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红包引发“微腐败”

春节前后，微信上最流行的当然就是“微信红包”。有数据显示，除夕当天就有几百万人投身其中，有“一大撮”人乐此不疲。据说，抢红包比较多的有收了几百个，金额万儿八千的不在话下。至于那些定向收红包的，恐怕个数不多，但金额却不会少。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报道说：在中央八项规定的整治下，不仅官场往年的春节送礼歪风开始肃清，民间人情送礼亦悄然改变，节俭蔚然成风，物美价廉的土特产和健康养生的商品成为走亲访友送礼及孝敬父母长辈的主流，往年流行的烟酒珠宝等奢侈品乏人问津。

这样的景象，中央一年多连续出台的十几条“禁令”功不可没，但是，如何让廉洁之风持续有效会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因为在这个节点之上的送礼之风减少，并不意味着它真正衰减，也可能变换了方式，或者从“地上”变成“地下”。

笔者不禁联想，如果微信红包和不正之风结合起来，岂不是会引发一种新型的“微腐败”。比如给官员送上几个微信红包，这比拎着大包小包礼物登门拜访要轻松便捷得多。也许微信红包金额或许不会太多，但是可以绵延不绝，其形式会有相当的隐蔽性，并且将法律风险化整为零。

当然，有人会说，微信红包不宜巨额行贿，因为每次红包金额的上限是200员，要送一个万元红包，非要操作50次才行。当然，这是事实，或许这也是腾讯公司老谋深算的一个地方。但是换一个角度思考，就会发现，这种限额本身刚好满足了那些介于人情和行贿之间的灰色需求。

因为对于很多节日送礼人而言，并不是急于办大事送礼，而是维持日常的关系，一年到头用千元左右维系一种关系，这种成本可以接受。微信红包只是作为维持官商人情关系的方式之一，它只能是“怡情之举”，真要批一个工程、办一个项目，那恐怕还是需要拎着古玩珍宝、真金白银前去。

对于现代家庭而言，越来越注意隐私，尤其在城市里，如果不是特别熟悉，不太可能了解到一个官员的家门，即便同事多年，也未必知道你的同事住在哪栋楼哪个房间。平常日子里，要想维护关系，大抵是吃喝玩乐，外面约了一个地方。但是春节里不上班，约出门喝茶吃饭容易赤裸裸，而且还不容易安排，禁令多麻烦也会很多。

在这种背景下，微信红包可能就为这种人情带来极大便利，你不容易打听到官员的住处，甚至也不方便登门，但是加个微信好友却简单得多。请一个官员吃饭，如果人数三五个，人均二三百，即便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也还是说得过去。而微信红包则可以把一顿饭简化成一个红包收入囊中，更大的好处在于，早中晚的宴请，一天也就三顿饭，还要多出奔波，微信红包则不限于此，一天收一百顿饭的红包也不在话下。

尤其精妙的在于，红包一次最多两百，这个限额能够极大地放松官员收礼的戒备心理，也大大减轻了送礼人的负担，双门的门槛都大为降低。微信红包的妙处还在于，当你收了第一个红包，就不会拒绝第二个红包，而且不收红包的时候，并不知道红包多少钱。因为红包不能直接退还，如果要退还，就得另外包一个红包送回去，但此时的送礼者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再点开红包，三天之后，这钱还是退回自己的卡里。

微信红包问世不过2周，虽然短期再火的春节氛围不在，但是一年之中各种节日恐怕不少，包括官员及家人生日、儿童节、重阳节、妇女节给官员及家属送个小红包，一年下来，这个金额未必是少数。尤其是，当微信红包用户越来越多，这种化整为零的行贿送礼可能风靡一时。它的单次金额不高，但次数频繁，而且密切了双方关系，腐败会更具隐蔽性。

当然，有人会说，由于红包需要绑定实名银行卡，所以官员不敢这么明显地收礼。但更大的问题在于，微信是不容易真正做到实名认证的，匿名手机号和一个挂名账号，送红包和收红包之间都会形成某种默契。由于金额并不大，而参与人群众多，这种腐败可能会覆盖面极广，而无法监控。

纪检部门想从腾讯公司获得信息一个个查验这些海量数据几乎不可能。即便查出有利益输送，由于一些滥用职权的行为有相当的滞后性，要想证明一年前的红包对一年后的政府决策有多少必然关系并不容易。对于现有的纪检机构而言，他们恐怕很难有人力物力去监控这个庞大的交易体系。

还有一个情况，那就是行贿中间人或者斡旋贿赂情况会盛行。或许官员和商人并不会见面，甚至微信上都不是好友，但是在第三人拉入一个微信群中，心知肚明的互抢几个红包，当然，各自装入红包的金额会有不同。抢过几回红包之后，这个群解散。这样抢红包的数据会保存多长时间不确定。

通过第三方接收微信红包再行净化，这样的灰色收入将会源源不断流进官员口袋。现在，这样玩微信红包的官员不会是高官，对他们而言，这都是蝇头小利。但是七百万公务员如果都参与进来，这就可能是引发一种恐怖的效应。如果说现在盛行的腐败案件都是老虎和苍蝇，那么微信红包很可能形成蚂蚁似的微型腐败，而千里之堤，则会毁于蚁穴。

来源：一财网    作者：禅宗七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