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此轮政治动荡随着军方宣布政变并扣留包括前总理英拉在内的155名政界人士，又到了一个节点。而回溯历史，这样的政变对泰国这个早早就推行“一人一票”选举制的国家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
泰式民主中的怪象：军方政变频繁，反对派上街抵制“民主”
1、怪象一：面对政治动荡，泰国军方的政变已成“传统”，民众也对此习以为常
泰国来说，其深陷“政变-选举-再政变”的泥潭已经很久了。此次军事政变是1932年泰国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以来，泰国军方进行的20多次政变之一。而即便从上世纪80年代泰国结束军人政治恢复民主政治后算起，这个国家也先后发生了3次军事政变。
也许是因为来的太频繁，无论是泰国民众还是泰国经济都对“军事政变”产生了抗性。根据BBC的报道，此次政变后，在泰国并没有一般军事政变那种剑拔弩张的气氛：泰国股市收盘价只跌了1%，交通也像正常工作日一样拥堵。当地民众和游客还在与面带微笑的士兵合影。而且泰国的旅游业更是因为对政局动荡一直具有很强的免疫力，令该国拥有了“不粘锅”( Teflon Thailand)的绰号。
而伦敦的宏观经济研究公司更是认为，市场可能会欢迎泰国政变，因为这样就能减少泰国政局的不确定性。该公司专家马克认为，政变对泰国经济和金融市场来说应该是积极的。
2、怪象二：反对派民众上街抗议不是期望选举，而是希望“民主更少一点”
在当今世界，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为了获得民主而发生的动乱，比如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缅甸的藏红花革命(Saffron Revolution) 以及乌克兰的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
但在泰国，此次民众走上街头并不是为了获得选举权和更多的民主，相反，这些抗议者在曼谷地标民主纪念碑(Democracy Monument)下方的台子上，高声呼吁用“人民委员会”代替民选的泰国议会（人民委员会的成员将从各个行业挑选而来，不由选民选出），并由这个委员会它监督政治改革的进程。简单说，由于这些人支持的政治集团在2001年以来的大选中从未获胜，所以他们希望结束“一人一票”的选举，要求的是“更少的民主”，结束目前这种“多数人的独裁”。
评论作者陶短房对此评价到：示威者真正的目标不是把英拉赶下台，也不是破坏这一次选举，而是竭力改变现行选举制度，试图扭转他信派“怎么选都赢”的局面。
而与这样怪像形成更具讽刺意义的反差是——泰国是最早采用民主制度的亚洲国家之一，早在1897年，该国的女性和男性就获得了地方选举的投票权，甚至比美国颁布第十九修正案(19th Amendment)禁止投票权性别歧视的时间还早20多年。
总结来看，今天泰国政局可以说是充满了反讽。一个亿万富豪（他信和他的亲信们）被誉为穷人之王；而一个丑闻缠身的政客可以领导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且抗议者宣称他们要用封阻选举来拯救民主；而军队则通过政变这种“粗暴”的方式来缓和动荡。
造就这些民主怪象的基础是泰国“分裂”的现状
1、一方面，今天的泰国社会贫富悬殊，各阶层分化十分严重
根据《纽约时报》的描述，目前泰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两个”——由于少数城市富裕阶层与大多数农村贫困人口之间的隔阂与利益难以调整，贫富分化严重（泰国40%的人口占有接近80%的财富，基尼系数接近接近0.5），且各自认定“一套民主”。最终陷入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习惯”军事政变的奇怪循环。
2、另一方面，由于泰国底层的民粹思想已萌生，与其它阶层达成共识的阻力也变得更大
他信执政五年内，通过“30珠（约6至7元人民币）全面健康保障计划”、乡村社区基金计划、“一乡一产品”等战略的实施，让泰国农民收入增加60%，很多看不起病的人重获生命。而英拉也曾在竞选中承诺，执政后直接将每日最低工资由现阶段5美元至7美元提升为10美元，她也将继续推行他信推出的“30泰铢医疗政策”。
他信和他的亲信们正是靠着高额的福利获得了大量穷人的支持（他信和他亲信们在农村支持率高达70%），然而这些福利并非凭空而来。根据“彭博社”的分析，由于大量的补贴正消耗着政府的金库，债务驱动的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正走进泰国的平常百姓家，在蚕食中产和富裕阶级财富的同时，也增加了经济面临的风险。
不过福利的闸门一旦放开，就覆水难收了。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鲍尔(Ernest Bower)警告称，近年来他信和他的民粹思想已使泰国发生了转变。他说，通过给予农村贫困人口话语权，泰国已不再像以前一样，政治事务可以通过各派系之间讨价还价加以解决了。他说，他信虽然让一些人过得更好了，但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使得不同政党为了讨好自己的支持者而不得不许诺更为激进的政策。而由于“穷人多，选票多，力量大”的现实难被撼动，城市的中产阶级支持的政党无法获胜，从而只能任由自己的利益被触及。这也就造成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成为了抵制民主选举促成政变的主力，而相反来自农村地区的未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则正在支持选举民主”的怪像。
