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签署一项联邦法案，将联邦政府向政党活动的拨款，每年1800万美元，转向儿童癌症研究。法案以一个十岁女孩的名字命名：嘉布里勒·米勒。
嘉布里勒与我们共同存在这个世界，不过十年。9岁时，医生发现她脑袋里有一个核桃大小的恶性肿瘤。此后11个月，她从一个普通病患，变成儿童癌症基金筹集人，筹得资金不仅用于自己，还分担了其他36个癌症儿童的医疗。她的奔走疾呼，最终改变了美国政党资金的流向。
嘉布里勒留下的影像中，深深打动我的，是她站在街头，对着麦克风讲演。开场白通常是这样的：我叫嘉布里勒，十岁，我患上了脑癌。细嫩的头发随风飞舞，稚嫩的声音清澈嘹亮。
嘉布里勒的行动非常简单：大声说，直到所有人听见。生前最后一次电视采访中，她批评政客们“只会吹牛，但我们要行动”！她甚至用了一个需要被电视频道消音的骂人词，自己笑了场。
那些政客，那些拉票时总要抱抱婴儿摸摸小孩脑袋的政客，终于听到，并感到羞愧。嘉布里勒家乡、弗吉尼亚州州长艾瑞克·坎托把小女孩的心愿带到国会，获得两党一致通过。民主党议员彼得·威尔切说：“两党罕见地放下战斧，各退一步，同意为慢性病研究注入资金，都因为这个小女孩的努力和启迪。”
嘉布里勒的故事中，父母并非主导。父亲仅仅帮女儿开通社交网站，注册名为“打扁核桃”的基金——嘉布里勒呼吁人们跟她一起用平底锅、木槌等等敲打核桃，表达“控制脑瘤不再长大”。妈妈说，嘉布里勒自己列了个愿望清单：基金持续发展、为儿童癌症研究更多鼓与呼、让白宫参与。
像这样“感动美国”的故事，嘉布里勒绝不是第一个。她曾为非政府组织“许愿”筹款，这个组织的建立，也是缘起一个患癌男孩的梦想。这些孩子是否天生与众不同？还是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了个人改天换地的勇气和信念？连小孩都可以大声说：让白宫听见。
有天看新闻，同事突然对我说，真的不觉得言论自由有什么好，太乱了太吵了。她是对的。当我们讨论民主、自由，这些“大的词语”，常常陷入理论的缺陷，现实的尴尬。飞速变化的世界众声喧哗，什么是最好的制度，最好的管治，似乎谁都没有正确答案。但是，放下论战看细微处，不同土壤中孕育的个体身上，看似细枝末节的差异，却在性命攸关处异彩纷呈。
言论自由养育的习惯，谁都敢站在街头大声疾呼。每天，我在微博上收到无数令人心酸的求助：我的孩子得了白血病，我的孩子走失……好的是，微博慢慢有了认证功能，验证案例真实的话，帮助推广呼吁捐款。但是泪眼汪汪的个案，更加期待汇流成溪的改变。
美国女孩嘉布里勒的故事，首先是让我们看到，社会制度存在盲点，政府不可能承担所有责任，提供所有帮助。所以，更需要个体推动改变。
在中国，乃至东亚，人们共享沉默的文化。1999年12月韩国一架货机发生空难，原因竟是因为副驾驶不敢指出机长操作错误，眼睁睁在不到一分钟时间内机毁人亡。有次在香港坐过境大巴，司机一边行驶在高速路上，一边用手机跟朋友聊天。满满一车人，竟沉默着。我大声叫司机“别讲电话”，司机马上感到不好意思，立刻挂断。出声，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难。
嘉布里勒能够实现改变，不是没有政治因素左右。实际上，奥巴马签字的前一天，美国最高法院决定取消个人向政党候选人捐款的整体上限。而共和、民主两党顺水把政府拨款推向儿童癌症研究，结果会如他们所愿，可以更加无节制地接收金主捐款。也可以说，政客们借“嘉布里勒”之名，美化推走联邦政府补贴的小动作。
然而博弈就是如此。对于十岁的嘉布里勒来说，她稚嫩的声音、天然的笑声，令政客抱愧，引起社会对儿童癌症的关注。她没能挽救自己的生命，但获得注资的儿童基金，可能救治无数其他孩子。
一个曾经直立，曾经疾呼的生命，便有了死亡无法夺走的骄傲。而自尊自立的个体，才有可能推动变革。
作者：周轶君，资深战地记者，长期从事中东及国际热点地区报道。现任凤凰卫视时事观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