、然后问题照旧的政治死循环中去。
关键并不在他信，而在于“外省人”已不再甘心在政治上保持沉默，只要泰国政治版图依然“红、黄”泾渭分明，不论怎么“热启动”，都注定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作者：陶短房，知名专栏作家、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