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十六国”中的后赵，是唯一由羯族建立的国家，也是继匈奴汉（后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之后，北方兴起的又一个大国。尽管这个王国的崛起，是开国君主石勒一手奠定的根基，但这个国家真正达到全盛，却是在第三代君主、石勒的侄子石虎任上的事。
由于石虎贪刑好杀，渔财好色，穷兵黩武，在历史上的名声可谓糟糕透顶，后赵立国前后不过32年，石虎死后更只存活了两年，石氏子孙、宗族，都死于后赵灭亡后的“灭胡”狂潮和中原混战，甚至一度强盛的羯族，也从此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销声匿迹，同时代其它国家的史官、文人，对这尊凶神的死自然是幸灾乐祸，弹冠相庆，断乎不会给什么好评价。更要命的是，两晋、十六国、南北朝的集中修史，是唐朝初年的事，偏偏唐高祖李渊的父亲名叫“李虎”。按照规矩，“虎”字都要避讳，“老虎”在此后几百年里都被叫做“大虫”，历史悠久的虎牢关也成了“武牢关”，原本名声狼藉的“闰朝暴君”石虎自也不能幸免。在唐太宗挂名，魏征、房玄龄等一大批历史名人领衔编纂的一系列正史中，都被改叫“石季龙”（石虎字季龙）。可想而知，连大名都被抹煞的这位暴君，原本就屈指可数的“正面事迹”，就更变得乏善可陈了。
石虎是暴君不假，但他在位15年，周遭列国对他个个切齿痛恨，朝中贵族、勋臣对他的“大赵天王”宝座也虎视眈眈，甚至他的太子也有两个谋反的，在这种到处都是敌人的险恶环境下他不仅让自己的王国生存下来，还将版图扩展到“十州之地”，成为强邻畏惧的“超级大国”；在他统治期间尽管连年征战，本人又好大喜功，大兴土木，生活豪奢，但国内社会秩序却基本保持了平稳安定，国家财政也并未因此崩溃，很显然，这一切，没有一定的才能、头脑、手腕和纲纪，是绝对做不到的。
石虎虽然为人粗暴，却能容忍臣下的率性直言。羌族大臣姚弋仲鲠直坦率，不仅经常批评石虎的施政失误，甚至连他管教儿子不当也照批不误。尽管有君臣之别，当众说话也会像熟人、朋友那样以“尔我”相称，对这样一个“刺儿头”，石虎却能坦诚相待，虚心接纳意见，甚至被骂得狗血淋头也不动怒，反倒给这位老将加官进爵，委以重任。后来这位老将终其一世都效忠后赵，甚至在石虎死后竭力为他复仇（要知道姚弋仲和石虎“非我族类”，且他的儿子姚襄、姚苌都是十六国时著名的“变色龙”，后者更直接建立了后秦国）；
氐族大臣蒲洪也曾多次劝阻石虎兴建宫殿，征发兵役、徭役，或无故攻打强邻，有时说话言辞尖刻，石虎听上去很不舒服，但他知道蒲洪的劝谏出于善意，即便不接纳其意见，也从不加以怪罪或惩罚，有人进谗言要他提防蒲洪，他却说“方倚其父子以取天下”，反倒“待之弥厚。这位蒲洪，便是后来统一北中国的前秦开国君主，起兵之初就不屑打出“晋臣”旗号，而要自立门户，志向不可谓不远大，但终石虎一世，他从未生过异心。他虽然嗜杀，却能善待归顺的人才和忠臣良将，鲜卑段氏的谋臣阳裕处心积虑帮助段氏对抗后赵，后来段氏战败逃亡，阳裕追随不及被俘，依然直言不屈，石虎非但不怪罪，反倒委以北平太守的重任。
自三国时代起，秦汉以来一直延续的御史中丞-御史这一检查体系，因九品中正制的盛行，遭到了彻底破坏。御史中丞、御史的官职虽然保留，却几乎成了标定官员级别的虚衔，原本具有的整肃纲纪，监督百僚只能，几乎荡然无存，以至于魏明帝曹睿上朝，看见大臣中有御史多名，竟不知“御史”是负责什么工作的官员。
十六国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国家普遍依靠本族勋贵打江山、坐江山，自然更不会对天生要和达官贵人过不去的御史台有多大兴趣。监察体系和御史诸官要么虚应故事，徒有其名，要么索性废弃不设。石虎却对御史体系兴趣盎然，后赵建武五年（公元339年），石虎因深感羯族贵戚贪腐严重，擅权横行，骄恣不法，就提拔殿中御史李巨为御史中丞，并任用了一大批精明能干的御史，对贵戚加以整肃，史书上称这番整肃一度令后赵这个马上王国“中外肃然”。考虑到“石季龙”在正史中一贯的“丑类”形象，这番赞许显然发自肺腑，也表明在整肃贪腐、特权，树立监察纲纪方面，石虎的确有其独到之处。他的儿子石斌在北方担任地方守备，因为沉湎打猎耽误政务，被幕僚张贺度等制止、劝谏，石斌不堪约束，企图谋杀张贺度，石虎得知后将石斌召回京城，“鞭之三百、免官归第”，还处死了其亲信十多人。这些做法，在“血统论”盛行、勋戚贵族不可一世的十六国时代，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甚至名声不错的后赵开国君主石勒，对“国人”（羯族贵族）欺压“赵人”（汉族国民）的做法也敢怒不敢言，惟恐颠覆同族根本，只能两头和稀泥了事，与之相比，石虎可高明得多了。
更难得的是，对于监察体系的重要性，石虎本人有深刻认识和系统总结。他在提拔李巨，取得纲纪整肃阶段性成果之余，曾欣喜地感慨“良臣如猛虎”，一旦建立完善的监察体系，且用人得当，就能“高步旷野而豺狼避路”，在反贪中取得高屋建瓴、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番总结即便在所谓“治世贤君”口中也很难听到，何况后赵这个“猜暴之国”和石虎这位“凶残暴君”呢？
