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年前的今天，即1794年5月8日，安托万－洛朗·拉瓦锡被法国革命政府推上断头台，年仅51岁。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指他曾请求法庭宽限几天再执行死刑，以便整理其化学实验结果，还有人为他求情，却都遭到粗暴拒绝，革命法庭副庭长科芬纳尔的回应是“共和国不需要学者”。当然，学界还有一种声音，认为“共和国不需要学者”这句话纯属捏造。但不管怎样，这位18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现代化学之父，就这样身首异处。
拉瓦锡出身贵族家庭，拥有巨额财产，本可养尊处优，或者如家人所希望的那样，在取得法律学学士学位和律师证书后执业。但他却热爱科学，24岁时便成为了法国皇家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他的《燃烧概论》系统阐述了燃烧的氧化学说，使得化学与传统的炼金术就此区别开来，步入科学领域，开创了定量化学时代。他还提出了元素说，他的《化学概要》是化学的奠基性著作。
在法国大革命中，他未能独善其身，一来与革命的极左倾向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的经历有关。他出身富贵，但因为他在化学研究上从不吝惜，耗资巨大，为了维持开支，他选择了当包税人，以50万法郎投资了路易十六直接管辖的税务机构。当时的法国法律规定，如果包税人所收税款在交给国王后还有剩余，可自行支配，因此包税人往往腰缠万贯，同时也被市民所仇视。拉瓦锡将多余税款大多用于购买仪器，同时也做过许多公益事业，比如在自己的农场里进行实验，希望增加农产品的产量以减低高税收的影响，同时还修筑城墙防止走私。但在革命群众眼中，他们只看重“包税人”这个万恶的身份。
拉瓦锡的命运总能让我想起几十年前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一度欢欣，却一次次遭遇打击，比如院系调整，比如取消社会学，比如反右，比如“文革”……有些人被打死，有些人选择自杀，还有一些人选择苟活，但不再有任何学术成果。
在那个年代里，人们似乎也不需要学者，甚至还提出了“臭老九”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并流毒至今。
（《悲惨世界》剧照）
我第一次知道“法国大革命”，还是小学二年级时。那套六册本的《世界五千年》，如今已残旧不堪，不过还保留在我的书架上。在书中，法国大革命风起云涌，反动阶级仓皇而逃，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不过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马拉之死，它独立成篇，还有女杀手元素，让年纪尚幼的我很感兴趣——后来我才知道，凶手只是一个普通年轻女子。
马拉，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之一，备受革命群众拥戴。他因为患有皮肤病，只能泡在浴缸里减缓痛苦。出身没落贵族家庭、在修道院长大的夏洛特坐着马车来到巴黎，事先写下了遗书，还买了一柄餐刀，然后来到马拉的寓所，向他“举报反革命”。马拉将这些名字一一记下，表示会尽快将他们送上断头台，夏洛特却拔出餐刀，将之杀死。然后，她静静坐在原地，等待被捕，在被捕过程中，她遭到了殴打和凌辱，胸衣被撕烂。后来，她被判死刑，从容赴死。在那之后的漫长历史中，马拉仍然是“革命先驱”，而夏洛特则成了冷血杀手，甚至女间谍。
马拉死去时，拉瓦锡尚在人间。但很多人都说，拉瓦锡之死与马拉脱不开干系。
马拉也曾热衷科学，1779年，他曾在法国皇家科学院进行过光学实验，还写出《火焰论》，认为火是物体所含的火焰粒子。这一观点被拉瓦锡猛烈抨击，认为不值一提，二人就此结怨。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际，已经成为民众领袖的马拉在《人民之友》杂志上写了大量文章，煽动左派以及民众，要打倒贵族集团。在他笔下，担任税务官的拉瓦锡就是十恶不赦的贵族，还提出要“埋葬这个人民公敌的伪学者”。他指责拉瓦锡为防止走私而修筑的城墙污染空气，同时还向烟草上洒水加重，以增加税收。
