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孝武帝刘骏在历史上是个耐人寻味的人物：原本他是宋文帝刘义隆儿子中较不受宠爱的一位，年纪轻轻就“屡出外藩”，被封为武陵王，派到地方上任职、领兵，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刘义隆的太子刘劭犯下重罪，刘义隆打算更换太子，考虑的多名替补人选中，竟没有身为第三子、已在地方上有所建树的刘骏。然而因祸得福的是，就在这一年刘劭发动政变，刘义隆被杀，原先的几位“替补太子”或蒙上“政治污点”，或因被刘劭拘束、牵制而无所作为，因不受宠而外放的刘骏却凭借手握的军事实力，和“为君父报仇”的“大义名分”，轻而易举地获得“讨逆”头功，名正言顺地登上了众人羡慕的皇帝宝座。
刘骏生于元嘉七年（公元430年），靠武力平叛并登上帝位时年仅23岁，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和风云变幻，能够凭借自身实力一举成功，又能在随后短短11年的统治时间，将手握重权、对帝位虎视眈眈的刘氏宗族和地方军阀一一荡平，终其一生确保皇位稳固，其个人能力是令人叹服的。站在刘劭一边参与叛乱的名将萧斌曾经感叹“南中郎（刘骏当时官号为南中郎将）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岂复可量”，这个来自敌人的褒奖，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由于长期身在外藩，做皇帝属于“半路出家”，和其他继位的帝王相比，刘骏对民间疾苦和官场弊端是比较熟悉和了解的。平定刘劭叛乱、登上皇位仅仅几天，他就派遣“大使”分赴各地州郡“巡省方俗”，这本是中国官僚体系中整顿地方吏治、澄清官场流弊的传统办法，也是比较行之有效的方法，西汉武帝刘彻依傍古制划分九州为监察区域，派遣刺史和绣衣直指使者进行巡查，所采取的正是这一思路。到了魏晋南朝，“州”已从监察区域演变成一级地方行政建制，刺史从监察官演变成地方行政长官，御史台一类的机构、御史一类的监察官职虽通常仍旧设立，却多半徒有名称，无法正常发挥监察作用，有时甚至沦为安插士族子弟“平流进取”的闲差。刘骏能敏锐地看到其中弊端，在即位之初、万机代理之际，便着手恢复地方监察职能，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即位仅两个月左右，他便下诏抚恤“百姓劳弊，徭赋尚繁”，号召宫廷和官僚机构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供张劳役，“供御服膳，减除游侈，水陆捕采，各顺时日”，注意抑制贵戚士族对平民山林湖沼的侵吞，此后又多次下诏恤民，包括减税、赈灾和豁免积欠债务等，且许多措施具体、周密，包括两次免除民间欠债、允许纳税人用“杂物”替代谷帛和钱币缴纳赋税，以及为促进商业发展，一度停止征收“道中杂税”（最后一次下达这类诏旨是大明八年（公元464年）二月，此时距离他去世已不到半年了。
他还大力整肃吏治，裁减了许多冗官、冗员，更在大明四年（公元460年）颁布诏书，主张对“力农之民”也“随才叙用”，这是曹操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帝王罕见地明确否定用官“出身论”的论调，是对“唯才是举”用人原则的久违的强调，如能切实推广，对澄清吏治、改善行政效率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照理说，这些措施、政策既有高屋建瓴，从制度上着手整顿的，也有贴近“地气”，直指民间疾苦的；涉及面上至士族、皇室贵戚乃至皇家，下至普通民众，既有关乎中枢的，也有顾及地方郡县的，加上皇帝年富力强，又有丰富地方行政经验，倘切实贯彻实施，对减少腐败现象，提高行政效率，改善吏治，都应起到积极作用，并收到一定的效果。
但事实却似乎恰恰相反。
记载刘宋历史的正史《宋书》，是齐梁之际由沈约等人奉诏编纂的，由于相去年份不远，且齐、梁两朝的更迭都存在所谓“禅代之讥”，通俗说就是有些“来路不正”，下诏者、编纂者和传主间难免有千丝万缕的瓜葛，因此在评价刘宋帝王时，不免束手束脚，谀辞较多和为尊者讳，是较为明显的硬伤。但即便这样的一本书，在评价刘骏的政绩时，也给出了很不客气的评语。在刘骏的《本纪》末尾，编者以“史臣曰”的口吻给上、中、下三等帝王列出了“评判标准”，上等是“役己以利天下”（自己辛苦，天下得利），中等是“利己以及万物”（自己吃肉，百姓喝汤），下等是“尽民命以自养”（折腾老百姓养肥自己），“史臣”一笔把刘骏扔进下等行列，斥为“桀纣之行”，说他“终之以乱”（这个评价严格说有点诛心，因为他本人寿终正寝，“乱”的是他的继承人、刘宋前废帝刘子业），对于一个一手打下江山，好歹“圆满毕业”的“中兴之主”而言，这样的评价，可以说低得不能再低了。
