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银行已“解密”,海外追贪有多远

一条瑞士的新闻让中国人看到了反腐新希望:世界最大的离岸金融中心瑞士承诺,将自动向其他国家交出外国人账户的详细资料。尽管前提条件是“所交换信息仅与税收目的有关”,中国媒体及广大受众仍期待着它能揪出外逃贪官。

  中国的海外追贪因此搭上国际便车了吗?

  美国和欧洲经验:发力在本国

英国《金融时报》5月7日的这条快讯,经由中新网传播,被国内几乎所有新闻类网站转载在显要位置。一条被顶了一万多次的跟帖是这样写的:“赶紧公布吧,把这些败类都拿到阳光下晒晒!!都把国库掏空了!卖国叛国的败类!”

在很多媒体都沉浸在普遍乐观情绪中时,某门户网站“今日话题”的专题作者丁阳指出,这次瑞士保密制度走向终结,美国当居头功;要想顺势反腐败,需要中国版FATCA;要想看到“中国贪官末日”,中国也须主动向瑞士等国施压。

美国的《海外反腐败法案》(FCPA)历经两次大修订,该法案成为一个非常“霸道”的法案。FCPA禁止任何美国人或者组织从事向国外公职人员或公司行贿的行为,无论该行为是否在美国境内,并且美国当局可以根据FCPA对被贿赂的外国公司和相关个人实施处罚。

此外,2010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另一个“霸道”法案——《海外账户纳税法案》(FATCA),这一法案直接让瑞士等避税天堂面临着极大压力。法案要求,居住在美国境外、在海外拥有20万美元以上资产的美国公民和持有美国绿卡的外国人,都需要向政府申报;匿海外资产拒不申报被视为有意逃税,一经查出会被处以高达5万美元的罚款,严重的还会被判刑。

所有想在美国经营的外国银行,都必须向美国国税局提供存款超过5万美元的美国公民账户信息,否则就会被视为与美国政府不合作,美国将会对其总收入征收30%惩罚性税收。

2012年,美国政府对瑞士最古老的私人银行威格林银行提出了税务诉讼。2013年1月威格林银行承认,曾协助美国公民在海外持有的12亿美元资产逃税,并向美国政府支付了5790万美元罚款,随后这家有着270年历史的银行被迫关闭。

在美国的攻势之下,德国、英国等饱受逃税之苦的欧洲国家也一改往日对瑞士银行保密制度的放任,开始不断对瑞士方面采取行动。多重压力之下,瑞士终于屈服,放弃了有数百年传统的保密制度。

如果中国也能展开如此强势的攻势,不仅外逃贪官及资金有望被追回,在国际公共事务上,亦可顺势增加话语权。

瑞士银行不“保密”能暴露多少贪官?

《新京报》5月8日提出了一个问题,学者陈在田分析:“现在瑞士银行表态不再‘保密’,之所以能在国内也引起巨大关注,重要原因就在于很多人将之视为反腐的利好消息。瑞士银行信息在打击逃税和反腐中的作用,此前已经被一再验证。比如前几年中国台湾方面,就曾到瑞士调查陈水扁的账户。尽管其将自动交换信息的范畴,限定在“税收”目的,但各国经验表明,严查偷漏税行为,就可以从中发现大量贪腐线索。”

文章沿续了大部分中国人搭便车式的反腐思路:应更积极主动利用瑞士银行的不“保密”原则。中国可以通过个案合作的方式,获取更多的客户信息;有关方面可按照法律程序,确保全面掌握涉贪官员的犯罪罪行。

按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卡尔领导的一项研究,在2002年到2011年这十年间,中国的非法资金外流数量位列榜首,约为1万亿美元。显然,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就是外逃贪官卷走的非法资金。这笔资金究竟有多少?

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商务部、公安部、审计署、中国社科院和中国人民银行等在不同时间发布的外逃贪官数量和涉案金额总计有九种版本。综合这些说法,外逃贪官数量在4000~18000人之间,涉案金额在400亿~8000亿人民币之间。形成对比的是,成绩单很可怜,自1998年至2008年4月,中国检察机关在国内外有关部门的协助下,“成功抓获了潜逃国外的贪官300多人。”

因此,美国和欧洲强力搭建的便车应该搭,但搭便车之外恐怕还有一些更耐人寻味的问题,比如,想不想搭便车?学者周濂早就说过,“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中国贪腐成本:贪160万判一年?

如果说上述数据太“宏观”,我们还可以来看看“微观”一点的数据。5月6日~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上,历史学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吴思披露了他对中国贪官成本的计算结果。

在专题报告中,吴思提到了他对贪官成本的计算。“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五千块钱立案,这是刑法规定的一道镇压线。实际上现在五千元的犯罪量太大,已经立不起了,镇压线挪到了五万块,但是五万块钱是对一般小偷,真正贪官污吏的镇压线还要更高。可以通过案例计算贪官污吏被捕概率,贪污的金额,贪污的刑期,计算出来的结果是,贪官付出一个生命年,就是关押一年镇压线的高度是160万元,镇压线如此之高,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贪官污吏如此之多。160万关一年,听说里面生活还不错,大家想想对你有没有诱惑?”

综上,美国及欧洲经验已经展示了一个可行的海外追贪机制,亦即通过立法和国际诉讼,对涉嫌藏纳非法资金的瑞士银行等机构,进行强力施压。而中国的外逃贪官及其卷走资金的宏观数据,呈现了海外追贪的大局。吴思的研究,揭示了微观层面的贪腐冲动及其成本。然而在制度建设和战略战术上,中国的海外反腐法案提上议事日程,不能再拖了。

新京报新媒体记者 陶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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