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日本政府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之后，中日关系便陷入了历史性低谷，日本知名财经杂志《钻石周刊》在新年特刊中如是描述2013年的中日关系：“与以往关系恶化情形不同的是，2013年的中日关系恶化到了哪怕发生军事冲突都不奇怪的程度。”
中日关系目前仍看不到明显的改善迹象，对于持续恶化而难以缓解背后的根源，中国国内分析较多，但大多站在中方立场而较少关注日方视角。那么，日本方面的舆论是如何解读的呢？
毫无疑问，中日关系恶化的根源起于钓鱼岛。但中日双方对其根源的追溯存在很大差异。中方追溯至2012年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日本则将源头追溯到了2010年、甚至是更早之前的2008年。不同的时间跨度，造成中日双方对究竟是谁破坏了稳定现状的认知大不相同。
在中方看来，2012年日本政府所谓的“钓鱼岛国有化”是造成中日领土搁置争议现状被打破的根源。中国外交部曾多次谴责：“日本方面非法购买钓鱼岛对中日关系的严重破坏性影响已在逐渐显现，有关责任完全在日方。”
日本的许多主流分析则认为，试图并正在凭借硬实力改变现状的恰恰是中方。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就提出：“在中方的报道里面，有较多日本很好战的内容。但是，从日方的角度来说，更像是中国试图依靠实际力量来改变现状。”换句话说，在日方看来，日本国内的“购岛运动”，以及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只是结果而非原因，背后真正的原因是实力渐增的中国，近些年在东海（钓鱼岛等）地区试图依靠硬实力改变现状，日本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只是对中方动向的强烈反弹。
这样的看法在日本媒体、学者及政府人士圈子内具有较为普遍的共识。东京大学亚洲政治外交研究专家川岛真在日本知名杂志《中央公论》（2014年4月号）上就刊文认为，“日本国内‘钓鱼岛必须购入以加强防卫’的舆论之所以增强，2010年的撞船事故是一个重要契机，但并非决定性因素，更值得重视的是2008年12月8日中国海监46号、51号侵入钓鱼岛海域约9个小时……这一举动让日本十分震惊……”
川岛真进一步分析认为，“中国此前只是对钓鱼岛被日本实效支配的现状不满，但从2008年起开始采取实际行动试图改变。中国逐渐抛弃为保证经济发展而采取的国际协调路线，转向重视主权和安保的强硬路线，这也是2009年后对外态度越发强硬的根源。这一外交政策转换，给中日关系造成了巨大的伤痕。”
中日外交问题专家、早稻田大学教授天儿慧2014年2月5日在日本经团联演讲时也阐述了相似见解，“中国从2009年起，开始逐渐放弃‘韬光养晦’的谨慎外交路线，转向重视权威的强硬大国主义外交，这是中国持续增强军力的大背景。而2010年的钓鱼岛撞船事件、以及2012年钓鱼岛‘国有化’之后的激烈反日，均是中国外交路线转换的象征性事件，这也造成日本国内警惕‘中国威胁’的舆论升温。”
此外，早稻田大学教授刘杰也在《外交》杂志上刊文，将新中国建国后的外交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49年建国至1979年中美建交……（略）。第二个时期是从1979年中美建交至2010年前后，这一时期中国为了确保经济发展采取了维护和平稳定国际环境的外交政策……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八字方针，谨慎地处理与发达国家及周边国家的关系，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但这一持续了30年的外交路线在走向终结，中国正转向主张并争取‘核心利益’的积极外交，中国外交正进入‘建国后的第三个时期’。”
日本外务省原外交官浅井基文2014年2月3日撰文认为，“日本兴起对华批判的直接契机是2010年的撞船事件……（略）。这让对荒废中日关系虎视眈眈的时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得到了机会，于是提出所谓购岛，而本意是想收拾事态的野田佳彦政府却采取了强行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应对，将中日关系逼入了最坏的局面。”
另一方面，日本也有很多意见分析认为，中日对立难以缓解且不断加深，也与日本国内以安倍为首的保守势力上台后，对中国外交也趋向强硬密不可分。
打着“摆脱战后体制”旗号的安倍在上台后，虽然反复重申“中日关系是最重要的两国关系之一，个别问题不应影响全局，双方应回到‘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日本始终对中国敞开对话大门”，但正如中日新闻社原论说委员、名古屋大学特任教授川村范行在2014年2月发表的《关于钓鱼岛领有权问题与中日关系结构性变化的考察》论文中所言，“日本对华姿态也在经历大转换。”
川村范行教授在论文中分析道：“中日建交之后的40年间，日本历代政权大致沿袭了对华协调外交路线，但如今已转向对华牵制外交。2012年12月，自民党重新成为执政党，建立起来的鹰派政权以中日钓鱼岛领有权冲突为契机，实现了外交路线的转换。……中国为对抗日本的实效支配，正通过增强军力来谋求实现海空军对钓鱼岛巡航的常态化，安倍则采取了在包括钓鱼岛在内的西南诸岛加强防卫等措施应对。……安倍政府发布的《平成25年版防卫白皮书》开头即强调‘中国威胁’，认为‘中国正基于不符合既定国际法秩序的主张，寻求通过高压手段改变现状，其中不乏难免招致不测事态的危险行动’。随后发布的《防卫计划大纲》用更为严厉的表达将中国视为‘我国安全的重大威胁’……”
日本政策智库PHP综合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金子将史也在给安倍内阁的政策建言书中分析道：“随着中国的崛起，中日关系的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迄今为止支撑中日关系的各种前提都需要重新检讨……（略）。日本国内环境也在发生重大变化，自民党一党独大的体制出现动摇，长期主导中日关系方向的‘经世会’（注：自民党派系之一）正在式微。……国民感情也已经很难再出现此前那种质朴友好的局面，中国的‘爱国教育’让围绕着靖国神社、钓鱼岛的舆论被政治利用来对抗日本，日本国内围绕着领土争议、食品安全等问题对华负面认知的国民感情也越来越强。这种互相憎恶的感情在互联网时代通过网络被过度地渲染传播，结果导致双方民族主义情绪增强，两国执政者都不得不采取强硬外交姿态的国内民意压力加大。”
日本方面甚至有意见认为，安倍晋三虽然声称始终敞开同华对话的大门，但内心并无真正改善中日关系的意向，凝聚在安倍周围的许多智囊悲观地认为中国在艰难的改革中发生混乱的可能性增大，与中国维持适度紧张，迫使日本企业更加警惕“中国风险”、加速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符合安倍政府的整体政治、经济战略考虑。
简言之，日本方面的舆论总体上倾向认为，中国作为地区新兴大国正在凭借不断增强的实力试图改变现状，中日双方外交姿态都趋向强硬，以至陷入了“硬碰硬”困局。而且，目前的冲突涉及核心利益，让步余地很小，加上受到国内外环境及诸多因素考虑的影响，中日领导层对改善关系的诚意和行动都存在不足，这才是中日关系持续恶化的根源。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任饮冰，旅日作家，在日本生活多年，朝未受命但夕常饮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