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欧洲派示威者在被砸毁的列宁雕像的底座上摆放了一尊金马桶雕塑，象征罪恶的政权、贫富不公及腐败问题。）
埃德蒙·威尔逊相当具有欺骗性。《到芬兰车站》一书算是马克思主义史与共产主义实践史书目当中的常客，遂使我们想当然地以为，威尔逊亦属于自由主义阵营，会以客观偏右的立场，勾勒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至于实践的历程。然而，这我们就大错特错了。这本出版于1940年的名著，完全算不上客观立场的马克思主义史，而是把马克思列宁一干人等描写成希腊英雄的新《伊利亚特》——或更准确地说，是一封向列宁-托洛茨基示好的、寄自西方的情书。
这样的一封含情脉脉的情书，历经喀琅施塔得镇压、乌克兰骇人听闻的饥荒，直至斯大林叫人毛骨悚然的清洗和灭绝，依然能被西方主流学界接受，其源盖出于作者那恢弘的立论和精彩的文笔。他要讲给我们的，本是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面对这样一个繁复深奥的题目，他偏偏不畏艰难，从资产阶级史家——米什莱、勒南、丹纳——等人讲起。
1824年1月里的某一天，一位教哲学和历史的年轻法国教授，名叫儒勒·米什莱，他在一本书中的翻译注解里发现了乔万尼·维柯这个名字，有关维柯的资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页3）
他这样娓娓开场，甚至不屑于像荷马一样，始于戏剧性强烈的“阿喀琉斯的愤怒”。这简直需要比荷马更强大的驾驭能力！接下来，作者在第二部分写马克思及其周围的革命英豪，暗示革命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势必陷于混乱挫折，有如史诗中的帕特洛克罗斯之死；第三部分则全写列宁-托洛茨基的革命历程，明言革命实践塑造出的理论方能带来胜利，这才是革命的阿喀琉斯之战胜赫克托耳。
……我们知道，他（列宁）是所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最不相信先知判断的人。“理论的归纳现在全派不上用场。”他不久前才在《远方来信》中这样说。……“我们现在如果硬是以半生不熟的理论强套在当前复杂多端且迫在眉睫的革命实务上，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宁可把理论当作指导行动的参考。”（页406）
唯以这样的结构观之，我们方能感受到作品那史诗般的气势与感染力，悟得作者歌颂马克思主义实践与苏俄共产主义体制的勃勃热情。
我一再把《到芬兰车站》比作荷马史诗；其实体现作者非凡功力的尚不止结构上的恢弘，亦包括文笔的精妙。评论家多指出，他对《资本论》的概述颇有戏剧的文采；而他对书中各传主的描摹，也具有史诗的鲜活神韵。且不谈马克思、恩格斯这类着力刻画的主角（他对列宁的刻画反而颇为脸谱化，这个我们下面还会提到），即便巴枯宁，这种横行在神祇周围的杰出英雄，也显得来类似狂放不羁如阿喀琉斯、足智多谋如俄底修斯那一类人物。作者写他那种煽动革命的“魔鬼般的热情”：
赫尔岑说，有一次巴枯宁从巴黎到布拉格旅行，路上刚好碰到德国的农民在闹事，“他们在一座城堡周围喧哗不已，却不知下一步要怎么做，巴枯宁走下马车，当下立即弄清楚怎么回事，然后以最快速度将农民加以编组成军……不久，当他回去坐上马车时，整座城堡已经陷入一片火海中”。（页236）
以及写他死前那个充满柔情的段落：
突然间，他所有的诡计花招、所有的滔滔雄辩、所有的叛逆行径，都不见了，我们想起他如何脱离家庭，如何千辛万苦从西伯利亚脱逃出来。（页248）
读来都不能不令人大为动容。
然而，我们要知道，此书乃是一部红色史诗，是西方左翼知识人向苏俄体制所唱的赞歌。威尔逊的观点，与萧伯纳、罗曼·罗兰等人可谓异曲同工；不同的是他一直抱持着这种亲苏情感，甚至带到了二战期间。这样的情感，亦体现在他对马克思与列宁等人的刻画上：马克思作为思想家，其理论体系固然存在者颇多缺憾：
马克思在李嘉图和亚当·斯密身上找到这种原始概念的来源……马克思的说法似乎既是如此，但这显然不正确。（页259）……他认为所有价值皆来自工人，他努力创造理论来支撑他此一看法，却反而暴露了“唯物辩证法”的矛盾之处……（页261）
即便作为人，他亦非毫无缺点的神祇：