然而尽管石虎非常卖力地致力于建立监察体系，整肃纲纪和抑制豪强，很多时候给人的感觉，也是不失勤勉和真诚，但他的后赵王国并未因此变成清平世界，甚至连苻坚时代前秦的成绩也远未达到，相反，却留下累累的“恶政”、“暴政”口碑、载记，这显然不可能都出自污蔑。
究其原因，是因为不论对“贪腐之虎”——勋戚豪强，或“反贪之虎”——御史台官员们而言，石虎是一只更大的“老虎”。
他的后赵王朝，归根结底还是建立在血统、族裔、门第基础上的贵族政权，亲属不同、贵贱不等的勋戚贵族，根据级别大小，享受等级不同的特权。这些特权甚至被石虎列入法律例令公然颁布实施，如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他下诏为自己、皇族和勋戚贵族们设立“女官”（妾），自己有女官二十四等，太子十二等，公侯九等，并“大发民女三万余人”，按上述级别分配。很显然，照这种“规章制度”，贪腐非但不能被肃清，反倒成了受保护的“皇家规矩”，而他这个君主则是最大的贪腐者。上梁不正下梁歪，君主拿了贪腐的大头，再完善的监察机制，又能起到几分作用？
他能力出众，精力过人，自视甚高，一心超过叔父石勒的功业，为此一方面不断发动吞并战争，试图以赫赫武功名垂青史，一面不断兴建“楼堂馆所”，且不计成本，只求富丽堂皇。不仅如此，他还是个既喜打猎、又好女色的人，曾下令全国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少女，都要经他本人挑选不中后，才允许出嫁。打仗和营造，自古至今都是开支大户，而无数不事生产，只供淫乐的后宫妇女，则是帝王时代最沉重的财政包袱，石虎这几样一应俱全，便只能靠增税、加赋等手段敛财。
史书记载，他曾因为缺钱、缺劳力，强令享有免役待遇的特权阶层“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参加服役，也曾为了出兵江南，下令全国丁壮每五人出车一乘、牛两头、米谷五十斛、绢十份，将许多百姓逼得卖儿卖女也无力支撑，甚至据说因为缺钱，把古代帝王将相的陵墓也盗挖了不少。很显然，在他的王国里，他本人就是最可怕、最贪婪的一只“老虎”。“大老虎”不倒，“小老虎”就算真的服帖，又于事何补？
正因为他是“大老虎”，他所豢养的御史“小老虎”，一方面充当整肃、监察贪腐的职责，另一方面却又充当“大老虎”的耳目爪牙，为他打压政敌、排斥异己。如此一来，便有不少并非真正贪官、庸官的“危险人物”，被以“反腐倡廉”的堂皇名义整肃掉。这些“小老虎”也有自己的爱憎好恶，自己的私欲，他们在“替大老虎咬人”之余，不免也会偷偷为自己多咬一块肉，这样你一口，他一口，加起来便是不小的一笔损耗。
更有甚者，这些“小老虎”不仅仅要忙整肃百僚的公务，还要忙“大老虎”的私务：他将中原大片土地辟为皇家猎场，让御史们负责监察猎场内鸟兽的繁殖情况，如有冒犯鸟兽者格杀勿论。这些“小老虎”得到这样一个弄权的良机，自然不用白不用，他们在广大的猎场范围内，但凡看见民间肥壮的牛马，甚至俊俏姑娘，就会将对方家人打成“犯兽犯”置之死地，将牛马美女攫取归己。
这些“小老虎”在石虎的“美女征集行动”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据说为了抢夺别人妻女，仅仅被御史们逼死的丈夫、父亲就有三千多人，而对于这些“不务正业”的纲纪监察官员，石虎这只“大老虎”却大加赞赏，光封为侯爵的就多达十二人，这样的“反贪机构”、“反腐官员”，就算再多、再齐整，又有什么用？
石虎的“抑制豪强权贵”，固然有反贪的考量，但更主要的目的，是专权和打压政敌。事实上对于他自己信得过的权贵，非但不抑制，反倒大力扶植。他即位当年，就让太子石邃“可尚书事”，成为朝臣中最有权势的人，石邃谋反死后，继任太子的石宣；他最宠爱的儿子石韬，也都被赋予极大的行政权、军事权和财权，以至于到了“君臣父子无别”的地步。
一方面，石虎很勤政，连郡守、县令的任免都要亲自过问；另一方面，这些被他宠信的子弟又享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特权。不仅如此，子弟们还将自己手中的权力，再“分包”给各自的亲信，如石邃就将很多权力转交给自己的保姆刘芝，令这个原本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一度可以“关预朝权”，变成了可以受纳贿赂、“求仕进者多出其门”的“女贪官”（她获得了宜城君的封号，“贪官”二字名副其实）。
反腐倡廉制度化、法制化，是廉政建设的基石和保证，但倘若这种制度、法制仍建立在人治基础上，甚至如石虎般“大老虎管制小老虎”，就很难发挥应有的效能，甚至沦为为虎作伥的工具。
作者：陶短房，知名专栏作家、评论人。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