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上午，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被发现在办公室自杀身亡。这是最近三天媒体接连曝出的三起官员自杀事件之一，此外，在重庆“打黑”中立功的渝中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长周渝和浙江奉化市倒塌楼所属街道建设管理办副主任分别自杀身亡。
今天出版的《中国青年报》以此三件事为由头，盘点了2013年以来54名非正常官员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其中有23人是自杀，占到非正常死亡总人数的42.6%。这些自杀者中，8人跳楼自杀，其他自杀方式则包括自缢、烧炭、喝农药等。让人瞩目的是，“抑郁症”一直被官方宣布为官员自杀的最常见原因，比如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原总裁白中仁和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李伍峰。
一大早起来看新闻，中青报这则有关生命的分析报道，让笔者内心沉重，虽然死去的是官员，但毕竟是一个个逝去的生命。有言道：“好死不如赖活着。”当一个人决意要去，可见他对人生对这个社会已经多么的绝望。我相信，看到这样的新闻，内心沉重的一定不止我一个，可以说，频繁曝出的官员自杀现象，给整个中国社会都抹上了一道血色阴影。
从哲学的角度而言，自杀是人类社会一个必然现象，甚至是生命中的一种另类循环形式，但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自杀对死者家属和周围人通常产生极其消极的影响，套用那些自杀的官员所信奉的话语习惯来说，自杀是社会的“负能量”。而官员的自杀，则产生了更严重的消极效应。
基本可以肯定，那些自杀的官员，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而让人们难以理解的是，官方媒体常常宣扬，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但看到层出不穷的党员和官员自杀现象，我真的开始怀疑，“特殊材料论”到底是故意忽悠还是高级黑。
我所理解的特殊材料，要么是身体筋骨健壮刀枪不入，要么是思想纯洁不受腐蚀，要么是意志坚定自信乐观。可现实让我们看到，任何党员干部同样是血肉之躯而不是孙悟空，腐败狂潮则证明他们依然是凡夫俗子，自杀频发则显示出他们甚至比普通人更脆肉。
虽然官方资料对官员的自杀原因常常用“抑郁症”来解释，但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那多半是尴尬的瞒天过海之辞。因为，且不说官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至少相对于百姓来说，他们接受过更多的教育，拥有更多的信息，懂得更多的道理，有着更精彩的人生，不至于动不动就患上抑郁症，如果不是什么事情逼得他们走投无路，是断无自杀的理由。
在笔者看来，官员自杀的原因，至少不是“抑郁症”能够全部解释的。在那些人中，也许有个别人确实是精神疾患导致自杀，但更多的，要么是腐败暴露，要么是被情人或其他无法公开的隐私威胁，要么是有别的不可言说的原因。
根据中国刑法的规定，对死去的人不再进行刑事侦查。这对于那些贪官来说，其实是一种制度机会。有少数贪官，知道自己的腐败行为败露后，为了避免牢狱之灾和抄家之痛，干脆自杀，这样一来可以避免被继续调查，甚至逼得领导还装模作样给他评个工亡，二来可以保住贪贿所得，滋润家人。这种人，其实多半是真正的意志坚定者，他们为了钱，可以牺牲生命，所谓“牺牲我一个，幸福几代人”，就是指的这个。
当然也必须承认，有个别官员，确实由于工作压力大、官场人际关系紧张等因素导致精神疾患，并最终自杀。对于此类人，笔者在表示同情和惋惜等同时也想质疑：包括抑郁症在内，精神疾患是一个人严重不健康的表现，且这种不健康通常存续事件久，发展过程较长。对这些人，其上司和单位领导，为什么失察？为什么没有及时调整岗位？
这里实际上存在一个官场的潜规则——官员视权力如生命，即便真正患上抑郁症，也不愿意被公开更不愿意去职。而整个官场在这个潜规则支撑下，不会对患病官员采取组织措施，更不会公开有关信息。这样的做法，其实就是慢性杀人。
官员频繁自杀，暴露出中国官场很多问题，除了前述反腐制度漏洞和官场人事潜规则外，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整个官场缺乏人性化的因素和人文关怀。官员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冷冰冰的政治关系，官场内阿谀奉承成风、互相猜疑成性、尔虞我诈成型，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缺乏谅解、缺乏关怀、缺乏善意的监督与提醒。可以说，多数官员整天生活在虚伪逢迎、彼此算计之中。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中生存和成长起来的人，即便本不是特殊材料做的，最终也变成了另一种特殊的怪人。
从整个意义上说，官员频发的现象，值得整个中国官场高度重视，也值得广大纳税人警惕。对于官员而言，如何培育官场内的基本信任和人文情怀，让温暖的人本精神吹走冷冰冰的官场陋习，需要考虑改革唯权是上的官场价值观，而要做到这点，最重要的就是改革集权的政治制度，让每个官员都真正从内心认同并实践“公仆”理念，这样一来，官员就会像一家餐馆内的服务员那样，互相理解、互相扶持、互相温暖，而不是互相倾轧、互相争夺、互相猜疑。
对于纳税人来说，也要以各种方式警惕和抵制这种官场，因为，官场和官员就是我们纳税人聘任并供养的公仆，如果这个队伍中老是发生那些诸如自杀、贪腐等乱七八糟的事情而无所改善，是不是也该考虑换换“保姆”了？
原标题：官员为何频频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