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当小老虎碰上大老虎

“五胡十六国”中的后赵,是唯一由羯族建立的国家,也是继匈奴汉(后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之后,北方兴起的又一个大国。尽管这个王国的崛起,是开国君主石勒一手奠定的根基,但这个国家真正达到全盛,却是在第三代君主、石勒的侄子石虎任上的事。

由于石虎贪刑好杀,渔财好色,穷兵黩武,在历史上的名声可谓糟糕透顶,后赵立国前后不过32年,石虎死后更只存活了两年,石氏子孙、宗族,都死于后赵灭亡后的“灭胡”狂潮和中原混战,甚至一度强盛的羯族,也从此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销声匿迹,同时代其它国家的史官、文人,对这尊凶神的死自然是幸灾乐祸,弹冠相庆,断乎不会给什么好评价。更要命的是,两晋、十六国、南北朝的集中修史,是唐朝初年的事,偏偏唐高祖李渊的父亲名叫“李虎”。按照规矩,“虎”字都要避讳,“老虎”在此后几百年里都被叫做“大虫”,历史悠久的虎牢关也成了“武牢关”,原本名声狼藉的“闰朝暴君”石虎自也不能幸免。在唐太宗挂名,魏征、房玄龄等一大批历史名人领衔编纂的一系列正史中,都被改叫“石季龙”(石虎字季龙)。可想而知,连大名都被抹煞的这位暴君,原本就屈指可数的“正面事迹”,就更变得乏善可陈了。

石虎是暴君不假,但他在位15年,周遭列国对他个个切齿痛恨,朝中贵族、勋臣对他的“大赵天王”宝座也虎视眈眈,甚至他的太子也有两个谋反的,在这种到处都是敌人的险恶环境下他不仅让自己的王国生存下来,还将版图扩展到“十州之地”,成为强邻畏惧的“超级大国”;在他统治期间尽管连年征战,本人又好大喜功,大兴土木,生活豪奢,但国内社会秩序却基本保持了平稳安定,国家财政也并未因此崩溃,很显然,这一切,没有一定的才能、头脑、手腕和纲纪,是绝对做不到的。

石虎虽然为人粗暴,却能容忍臣下的率性直言。羌族大臣姚弋仲鲠直坦率,不仅经常批评石虎的施政失误,甚至连他管教儿子不当也照批不误。尽管有君臣之别,当众说话也会像熟人、朋友那样以“尔我”相称,对这样一个“刺儿头”,石虎却能坦诚相待,虚心接纳意见,甚至被骂得狗血淋头也不动怒,反倒给这位老将加官进爵,委以重任。后来这位老将终其一世都效忠后赵,甚至在石虎死后竭力为他复仇(要知道姚弋仲和石虎“非我族类”,且他的儿子姚襄、姚苌都是十六国时著名的“变色龙”,后者更直接建立了后秦国);

氐族大臣蒲洪也曾多次劝阻石虎兴建宫殿,征发兵役、徭役,或无故攻打强邻,有时说话言辞尖刻,石虎听上去很不舒服,但他知道蒲洪的劝谏出于善意,即便不接纳其意见,也从不加以怪罪或惩罚,有人进谗言要他提防蒲洪,他却说“方倚其父子以取天下”,反倒“待之弥厚。这位蒲洪,便是后来统一北中国的前秦开国君主,起兵之初就不屑打出“晋臣”旗号,而要自立门户,志向不可谓不远大,但终石虎一世,他从未生过异心。他虽然嗜杀,却能善待归顺的人才和忠臣良将,鲜卑段氏的谋臣阳裕处心积虑帮助段氏对抗后赵,后来段氏战败逃亡,阳裕追随不及被俘,依然直言不屈,石虎非但不怪罪,反倒委以北平太守的重任。

自三国时代起,秦汉以来一直延续的御史中丞-御史这一检查体系,因九品中正制的盛行,遭到了彻底破坏。御史中丞、御史的官职虽然保留,却几乎成了标定官员级别的虚衔,原本具有的整肃纲纪,监督百僚只能,几乎荡然无存,以至于魏明帝曹睿上朝,看见大臣中有御史多名,竟不知“御史”是负责什么工作的官员。

十六国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国家普遍依靠本族勋贵打江山、坐江山,自然更不会对天生要和达官贵人过不去的御史台有多大兴趣。监察体系和御史诸官要么虚应故事,徒有其名,要么索性废弃不设。石虎却对御史体系兴趣盎然,后赵建武五年(公元339年),石虎因深感羯族贵戚贪腐严重,擅权横行,骄恣不法,就提拔殿中御史李巨为御史中丞,并任用了一大批精明能干的御史,对贵戚加以整肃,史书上称这番整肃一度令后赵这个马上王国“中外肃然”。考虑到“石季龙”在正史中一贯的“丑类”形象,这番赞许显然发自肺腑,也表明在整肃贪腐、特权,树立监察纲纪方面,石虎的确有其独到之处。他的儿子石斌在北方担任地方守备,因为沉湎打猎耽误政务,被幕僚张贺度等制止、劝谏,石斌不堪约束,企图谋杀张贺度,石虎得知后将石斌召回京城,“鞭之三百、免官归第”,还处死了其亲信十多人。这些做法,在“血统论”盛行、勋戚贵族不可一世的十六国时代,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甚至名声不错的后赵开国君主石勒,对“国人”(羯族贵族)欺压“赵人”(汉族国民)的做法也敢怒不敢言,惟恐颠覆同族根本,只能两头和稀泥了事,与之相比,石虎可高明得多了。

更难得的是,对于监察体系的重要性,石虎本人有深刻认识和系统总结。他在提拔李巨,取得纲纪整肃阶段性成果之余,曾欣喜地感慨“良臣如猛虎”,一旦建立完善的监察体系,且用人得当,就能“高步旷野而豺狼避路”,在反贪中取得高屋建瓴、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番总结即便在所谓“治世贤君”口中也很难听到,何况后赵这个“猜暴之国”和石虎这位“凶残暴君”呢?

