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从美国判例看占领行动的法律定位》），谈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和“行政院”，借鉴美国判例谈到了对于游行示威中一些具体行动的判例，结果遭致不少怀疑。
剥离开具体的占领行为，对于集会、言论和示威过程中的不同做法，可以抽象为依据法律的、消极抵抗法律的、积极触犯法律的三种，法律不对三种行为做任何道德判断，而是对于不同行为的具体后果该如何承担，保护言论与集会自由，以及保护被触犯的权利之间寻找平衡做努力。
但是，有评论大声质问，有本事你找一个美国人占领国会山的案例出来。虽然这个问题没有对文章的观点逻辑构成实质质问，但我还真见过占领国会山的事情。正因为见过，所以反思占领行为，我认为要承担首要责任的不是学生，而是立法者、行政部门。
回到2007年，所有愤怒的炮火都倾斜到了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身上。在世界各地的左翼集会上，丑化或者侮辱小布什的行动、海报、演讲、表演等等，属于重头戏，而且比重一定能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无论是战争、饥荒还是气候变化，世界所有罪恶就是小布什直接或者间接造成。理解了这个大背景，也挺好理解为什么奥巴马一当选总统竟然就能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以上是大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有了小布什及伊拉克战争这两个巨大无比的靶子，左翼力量也有了相当民意基础，和创意无限的活动素材，从而引发继马丁·路德·金发表“I have a dream”演说之后，华盛顿特区所发生过的最大集会。集会的主题是反战，在伊拉克战争发动以后，美国已经牺牲了大约3800名士兵，而预估有15万至60万伊拉克人在这个期间的冲突动荡中丧生。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落幕起，反战运动就在不断地活动着。而反战的大爆发，终于在2007年9月密集出现了。
2007年9月15日，是“Veterans for Peace” 和“The Answer Coalition”两家组织共同发起的第一次大游行。按照集会申请，人群将从白宫游行到国会山。而组织者为了放大活动的效果，发起了一系列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公开招募志愿者参与，包括组织志愿者在抵达国会山后实施Die-in的抗争手法，围绕华盛顿第一街头的和平纪念碑附近躺在街头，模拟尸体象征那些伊拉克战争中逝去的生命——组织者特别声明的是，这部分是违法的，没有报名志愿者的人可以继续参加其他的合发抗议活动。
活动当天，当一群老一代嬉皮士们和青年的社会活动家游行到了国会山附近，现场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组织者的想象。沿着划定的集会场所，华盛顿布置了重量的警力在外围，保护国会山。但是激动人心的人们，为了推动“世界和平”，已忘掉了集会申请的范围，飞蛾扑火一样的向警察的警戒线冲过去。小布什这个“十恶不赦”的领袖，以及那些代表了美国正在对人民作恶的议员们，就在眼前，就在咫尺之外的国会山里，就在警察的警戒线之后。
不得不佩服的是，华盛顿警察确实太过训练有素，不管是日常维护秩序，还是在这种紧急关头严格控制集会现场的边界。事后统计，有超过190名示威者在冲击警戒线的过程中被捕。很可惜，如果他们冲过了这道防线，占领国会山的荣耀就属于他们。
（资料图：2007年9月15日，一个身穿骷髅服装的示威人士，展示国旗和3780的数字牌，3780为伊拉克战争美军阵亡将士人数；中新社发 邱江波 摄）
而9月15日的这场集会结束之后，美国社会的左派阵营对于效果很不满意。为此，他们又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第二次紧急行动号召，要求9月29日，全美国的无产阶级们，再次回到华盛顿去，再次为了反战而斗争。
人群又一次聚集到了华盛顿特区的大草坪上。这次活动更为盛大，除了大游行，还在正对着国会的广场上竖起了主舞台，架起了高音大喇叭。相比于9月15日活动组织还有主流政治家参与，这次的活动更为草根，汇聚了来自美国各地的草根行动者。还有老嬉皮士为了响应号召，带着两个女儿从俄亥俄州一路骑车过来。他的女儿，一个七岁，另一个更小，最小的女孩眼睛直勾勾看着我手里的可口可乐，迫使我很不好意思地送给她，看她开心地痛饮，估计是渴坏了。
而国会山的警察，对这次集会的警戒程度明显增高。不仅头顶直升机盘旋，还有武装到牙齿的防暴警察，紧张站在了集会的警戒线前。
颇为有趣的是，这次的活动组织者，用高音大喇叭和平完成行为艺术后，并没有对警戒线进行冲击。孙子兵法有一招很好用，叫做声东击西。另外一波年轻行动者们，在警方的戒备之下，神不知鬼不觉在宪法大道和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一些路段上宣布了占领，包括占领了游行路线之外的路段，整个阻断了核心地区的交通要道。
对这一招，警方第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但在发现这一情况后，警方做出了更加干脆的决定，在行动者们堵塞路段的街区两头设置警戒，将这些占领者们包围起来。那些参加占领街道行动的年轻人，岁数就是高三到大二的这个样子，他们表情严肃，三三两两的以防警察冲击的姿势紧紧围在一起，一动不动。而警方也同样在外围观望，一动不动监视着里面人群的一举一动。我在附近接近一个小时的游荡观察里，双方就这样默默对峙着。
事后了解到，这个占领街道的行动，成功的持续了超过4个小时，直到深夜才结束。
从9月15日到9月29日，短短两周时间里，发生了两次规模接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不仅仅是对警方维持社会秩序的挑战，也是对行动组织者智慧的考验。
在美国，行使集会权利的时间、地点、乃至范围以及行为模式都有清晰界定，确保集会权利和言论表达权利能够得到释放，而不至于影响社会运转。但美国的行动者们并不惧怕挑战法律，无论是未果的占领国会还是成功的占领街道，这都是违法的行为，但行动者为了将自己的声音和决心放到最大，依然无所畏惧。
对占领国会而言，真正挑战的是，立法者能否清晰地将集会权利和言论自由的释放，与社会秩序的稳定结合清晰而精密的规定下来。这些规则的清晰，也是各方权利义务清晰地边界，同时也能为警方执行自己的使命有很清晰的前提。而在规则之外，也就是警方维持现场秩序的能力。警方能否也在不侵犯集会权利与言论自由的情况下，精准而有效地防止社会秩序被破坏。
对比台湾的占领行动，约100多名“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的青年学生突破防守在台湾“立法院”警方防守，冲进“立法院”，完成占领。且不论台湾法律对此究竟如何规范的，对比美国警方逮捕了190名突破防线的年轻人，最终是台湾警方的防线被学生冲破，无论当时的学生违反了什么样的法律，为何警方维持现场秩序不力，竟然无人批评呢？
令人遐想的是，如果9月15日那天，示威者们真的冲进了国会，最终被批评和讨论的，难道是这些示威者们吗？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姚遥，法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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