实际上泰式民主这种僵局不是孤例，已成“世界民主病”
1、多数和少数派都不愿妥协，“民主僵局”已经蔓延全球
《纽约时报》这样总结泰国的动荡：抗议活动是一种典型的权力斗争，一方是占主导地位的多数派，另一方则是因意见被人漠视而倍感失望的少数派。《华尔街日报》的社评则认为：面对几乎肯定的参选必败前景，反对派不愿妥协，决定通过使国家变得无法治理来夺权上台。这种行为正是“不忠诚反对派”（disloyal opposition）的标准定义。
而出现这种“不忠诚反对派”的国家和地区也不仅仅是泰国——如今，参与选举的各方变得不妥协不合作，将政治付诸于不理智的行为或者街头的地方越来越多。比如希腊、乌克兰，甚至反服贸的中国台湾。根据“自由之家”机构的评估，在1980到2000年间未见太多挫折的民主事业自2000年开始处处受挫。而更残酷的是，民主制度面临的问题远比这些数据展现的深刻得多。
2、造成这种“民主僵局”现象的原因有民主本身的弊病
人们总会对民主信心倍增，很快却又会失望。正如二十多年前，泰国人走上街头要求选举民主的回归，但现在他们似乎回到了起点：人们又走上街头，却说不想接受他们在1992年所奋力要求的民主。
民主的确有天然的缺陷，民主政府已习惯于巨额结构赤字，政党借款满足选民眼前的需求，却忽视长期的积累投资。法国和意大利政府已有30多年未能平衡预算。金融危机毫不留情地揭露出这种靠债务融资的民主是无法长久的。和发达国家一样，新兴民主国家同样过分关注短期支出而非长期投资。巴西允许公务员在53岁退休，却没怎么花功夫建立现代化机场系统。印度出钱拉拢了许多利益团体，却疏于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而泰国则将大把的补贴和福利送给了农民。
而抗拒这些“缺陷”的少部分人，则只能沦为“多数人”选票下的牺牲品，他们意见往往很难收到重视。
3、此外，全球化和新技术的涌现，也放大了民主的缺陷
一方面，全球化加剧了贫富差距，使得财富更加集中。各个阶层的阶层固化更为严重，这就在客观上使得各阶层的利益产生矛盾、妥协的公约数越变越小。比如穷人会更抗拒全球化，不希望失去工作机会和稀释现有的生活品质，而富人则乐于在全球化中寻找更多的机会，希望政策更加开放。
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使得反对者的声音能够被放大。互联网组织活动更加简单：现在，人们每周都可以参与真实的电视投票，点点鼠标就可以支持请愿，让几年一度选举的议会民主制看上去越来越落后于时代。人们更倾向于“现在就改变”，而不是漫长的等待。
与此同时，娱乐产业的空前发达也让人们越来越爱通过荒唐的玩笑表示抗议。2010年，冰岛的“最棒党”(the Best Party) 承诺将“正大光明地腐败”，却赢得了足够的选票，得以在雷克雅未克市议会联合执政。2013年，四分之一的意大利人投票给了一个由喜剧演员贝佩·格里洛创建的政党。如果民众对他们的政府要求不多，那么以上这些对政治的冷嘲热讽或许没有关系，但民众的要求在持续增长。这便好似一种危险且不稳定的混合物：一边依赖政府，但同时又蔑视它。这种依赖需要政府扩张过度、负担过重；而对它的蔑视又剥夺了它进一步扩张的合法性，从而因此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民主弊病”。(本段部分内容参考自《经济学人》文章《从泰国到乌克兰，民主怎么了》)
面对席卷全球的“民主病”，泰国民主没有机会了吗
“没有什么事能比获得自由更加美妙，也没有什么事能比学会运用自由更加困难。”亚历西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这样描述到。从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现实的确如他所说。即便在法治健全且公民民主素养相对较高的社会，也不乏“民主病”产生。《卫报》在不久前还发表了一篇令人有些悲观的文章，专门探讨“泰国的动乱是否象征了全球民主化的失败？”这些现象让人有一个疑问，对于泰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民主就这没有机会了吗？
事实并非如此，面对“民粹”盛行等等“民主病”，不少国家已经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式：为了防止过度福利和周期性政策，瑞典政府就曾承诺在一个经济周期内平衡财政预算，他们援引“日落条款”(指的是法律或合约中订定部份或全部条文的终止生效日期)，迫使政治家们在一定期限内（比如每十年）更新一次法律。他们还可以请无党派委员会提出长期改革方案。瑞典就因此成功地将其濒临崩溃的退休金制度挽救回来。美国一些地区也已开始通过多种途径维护民主:在过去，加州的民主体制允许公民投票产生彼此冲突甚至有违常理的政策，比如说增加政府支出和降低税收。然而在过去五年里，加州进行了一些系列改革，该州设立了一个“长期规划”委员会来制约公投议案中的短期行为，并且删除一些有违常理的政策，限制竞选者不切实际的承诺。由此，加州实现了预算平衡，这项成就甚至被该州参议院领袖达雷尔·斯坦伯格称为“几近超现实主义”。在不那么发达的智利，也有成功的案例。他们采取类似瑞典的措施，在面对铜市场价格的波动和民粹主义的施压时，适时地消费盈余，也成功解决了该国面临的困境。
要想让民主在泰国蓬勃发展，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让泰国政治更加包容，既能容纳大胆的底层民众，也能容纳警觉的精英阶层。就像一位著名的政治学者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的，多数派的统治必须更多地照顾少数派的关切，法庭必须不偏不倚。
来源：腾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