从纸面上看，刘骏在短短11年“任期”内，为澄清吏治，整肃贪腐，可谓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从第一刻操心到最后一刻，如何竟落到如此一个“差评”？
奥妙就在于，他的许多“反贪措施”，都停留在纸面上。
就拿裁减冗员来说吧，在位八年他多次对设置重复的中央和地方建制机构、侨置郡县进行裁撤，但总是一边裁撤一边增设，甚至刚裁又增，刚增又裁。“唯才是举”说起来头头是道，真正落实的却举不出几例，非贵戚士族出身的高官、要员数量既少，来源也很单一，或出身文书侧近，或靠军功起家（一般也只升到军主、幢主这样的中级军官“封顶”），如诏书中强调的“力农”而能“随才叙用”的，貌似仅停留在理论可能的层面。
减免赋税等惠民措施也大抵雷声大、雨点小（如豁免欠款，不过是因为这些积欠不论豁免与否也是根本收不回来的罢了），且同样朝令夕改，各地落实情况也很不平衡，其结果，尽管“给农民减负”的口号一喊再喊，刘宋一朝的民众负担仍然是各朝代中偏重的。
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刘骏的“反腐倡廉”是有私心的。
他裁撤冗员的第一刀，是对准太子属官的，其目的，则是惩于刘劭叛乱的前车之鉴，惟恐自己封的太子也给自己来个照猫画虎。此后的几次官制改革和“唯才是举”诏令颁布，则要么是拐着弯针对自己不喜欢的任职者，要么是出于猜忌、防范之心，削弱皇族、贵戚和诸侯们的权力地位，“反腐倡廉”只是为自己这些利己主义的政治机心，蒙上张“高大上”的虎皮罢了。
他的确喊过反奢侈浪费，下过减少不必要“楼堂馆所”建设的诏书，但这恰是十足的表面文章：史书记载，刘宋一代大规模的宫室营造，恰是从他这一代开始的，为此不惜将开国皇帝刘裕的寝宫推平重建。大臣袁顗对此忧心忡忡，特意设法安排这位皇帝参观刘裕生前居住的朴素居所，和使用过的寻常物件，这位却一撇嘴：“田舍公得此已为过矣”——他不就是个无赖出身的乡巴佬么？当然也就配用这样的东西。
当然，平心而论，他的一些改革措施无法落到实处，也是时代和客观条件所限，比如裁撤冗余政府机构、削减官员编制、唯才是举，在九品中正制仍被普遍视作理所当然的南朝，就很难得到官僚阶层的认同，当时甚至一些比较清廉、比较有政治头脑的官员，也对南朝几位皇帝提拔寒门近密充当中书监、令，成为官职不高、权力不小角色表示不满，认为这些“寒士”久贫乍富，多半会因此油然而生贪腐之念。在这种情况下，刘骏的改革进一步退两步，实属无可奈何。
减少赋税等措施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民心归附，这一点刘骏当然心知肚明。可刘宋王朝到了他这一代，因为此前的内战，让北朝趁机攫取了许多北方领土，论功行赏、战后恢复和清除政敌，又无一不是需要花钱、花大钱的地方，正因如此，刘骏在某处“施行善政”，就势必不得不在其它地方找补回来，比如，孝建元年（公元454年）他两度施行赈济，但同年发生刘义宣、臧质、鲁爽等在荆州、江州一带的大规模叛乱，导致财政告急，他只得在南徐州（侨置州，州治在今天的镇江）加征民租（此前这个侨置州从未收过民租，因为理论上南徐州居民大多是北方流亡过来的难民）救急。
他虽是皇子，但自幼不受父亲重视和宠爱，皇位得来有很大偶然、甚至侥幸因素，这一方面似乎让他产生一种混杂自卑和自尊的奇怪情结，行为举止千方百计表现自己的威严、高贵，另一方面也让他对兄弟、皇族产生极端的防范、猜忌心态，不论昔日争夺皇位的政敌，或大力支持自己登位的盟友，都要本能“留一手”。很显然，这一切都是需要花钱的，而且最好是无需经由体制和国库、自己就能随意度支的“小金库”。史书记载，这位堂堂皇帝到了晚年，居然没品到勒索上任、卸任地方官“私人奉献”的地步，倘人家“贡献”得少了，他还有更离谱的招数——逼对方和自己“小赌怡情”，然后毫不客气地把人家口袋里的钱都“赢”过来。
史书记载，刘骏“机警勇决，学问博恰，文章华敏”，据说在阅读章奏时能“一目七行俱下”，通俗地说，是个“辞足以文过，智足以饰非”，对敢于挑战自己权威和面子者既警惕又苛察的角色。这样的一个领导者，可以在纸面上推出并精心粉饰一整套看似无可挑剔的反腐机制、程序，却不会把这样一套机制、程序从纸面上真正落到实处——因为他本人不仅有利于这套机制、程序之外，且正是机制和程序最大的破坏者。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陶短房，知名专栏作家、评论人。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