他永远自认高人一等，他不自觉的优越感更表现在他对同僚间不民主的态度上面，他有许多计划未能顺利付诸实行以至于破产，他全归咎于其他无产阶级同僚不肯听命于他……由于他生活上的贫困潦倒以及内心世界的挫折阻碍，他无法认同和谐博爱的世界的可能性，他不肯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能建立在友谊和互信的理性基础上面，因此，他无法相信当代世界可能有民主制度的存在，当然也就无法看出未来由一群未经训练的无产阶级所统治的世界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出现。（页282）
这样一个颇有缺点的人建构的具有致命弱点的体系，我们一定会预期，作者接下来要说：“这理论的实践必定是不完善的！”然而不！有缺点的神灵并不妨碍孕育出完美的先知！我们看他对列宁的歌颂，便能够感受到那种力透纸背的溢美：
高尔基说有一次他去看列宁，看到他桌子上摆着《战争与和平》，列宁……笑笑，往沙发上一坐，接着放低声音说：“像个巨人是吗？多么伟大的思想。在他之前，没有人像他那样在文学总把农民描写得那样真实的。”（页334）
娜杰日达说：“他[列宁]就是太过于重感情，才使得这些政治决裂事件叫人觉得那么难过。我记得第二次大会期间，我们发现……决裂已经无可避免时，弗拉基米尔真是难过到了极点，我们整夜坐在那里颤抖着。要不是那么重感情，他应该可以长命一点的。”（页347）
所有这些引文，或者来自高尔基，或者来自克鲁普斯卡娅，一例是经过苏联真理部核定发表的，放在书里便有一种虚假的气味直扑鼻子。即便是对苏俄体制的二号主角托洛茨基，他也只讲“不像马克思那样是具有原创性的伟大思想家，他也不像列宁那样是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人物，他甚至连伟大的反叛者都谈不上，他只是在一个风云际会的革命狂潮中躬逢其盛，在其中寻得了适当的立脚位置，然后一展长才”（页371），对这个刽子手在镇压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中的血腥措施轻描淡写而过，也丝毫没有被1937年莫斯科大审判对托洛茨基无端的指控扰乱了心胸。
然而现在我们知道，作者心中的这一切都是何等虚幻。在他写作此书的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已经与德国签约瓜分波兰，于是当世最大的法西斯国家和共产巨头秘密拉起了手。此时托洛茨基早亡命他乡，劈开他头颅的利斧已经悄然举起。
在苏联国内，大规模处决的硝烟慢慢消散，千百万无辜的人正在古拉格无声地被折磨而死。用不了多久，赫鲁晓夫便以一篇著名的秘密报告，引发了共产社会毁灭性的大地震。了解了这一切之后重读此书，我们不禁有一种穿越到古代的荒诞感：威尔逊先生，您作为历史学家的洞见在哪里？
我们赞美修昔底德、塔西佗这些史家，固然因为他们文采卓著，而更因为他们对历史惊人的洞见。他们处理的皆是当代史事，甚至他们亲身经历的史事，这却不妨碍他们鞭辟入里、高瞻远瞩。史家之任，即端在洞察世理、镜鉴人事；以西方史学传统绳之，威尔逊的著作虽则粲然可观，偏偏缺少了几分洞见。这算是“党派病”带给他的歹症候吧。
说到此书的大陆中译本，其源当出于台版，文采斐然，美妙可观。时下译著多半沦入魔道，此书仍保持颇高的翻译水平，殊可玩赏。江弱水先生的序言挥洒自如、大气磅礴，亦是当今难得的好文字。至于编辑方面的缺憾，主要便是散见全书的“理想主义”，显系“唯心主义”一词之误译，是一大错处。“喀琅施塔得”以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地，偏译作“克朗施塔特”，亦为不妥。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张晓辉 资深图书编辑、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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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芬兰车站：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
作者: [美] 埃德蒙·威尔逊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译者: 刘森尧
出版年: 2014-2
ISBN: 97875495354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