马拉的原文深得“阶级斗争”之精髓，但凡老一辈国人，读之必觉眼熟，他是这样写的：“法兰西公民们，我向你们揭露大骗子拉瓦锡先生，土地掠夺者的儿子，化学学徒，股票跑腿，收税员，火药会长，银行头子，皇帝的书记，法国院士，瓦维叶的密友，巴黎食品委员会的渎职官，当代最大的阴谋家。这个年进40000磅的绅士为了收税，竟然耗用我们贫苦人民三千三百万银两修建城墙，把巴黎变成空气不通的牢城。他在7月12日和13日的夜晚，把国家火药库搬进了巴士底狱。他还要使用恶毒的伎俩妄图进入巴黎市管会！”
其实，马拉指控拉瓦锡的两项罪名都非常荒唐，“城墙使得空气不流通”毫无逻辑可言，至于烟草上洒水，拉瓦锡的本意是为了防止干燥，而且称重都是在洒水前完成。可惜的是，巴黎市民选择了相信谣言。在马拉死后，拉瓦锡的命运并未扭转，处境反而越来越糟，尽管他曾积极投身新政府的各项改革，设计了城市照明，在火药制造和矿业开采上建树良多，还主持了度量衡的改革，确立了“克”和“米”这两个计量单位。讽刺的是，他被捕时的一项罪名，就是“在人民的烟草中加水”。最终，他被推上断头台。
（拉瓦锡被送上断头台）
这样的恩怨，你可觉得眼熟？比如曾经被举国批判、批判文字多达八大本的胡适？
法国大革命的“怪异走势”，一直被学界所关注。法国是启蒙运动的中心，革命原本有着长期的理论铺垫，有着崇高的理念，革命领导者也并非毫无见识的莽夫，但一切到后来却变得血腥恐怖。各种派系轮番登场，又轮番下台，不管登场或是下台，总是伴随着杀戮。君主立宪派的下台，伴随着路易十六被处死，吉伦特派的下台，伴随着雅各宾派的疯狂屠杀……最初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最终走入了一个怪圈。
对于鼓吹极端暴力和毫无原则的“非暴力”，我都持有警惕性，认为这两种极端实则是一丘之貉，均出于私欲。从历史来看，革命很难避开暴力，区别无非是多与少，也正因此，天鹅绒革命就显得极为可贵。但如果合理暴力变成了滥杀，自己制定的宪法也在斗争中被弃之一旁，其中的过程就需要审视。
路易十六并不算一个暴君，甚至恰恰相反。在大革命爆发后，他并没有调动军队镇压，而是配合新政府推动各种改革。但时人认为，不杀路易十六，革命就不会成功。最终，他被推上了断头台。他说：“我虽然无罪而死，但是我原谅这一切。我希望我的血不会引起上帝的愤怒，希望我的血可以造福法兰西。”他被处刑后，市民们一拥而上，以自己的衣服去沾染他的鲜血。原来，人血馒头并不仅仅出现在中国。
有人说，路易十六的生命被拿来祭革命之旗，是革命群众必须要看到的结果，可王后玛丽·安托奈特呢？这个同样被斩首的佳人，让许多人开始反思过火的暴力。有人称她听闻人民吃不上面包时，轻飘飘说了一句“那干嘛不吃蛋糕”，可那早就被确认为谣言。茨威格就曾写过《玛丽·安托奈特——一个普通人的肖像》，认为“她仍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而已，却因为负担了某种自己从未负担的东西而死”。
还有吉伦特派的真正核心罗兰夫人，这位高贵美丽的女子未曾担任任何公职，但却左右了吉伦特派的各种改革政策。在温和的吉伦特派当政的短暂时间里，她光芒四射。当革命陷入疯狂时，当雅各宾派为了权力举起屠刀时，她没有逃脱。面对喧嚣的等待人血馒头的民众，她说出了那句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雅各宾派的领袖人物丹东，曾纵容自卫军和巴黎市民冲进巴黎各监狱，无甄别地杀死了一千多名在押犯人。但后来，他也对恐怖杀戮产生了恐惧，希望停止这一切，结果被自己的亲密战友罗伯斯庇尔逮捕，几天后就被推上断头台，身首异处。
还有马拉，他曾提出过大屠杀，最开始的数字是5万人，后来增加到10万、20万，最后开出了一个古怪的数字——27.3万。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多年以后的中国也以这种方式划定右派比例。