然而尽管石虎非常卖力地致力于建立监察体系,整肃纲纪和抑制豪强,很多时候给人的感觉,也是不失勤勉和真诚,但他的后赵王国并未因此变成清平世界,甚至连苻坚时代前秦的成绩也远未达到,相反,却留下累累的“恶政”、“暴政”口碑、载记,这显然不可能都出自污蔑。

究其原因,是因为不论对“贪腐之虎”——勋戚豪强,或“反贪之虎”——御史台官员们而言,石虎是一只更大的“老虎”。

他的后赵王朝,归根结底还是建立在血统、族裔、门第基础上的贵族政权,亲属不同、贵贱不等的勋戚贵族,根据级别大小,享受等级不同的特权。这些特权甚至被石虎列入法律例令公然颁布实施,如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他下诏为自己、皇族和勋戚贵族们设立“女官”(妾),自己有女官二十四等,太子十二等,公侯九等,并“大发民女三万余人”,按上述级别分配。很显然,照这种“规章制度”,贪腐非但不能被肃清,反倒成了受保护的“皇家规矩”,而他这个君主则是最大的贪腐者。上梁不正下梁歪,君主拿了贪腐的大头,再完善的监察机制,又能起到几分作用?

他能力出众,精力过人,自视甚高,一心超过叔父石勒的功业,为此一方面不断发动吞并战争,试图以赫赫武功名垂青史,一面不断兴建“楼堂馆所”,且不计成本,只求富丽堂皇。不仅如此,他还是个既喜打猎、又好女色的人,曾下令全国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少女,都要经他本人挑选不中后,才允许出嫁。打仗和营造,自古至今都是开支大户,而无数不事生产,只供淫乐的后宫妇女,则是帝王时代最沉重的财政包袱,石虎这几样一应俱全,便只能靠增税、加赋等手段敛财。

史书记载,他曾因为缺钱、缺劳力,强令享有免役待遇的特权阶层“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参加服役,也曾为了出兵江南,下令全国丁壮每五人出车一乘、牛两头、米谷五十斛、绢十份,将许多百姓逼得卖儿卖女也无力支撑,甚至据说因为缺钱,把古代帝王将相的陵墓也盗挖了不少。很显然,在他的王国里,他本人就是最可怕、最贪婪的一只“老虎”。“大老虎”不倒,“小老虎”就算真的服帖,又于事何补?

正因为他是“大老虎”,他所豢养的御史“小老虎”,一方面充当整肃、监察贪腐的职责,另一方面却又充当“大老虎”的耳目爪牙,为他打压政敌、排斥异己。如此一来,便有不少并非真正贪官、庸官的“危险人物”,被以“反腐倡廉”的堂皇名义整肃掉。这些“小老虎”也有自己的爱憎好恶,自己的私欲,他们在“替大老虎咬人”之余,不免也会偷偷为自己多咬一块肉,这样你一口,他一口,加起来便是不小的一笔损耗。

更有甚者,这些“小老虎”不仅仅要忙整肃百僚的公务,还要忙“大老虎”的私务:他将中原大片土地辟为皇家猎场,让御史们负责监察猎场内鸟兽的繁殖情况,如有冒犯鸟兽者格杀勿论。这些“小老虎”得到这样一个弄权的良机,自然不用白不用,他们在广大的猎场范围内,但凡看见民间肥壮的牛马,甚至俊俏姑娘,就会将对方家人打成“犯兽犯”置之死地,将牛马美女攫取归己。

这些“小老虎”在石虎的“美女征集行动”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据说为了抢夺别人妻女,仅仅被御史们逼死的丈夫、父亲就有三千多人,而对于这些“不务正业”的纲纪监察官员,石虎这只“大老虎”却大加赞赏,光封为侯爵的就多达十二人,这样的“反贪机构”、“反腐官员”,就算再多、再齐整,又有什么用?

石虎的“抑制豪强权贵”,固然有反贪的考量,但更主要的目的,是专权和打压政敌。事实上对于他自己信得过的权贵,非但不抑制,反倒大力扶植。他即位当年,就让太子石邃“可尚书事”,成为朝臣中最有权势的人,石邃谋反死后,继任太子的石宣;他最宠爱的儿子石韬,也都被赋予极大的行政权、军事权和财权,以至于到了“君臣父子无别”的地步。

一方面,石虎很勤政,连郡守、县令的任免都要亲自过问;另一方面,这些被他宠信的子弟又享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特权。不仅如此,子弟们还将自己手中的权力,再“分包”给各自的亲信,如石邃就将很多权力转交给自己的保姆刘芝,令这个原本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一度可以“关预朝权”,变成了可以受纳贿赂、“求仕进者多出其门”的“女贪官”(她获得了宜城君的封号,“贪官”二字名副其实)。

反腐倡廉制度化、法制化,是廉政建设的基石和保证,但倘若这种制度、法制仍建立在人治基础上,甚至如石虎般“大老虎管制小老虎”,就很难发挥应有的效能,甚至沦为为虎作伥的工具。

作者:陶短房,知名专栏作家、评论人。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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