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卢雁 王维佳
中共反腐倡廉正在走向细化。
近日，广东省纪委发出通知，要求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不准使用“老板”、“老大”等庸俗称呼。
此前，中央纪委网站设置“曝光台”，点名通报各地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件。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从4月8日开始的5周里，1300余名干部被曝光，涵盖了31个省区市，部分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国有企业。
对于目前一些干部出现的消极情绪，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戴焰军教授认为，当相关制度不断清晰、精细，干部对界限更明确，这种现象就会被克服。
近日，戴焰军接受了纸牌屋记者的专访。
纸牌屋：现在别说党内，师生之间“老板”、“老大”等称呼也十分普遍，这种称谓的庸俗化背后折射的是什么问题？投射到党内，会有什么坏影响？
戴焰军：党内称谓，体现的是党内关系。我们党规定党内要称同志，一是因为党员有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志同道合。二是因为党员在党内一律平等，没有地位上的高下之分，只有分工的不同。
但是这些年来，有些人在党内称同志已经开不了口了，还有人甚至把各种其他社会领域的称谓搬到党内，如“老板”、“老大”等等，这里改变的，绝不只是一个称谓，而是一种关系，说明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党内关系已经变了。这当然是不对的。
之所以有这种现象，首先是因为实际中一些地方或部门党组织内部的关系确实已经变了。解决这样的问题，绝不仅仅是要解决一个称谓问题，关键是要通过党内制度建设，先把实际中的党内关系理顺了。
纸牌屋：很多问题谈到最后都是制度，制度的实施关键在人。自从八项规定实施之后，一些官员比较懈怠，感觉现在还是少说少做，不要轻易表态，凡事支持就行……这样的心态，制度建设的动力恐怕不足。
戴焰军：这当然是不正常的。我想即使一些地方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一种阶段性的现象。
从十八大以后，中央相继出台一系列对于干部作风方面的要求和干部工作、生活待遇方面的规定，这是非常必要的，不如此不足以刹住那些目前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不足以取信于民。
当然，在作风等方面的规定，有一些还需要进一步细化，特别是需要在具体制度方面更为清晰、精细，随着制度不断的健全完善，干部对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的界限更明确，工作中奖勤罚懒、奖优罚劣体现得更为规范化，制度化，这种现象就会逐步得到克服。
同时，在这点上，对于那些有这种心态的干部来说，自身也需要通过学习，认真领会中央八项规定和其他规定的精神实质，领会中央加大反腐败力度，纠正各种不正之风的重要意义，克服各种消极情绪，积极肩负起自己应该肩负的责任。
纸牌屋：据说中央出八项规定，落实到地方，就成了“十六项规定”、“二十项规定”，您怎么看？
戴焰军：应该说，在“八项规定”出台以后，各地积极响应，并结合本地区情况作出自己的规定从总体上看是一个好的现象，说明中央的带头示范作用发挥了效应，也说明各地对于中央规定的重视。
如果中央作了规定，下面无动于衷，那倒是应该特别注意了。不过，地方的规定，一方面，要体现中央的精神，另一方面也必须合乎地方的实际，而且需要把中央的要求在地方工作中进一步具体化，不能简单地去套。现在，有的地方所做的规定可能还需要再细化。只有更为具体的要求，才能保证在工作中真正落到实处。
纸牌屋：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一些官员普遍反映很痛苦，不知道要怎么总结别人的缺点，查摆自己的问题。
戴焰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通过这种形式来解决我们目前在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当然，做什么事都需要动力，批评很多时候是要得罪人的，有些人可能就会问，我为什么要得罪人？
在这方面，我想，首先是一个责任心的问题，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敢于担当。我们的目的是把工作做好，对于那些不正确的东西如果不开展批评，任其发展，工作就做不好，所以，在责任心的驱使下，就会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其次，还要有制度要求，在目前尤其要健全党内生活制度。如果制度健全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能作为正常现象对待，那就没有你所讲到的某些官员现在的痛苦了。不管是责任心还是制度，这里都包含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那就是批评是出于公心。
纸牌屋：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一些现实问题，怎样避免这不是轰轰烈烈走过场？
戴焰军：现在，我们在全党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于密切党群关系，克服“四风”，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通过开展各种活动来解决问题，是我们党的一个传统，也可以说是一个优势。自然，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全面的、正确的理解。活动，作为一种手段和方式，都是有主题、时间和范围限定的，比如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按照中央的要求，就是到九月份。
但是，我们党联系群众是永久的。我们开展这样的活动，就是把它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让全体党员和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集中接受教育，查找工作中的问题，对照群众提出的要求和党章的相关规定，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不良作风，探寻解决问题的办法，并最终形成科学的制度，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长效机制。
所以，我认为，活动从来都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手段。问题解决的怎么样，关键是看最终形成的制度怎么样。随着制度越来越健全、越完善，我们工作的制度化、常态化程度越来越高，相应的活动肯定会越来越少。
纸牌屋：您觉得哪些方面可以制度化？
戴焰军：这个问题太大。可以制度化的方面很多，我不好一一列举。我只能说我们现在制度化需要重点解决好的一些问题。
这就是，第一，需要解决制度中各种规定的具体化和明确化的问题。制度最怕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如一般情况下如何、原则上如何等，凡是这种制度，很少有贯彻得好的。
第二，需要解决制度中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凡制度，都不仅要有相关规定，而且要明确如何保证这些规定落到实处的相关程序，如谁来执行，通过什么途径执行，执行的结果怎样检查、监督，不执行应该如何追究等等。没有这些程序，制度往往会走形式。
第三，需要解决制度中不统一的问题，使制度系统化。制度往往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就要前后衔接；制度往往都有若干方面的规定构成，这就要左右协调，特别是防止制度之间打架。
第四，需要解决制度的环境问题。这包括相关的体制、机制、组织、机构，甚至执行者的素质。现实中有些制度执行不好，问题就出在这些方面。
纸牌屋：那反腐是不是改革的一个抓手？
戴焰军：在一定程度上，反腐可以触动某些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削弱他们的势力，给他们警示，清除或克服改革的阻力，对改革产生促进作用。特别是反腐在制度层面的体现，如对权力进行必要的监督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本身就是改革的重要内容，所以，反腐和改革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纸牌屋：我们注意到，在中央深改小组中，纪律检查专项小组和党的建设专项小组分开设立，这里有什么讲究？
戴焰军：我想纪律检查不仅会涉及党内的问题，也会涉及党外的问题。这是一个原因。
再一个原因，党的建设一般来讲是正面建设，思想、作风、组织制度等方面，我们主要讲怎么发展党、健全党；纪律检查主要从另一方面，查处负面的东西。这两项有内在联系但工作侧重点不同，涉及的面也不一样，如反腐肃贪会涉及到国家司法程序，不是仅在党内就能解决的。
我觉得分别设立这两个小组是为了更突出纪律检查的地位和作用。更好地发挥纪律检查在反腐肃贪方面的作用。
纸牌屋：现在有时甚至天天都有各个层面的官员落马，有老百姓理所当然的认为如今是“一抓一个准”，反腐败的“度”该怎么掌握？
戴焰军：反腐败首先当然是有腐必反，有案必查。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一再强调的，也是我们党对反腐败的一贯原则。
至于你讲到的度，我不知道您是否指的是方法、手段或策略上的问题。比如，同样一个案子，放到什么时机去查更有利等，我想这在实际中可能会有一个权衡。包括在一个时间把重点放在哪些问题上，怎样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部门、重点岗位的问题等，这是反腐全局中操作层面的问题，这类问题的把握，应该以有利于反腐全局工作为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