至于罗伯斯庇尔，他更是前后矛盾的代表。如果仅仅在理论领域来看，他甚至堪称伟大。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对人权涉猎极多，推崇人道主义，还提出了绝对的出版自由，他甚至还提出了废除死刑，认为死刑并不能有效防止或减少犯罪的发生，这些在当时的思想界无疑闪耀着光辉。他认为，即使对最残酷的敌人，对最反人道事业的人，也要予以人道的对待。他曾在演讲中表示，如果有一天，他看到他最残酷的敌人、最反人道事业的人成为偏见的受害者而有被处死的危险，而如果他能把他从死亡中挽救出来，那将是其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可是，在他上台当权后，他的行为与思想并不一致。在对路易十六的处置问题上，他坚决要求死刑。在雅各宾派当政期间，他又表示“谁不动用对残酷敌人进行惩罚的利剑，谁就是罪犯”，进而提出革命法庭中仅有一种罪名，即叛国罪，仅有一种刑罚，即死刑。对路易十六的审判是一个标志，罗伯斯庇尔的人权思维瞬间转化为政治思维，宣称暴君不受法律保护，并以政治审判代替法庭审判。也正因此，国家权力开始打着“人民利益”的旗号践踏人权。至于对吉伦特派的屠杀，更是残酷的政治清洗。
极左的雅各宾派当政期间，各种政策与后来的苏联肃反极为相似。比如1793年9月通过的《嫌疑犯律》，对疑犯的界定中有“未经常表现其热爱革命者”这一条，这让我想起了“文革”，不表忠心、不早请示晚汇报，都可能会成为挨批斗的罪名。何况，这种“热爱”并没有真正的标准，说你热爱你就热爱，说你反动你就反动，这只能沦为铲除异己的武器。
在罗伯斯庇尔的话语体系中，“人权”与“人民”只是当政前的常用词，后来，他最常用的词变成了“野心家”、“阴谋家”、“保皇党徒”、“反革命”……非黑即白、非左即右，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种思维已不再是革命，而是权力斗争。
当你将宪法弃之一旁时，你自己也会成为不受保护的人，罗伯斯庇尔验证了这条真理。最终，他也被剥夺了人权，死于断头台。他在个人品格上几乎无可挑剔，生活清心寡欲，痛恨腐败，始终坚持革命理想，但却用了最极端的方式，而不是他早年提倡的方式。
据载，在雅各宾专政时期，有近四万人死于恐怖统治，拉瓦锡只是其中一个。被捕者不能辩护，不能请律师，革命前期提倡的人权，此时荡然无存。在大革命中死亡的四十万人里，大多数其实只是平民，贵族仅占10%，何况，大多数贵族也罪不至死。
这段历史让许多人反思，却也让很多人“借鉴”，马克思就曾表示，如果一个党派在革命进程中不够坚定，或者执行力不够，就会“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
相比之下，伯克的观点在西方世界里更具代表性。他认为“法国革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事件中最今人震惊的事”，他当然想不到还有更加让人震惊的事情发生在他看不到的年代里。在他的观点中，最让我有所触动的是他认为法国革命者抛弃了传统，以摧毁一切的态度革命，最终导致新一轮暴政。他也认为，革命者将民主置于自由之上，本身就是一种极端化倾向。
托克维尔的观点则比伯克更为深入，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深刻揭示了革命何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认为追求自由的意义远大于追求平等，如果平等高于自由，那就会形成“民主的专制”。
我不否认法国大革命的意义，但在拉瓦锡乃至其他人的死亡中，我只看到了铲除异己和政治屠杀。这种悲剧，在此后不断上演。也许，它比革命本身更值得审视、思考。
密特朗曾说：“法国大革命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是一个混合物。它既鼓舞人心，又令人难以接受。在大革命中，希望与恐怖交织，暴力与博爱杂陈。”这是法国人的反思，我们呢？
—————————
注：安托万·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1743年8月26日－1794年5月8日，是一位著名法国化学家、生物学家及法国贵族，后世尊称拉瓦锡为近代化学之父。
他给出了氧与氢的命名，并且预测了硅的存在。他帮助建立了公制。拉瓦锡提出了“元素”的定义，按照这定义，于1789年发表第一个现代化学元素列表，列出33种元素，其中包括光与热和一些当时被认为是元素的化合物。
由于拉瓦锡当任税务官职务，最终不幸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斩首。
作者：叶克飞，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