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惠帝司马衷元康六年（公元296年），秦州、雍州（今天陕西、甘肃一带的关中地区）羌族、氐族等少数民族起兵反晋，推举氐族首领齐万年为皇帝，在关东地区和政府军鏖战四年之久，史称“齐万年之乱”。这次事变令魏晋两朝苦心经营，好容易有所恢复的关中经济、社会和生态受到极大破坏，也震撼了素来将这里视作根本的西晋朝野和世家大族们。
元康九年，西晋朝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将齐万年势力消灭，但世家大族们看到匈奴、鲜卑、羯族、氐族和羌族等“五胡”已深入关中、中原腹地，和汉族混居，感到十分恐惧不安，当时任太子洗马（辅佐皇太子的随员）的江统在这一年向朝廷上呈了一份题为《徙戎论》的建议书。在这份建议书里，江统把这些移居内地的“胡人”视作朝廷和社会的头等威胁、隐患，认为倘放任他们在内地繁衍生息，最终只会祸患无穷。在他看来，西晋“四海之广，士庶之富”都是世上首屈一指的，“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五胡”除了给国家和社会添乱，一点“正面效应”也不会产生。
因此，他认为，唯一一劳永逸的根本性解决方案，就只有“徙戎”，按他建议书中的说辞，就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说服“五胡”接受“遣返原籍”的处理，这样一来大家就都满意了。
在两晋、南北朝，乃至后世许多人看来，《徙戎论》的观点简直是高瞻远瞩，明智之极：正因为西晋朝廷没有采纳江统的“徙戎”建议，“不十年”后才会闹出“五胡乱华”的惨剧，关中和中原才会陷入200多年的反复战祸，导致人口锐减和社会结构毁灭。他们叹息江统人微言轻，更惋惜他运气欠佳（当时的皇帝司马衷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白痴皇帝，他的顶头上司——愍怀太子司马遹，又偏偏是把持朝政的皇后贾南风眼中钉），以至于如此具有远见卓识的高明建议，最终未被采纳。
果真如此么？《徙戎论》里的几个基本观点，其实都存在严重的逻辑问题。
首先，江统对“五胡”持有极大偏见和歧视，认为他们“狼子野心”、“非我族类”，不管怎样“教育引导”都不可能成为社会的正常成员，一言以蔽之，就是根本不讲理，这也正是他一门心思要“徙戎”的根本出发点（既然没用且有害，不赶走留着作甚）；可他也知道强行驱赶行不通，且更不讲理，因此提出要“申谕发遣”，说服、教育“五胡”心甘情愿、心情舒畅地走人——既给人贴上“蛮不讲理”的标签，又希望人家“讲理地回流”，岂不是自相矛盾的笑话？
其次，《徙戎论》中遣返“五胡”的依据，是“五胡”对朝廷无用，他们进入关中、中原纯属无理取闹，让他们打包走人对大家都好，这和事实可谓大相径庭。从汉末到魏晋，“五胡”就是朝廷重要的兵源，如匈奴、鲜卑出产骑兵劲旅，青羌、巴氐则是当时威力强大的特种兵——盾牌兵和弩兵的“专供”，流落到关中略阳等地，闹出齐万年之乱的氐族人，原本居住在蜀汉巴西郡宕渠县（今四川渠县），是蜀汉灭亡后被实际执掌曹魏政权的后来西晋皇族——司马氏强行迁徙到关中的，之所以如此，恰是因为他们“有用”，随后的八王之乱中，争权夺利的各派皇族都拉拢了少数民族“外援”，而西晋灭亡、东晋偏安江左后，残留在北方的少数西晋地方官，也是依靠鲜卑段氏、慕容氏等的支持，才又坚持了十几年之久，其中鲜卑族段氏的一枝——段匹磾部，更是坚持到最后的西晋北方藩镇。“五胡”进入关中、中原等地，也不是“吃饱了撑的”，除了前述因为“有用”被强行迁徙者外，许多都是因为原住地发生大饥荒等灾祸，如齐万年之祸之所以闹大，就是因为关中连续数年的大旱和瘟疫，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五胡”还是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心甘情愿、心情舒畅”地回老家等死。
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事实上，“徙戎”是真的实施了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西晋的天下大乱，导火索恰是一次拙劣的“徙戎”实践。
前面谈到，齐万年之乱的背景之一，是关中大饥荒、大瘟疫。战事虽告一段落，饥荒和瘟疫却愈演愈烈，和齐万年同属氐族的李特等人不得不率领部落返回巴氐故地——汉中和蜀地求生。从元康八年到永康二年（公元301年），短短三年间，这批巴氐人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徙戎”：一次是在侍御史李苾安排下，从汉中经剑阁栈道进入蜀地“就食”；第二次是被西晋蜀地最高地方官罗尚（平西将军、益州刺史）迫令，必须在永康二年阴历七月从蜀中“徙”回略阳故地。
