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的所有权结构与企业高管的收入形成错位，这是容易导致腐败的一个重要诱因。还有，企业的市场运作极易造成利益输送灰色地带，更让部分贪腐者心怀侥幸。
据悉，从5月份开始，全国113家央企纪委书记已卸去兼职专司反腐，目前针对央企的反腐力量已增加至7支队伍。
毫无疑问，央企已成为中纪委反腐重要战场。去年以来，至少有14名央企高管被调查，反腐利剑指向石油、通信、电力等巨无霸央企，涉及诸多位高权重的央企负责人。这显示了中央反腐的决心和力度，同时也暴露出央企作为腐败重灾区的冰山一角。
央企成为腐败重灾区，其成因相对复杂，涉及企业结构、所有权、市场角色以及监督手段等各方面。央企具有的行政级别，以及央企所拥有的大量国有资源，使其具有权力寻租的巨大空间，这自不必多说。央企的所有权结构与企业高管的收入形成错位，这也是容易导致腐败的一个重要诱因。还有一个成因在于，企业的市场运作极易造成利益输送灰色地带，更让部分贪腐者心怀侥幸。举凡央企高管落马，莫不与上述因素紧密相关。监督不留死角，腐败才可能无所遁形。由于央企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在反腐问题上还需量体裁衣，为其“定制”一套针对性制度措施。目前针对央企的反腐动作调整，以及构建多达“七重门”的反腐队伍，其目的或在于此。
央企纪委书记（纪检组长）卸去兼职专司反腐，这是增强央企内部约束的必要举措。把央企纪委书记从其他事务性工作中脱离出来，除了可使其摆脱日常冗务纠缠，也是为了不让这个职务不和一些利益渠道发生关系。央企纪委书记兼任其他职务，等于手中握有一定事务处理权，而一旦手中有权，就可能与利益发生关系，进而可能被利益收买。因此，只有切断相关利益输送链条，央企纪委书记才能更好地履行职责，也才不会沦为内部监督的花瓶摆设。
在内部监督方面，央企的监事会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外部监督方面，包括中央巡视组、中纪委监察部第五纪检监察室、国资委、审计署以及社会监督，都是构筑央企反腐队伍的重要力量。其中，第五纪检监察室“对口”负责国资委和央企的监督执纪和办案，这是今年3月份中纪委机构改革调整的一大亮点。综而观之，针对央企的“七重门”，既涉及内部与外部监督，也涵括人事安排、日常业务、资金运作等各方面，可谓雷霆万钧，形同重兵把守。
那么，这多达“七重门”的约束与监督，能否锁住央企人员的腐败冲动？这里仍有让人感到担忧的地方。
近日，被立案调查的国有控股公司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董事长刘占滨跳楼自杀。有消息称，刘占滨被抢救期间曾反复说“我不想要，可不敢不要”。这番话让人浮想联翩。有舆论指出，这可能涉及企业天价营销费背后的腐败问题。但也可能是，在企业内部已经形成腐败部门化、寻租群体化，致使相关负责人不想腐、不敢腐却不能不腐。若涉及具有隐蔽性的营销腐败，或可从具体行为（是否从中获取个人利益）进行监督，但企业内部集体寻租现象怎么破，这或将成为央企反腐一个难点。
与党政机关不同，企业追求市场利益是正当诉求，哪怕是国企，也负有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因此，在加强央企反腐过程中，很可能遭遇这种悖论：不反腐只能坐视央企高管掏空国资，反腐则可能给央企带来惨遭损失。例如，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被调查后，华润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股价闻声下跌，造成重创。反腐重兵把守央企，这是民心所向，但如何更好地处理企业运作与监督的关系，这也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话说回来，这也表明了加强央企反腐力度的重要性。只有把反腐工作做在前面，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监督体系，才能形成360度无死角的反腐格局。只有监督不留死角，才能形成反腐的强大震慑力。也只有在强大的反腐力度震慑下，才能让央企人员哪怕是有腐败冲动，也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就此而论，遏制腐败的制度架构并不患多，患在叠床架屋、形同虚设，难以形成有效震慑力。
当前针对央企的反腐“七重门”，能否锁住央企人员的反腐冲动，关键也就要看这一点。
作者：魏英杰，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