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让“株连”当做管理推进的突破口

今年5月以来,蒋开松和亲人们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母亲不认这个儿子,伯父想打侄儿,妻子向法院起诉离婚。更让蒋开松不能接受的是,10月28日在绥宁县城市建设推进大会上,他被公开宣布停职。绥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公开表示,“(蒋开松)抽调到项目指挥部,协助做腾地工作。”(法制周报 11月26日)

仅仅因为一块152平米的土地位于政府相关项目规划用地范围内,而亲人拒绝货币补偿以后,将该官员停职处理,进而抽调项目指挥部,专项处理腾地工作。面对着工作停职、亲人反目、妻离子散的辛酸结局,笔者实在难以想象到底当地政府行政处事逻辑源于何处?在这游离于合法范围内的“株连式”拆迁的背后,折射而出的是当地管理认知的错位。

从报道中不难发现,该土地引发的争论焦点在于当事人亲属拒绝货币补偿,而希望安置补偿。既然该土地在当地政府眼中是为如此之重要,不能不得到,为何当地政府还要一味的继续坚持货币补偿,难道就不知道变通?如此坚持自我而忽略民意的背后到底是因为群众的漫天要价还是因为在当地政府心中压根从未真正将民意放之于心,单纯的认为政府的决策就代表着一切,代表着公平正义。

更为让人感到荒谬的是,蒋开松早已被相关部门进行告诫“如果劝导没有实际效果,他会被停职”。当此等类似于威胁的话语变成现实之时,笔者实在难以想象到底该官员犯下何等“滔天大罪”需要停职处理,难道仅仅是因为那一层亲戚的关系?笔者从未否认蒋开松作为政府官员应当积极拥护支持政府决策,但这应当有一定的范围,而不应当将所有的责任全部归结于一个人身上,进而不惜下手“惩戒”,如此作为,是否太过于让人感觉到粗暴与蛮横?

总而言之,我们无处去指着当地政府如此做法无法无纪,毕竟可以仅凭一句正常工作调动就将所有问题变为正常合理。但我们应当发现,此等“株连式”的拆迁方式太过于绑架亲情,以一种胁迫式的行政作为逼人就范,无异于强拆,太过令人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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