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飞君
温州车改一年来，波及超过1.2万名公职人员，却也得到该群体的普遍认可，这跟它“交通补贴过高”不无关系。根据规定，按职务和工作量不同，从科员到正处级干部，可获补贴300元到3100元不等，而这3100元的全国最高车补，比杭州市正处级干部的车补多了800元。（11月28日《第一财经日报》）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近日印发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明确规定改革公务用车实物配给方式，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保留必要的执法执勤、机要通信、应急和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及按规定配备的其他车辆，普通公务出行实行社会化提供，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不难看出，此举带来的最大的结果就是公务用车的数量将会大幅度削减。然而削减的背后，正常履职情况下的公务交通补贴的问题就又亟需解决。
不可否认，以发放补贴的方式取消掉公务用车，为缩减“三公经费”的支出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因为据权威估计，每少一部公车至少能为国家节省8万元的支出。假设成千上万部的公车全部取消，那所能节约下来的“三公经费”将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如此，既符合了中央厉行节约的规定，也有效防止车轮腐败，堪称顺应民意的重大举措。
然而，发放“车补”的“度”这一新问题就成为了现在所面临的难题。在制定公务交通补贴时，除了要让涉及公车改革的官员基本满意，还要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二者几乎是相辅相成，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的支持，我们的公车改革便将会面临巨大的阻力。所以眼下，如何权衡“车补”的“度”成为公车改革的关键所在。
众所周知，温州是实行车补的“先驱”，在温州车改中，最高档的3100元补贴，是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三倍，因此许多人认为其“过高”，质疑所谓的车补成为了公职人员“隐形福利”。甚至还有一些地方官员借公车改革之机，随意制定车补标准，打着“合理合法”的幌子中饱私囊。如此一来，度之内则为节约，度之上就成为了腐败。过“度”发放不但没有达到公车改革的初衷，反而还滋生了新的腐败，得不偿失。
在笔者看来，由于全国各地在城市面积、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等方面差距甚大，进而导致公务出行的成本有所不同。所以相对于某种定额下的“一刀切”，探索根据各地人均收入水平来制定统一 的“公车补贴”计算公示显得更为科学。如此为之，不但更具有实际操作意义，也能让老百姓看明白，便于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