这两次“徙戎”完全契合江统的理论化模型：第一次“徙戎”时，关中形势不稳，李特等部落虽然并未造反，毕竟和齐万年是“同类”，让他们饥肠辘辘地在关中这一战略腹地横冲直撞，显然不利于“安定团结大局”，让他们迁徙到“老家”——相对关中要偏僻、次要得多，又相对富庶的蜀地，可以暂时让彼此相安无事；第二次“徙戎”时，关中形势已安定下来，蜀中却刚刚发生了赵廞叛乱，虽然叛乱很快失败，且李特等站在朝廷一边立下战功，但对于朝廷和将蜀中视作自己禁脔的罗尚等益州、梁州地方官而言，这些有“前科”的巴氐人留在易守难攻、天高皇帝远的蜀中实在太令人放心不下，还是让他们再“徙”回“第二故乡”略阳拉倒。
然而意在解决问题的两次“徙戎”，最终反倒制造出更大的问题：第一次“徙戎”让巴氐人顺利通过蜀道天险，重返梦寐以求、却一直回不去的故乡；第二次“徙戎”直接让原本是朝廷支持者的李氏巴氐部落，“天下未乱蜀先乱”，蜀地也因此成为“五胡乱华”的序幕舞台。症结的关键，是每次“徙”的环节上，都出现了贪腐的“肠梗阻”。
第一次“徙戎”的关键人物，是被朝廷派来考察流民情况的侍御史李苾，这位侍御史索贿、受贿，在李特部落中大捞一笔后打道回府，成功说服朝廷改变初衷，将原先规划的“汉中安置”变为“允许徙蜀”，令巴氐部落成功通过此前望门兴叹的剑阁险道；
第二次“徙戎”的关键人物，是蜀中的大小地方官，尤其是最高地方官平西将军罗尚，和他所信用的头号幕僚——广汉太守辛冉。
史书记载，罗尚等人贪图平息赵廞叛乱的功劳封赏，不愿让李特等人分享，就克扣朝廷分配给巴氐人的赏赐，并勒令李特等“回流”略阳。在“徙戎”过程中，他们一方面向巴氐部落索贿，得到贿赂后就任意推迟迁徙期限，另一方面又贪图巴氐人财富，在从蜀地通往关中的各栈道口设立关卡大肆搜刮，甚至为了“分浮财”，打算偷袭暗算李特等巴氐首领。事实上，他们也的确这么做了，结果却让蜀地成为“五胡乱华”的第一个“重灾区”。
第二次“徙戎”的祸首是贪腐，那么究竟是谁在贪腐？辛冉等人说是罗尚。早在当时，他们就抱怨罗尚“贪而无断，日复一日”，并认为罗尚的贪腐和优柔寡断，是酿成蜀中祸端的症结所在。
这种说法似乎有根有据。《华阳国志》和《晋书》中都记载，蜀中人当时指责罗尚“所爱非邪则佞，所憎非忠则正”、“富拟鲁卫，家成市里”、“贪成豺狼，无复极已”。
但也有人说是辛冉。许多记载显示，罗尚在收受李特贿赂后，原本放宽了巴氐人迁徙的期限，而一心要对巴氐人“打土豪、分浮财”的辛冉等再三不肯，设卡盘剥的主意其实是辛冉所出，导致蜀中大乱的暗算李特部落事件，更是辛冉在罗尚与李特经中间人调停达成妥协后，背着罗尚偷偷进行的。此人早在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就曾收受贿赂，说情宽纵了横征暴敛，激怒羌族、氐族部落导致关中大祸的孙秀，可谓贪腐前科累累。
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却都不完整：在前后三年、两次围绕蜀地的迁徙中，贪腐行为渗透到从朝官到地方官，每一个必经的官僚流程环节中。
最初决策首次“徙戎”的李苾，是朝廷特派的使者，和巴氐人打交道、处理蜀中事务，属于一次性的“出差”，结果，他抓住有利时机成功贪腐自肥，却不惜变更原本更妥善的、朝廷既定的汉中安置方案，纵巴氐人入蜀。
李特部落在巴氐部落中属于既得利益阶层，和朝廷关系密切，此前也一直以恭顺面目出现，但这支能征善战部落的入蜀，却引起当时蜀中最高地方官——益州刺史赵廞的私欲大膨胀，后者先利用巴氐人谋求割据，又畏惧李特兄弟的能力和巴氐部落的势力，暗害了李特的弟弟李庠，最终因自己的野心和对权势的贪念，让蜀中遭罹一番战祸劫难。
赵廞叛乱被杀，新任益州刺史、平西将军罗尚及其辅佐辛冉、王敦等成为坐收渔利者，而李特和巴氐人也阴差阳错，做了朝廷的平叛功臣，若处置得宜，原本可以是皆大欢喜的结局，考虑到此时“八王之乱”业已开始，罗尚、辛冉等人为了贪恋巴氐流民一点点封赏、浮财，不怕激变，不惜朝令夕改，可谓既贪且愚。
李特和巴氐人被激变起兵，他们是流徙的“客民”，在蜀中只待了3年，纵有浮财，却也必然要取给地方（由此也可知罗尚等人的贪婪到了何等“不挑食”地步），虽然史书上说“号令尚严”，但军纪大约也好不到哪里去。可即便如此，《晋书》中也有“罗尚贪残为百姓患”、“李特尚可，罗尚杀我，平西将军，反更为祸”的评价和当时蜀中民谣记载，足见在时人心目中，蜀中地方官的贪腐残暴，实在是一丘之貉，不分彼此，身为蜀中军政最高官员的罗尚，自然要负最大责任。而这位“罗侯”激变巴氐部落，祸乱天下于前，兵败蜀中、丢失自己的治所成都于后，却仍被苟安于建康的东晋朝廷加官晋爵，慰勉有加，就更让人无话可说了。
回到江统《徙戎论》上，看了蜀中的这一幕，还会为这位老兄的“高见”未能实施而惋惜么？
在整个官僚系统既贪腐又颟顸，各级官吏目光短浅，为贪小利不顾大祸临头的现实背景下，倘李特式的“徙戎”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实施，更加人多势众、分布更广的“五胡”各部，势必在迁徙的每一环节，遭逢一个又一个的李苾、赵廞、罗尚、辛冉，其后果，除了让祸乱来得更早、更惨烈，还能有别的什么结果么？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陶短房，知名专栏作家、评论人。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